 编者按：新安画派、黄山画派崛起于清初，他们钟情山水，师法自然。尤为可贵的是作品蕴含的内在人格精神和独特艺术品格，具有深刻的人生启示意义和强烈的审美感染力。由此重新摆正了绘画艺术的源与流关系，把中国山水画从低谷推向新的高峰。 黄山，在中国的山水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曾孕育了新安画派、黄山画派，有“中国山水画的摇篮”之称。 “黄山享有如此盛誉，功在一代代艺术大师们，他们潜心体味黄山真景，把‘天造的仙境’绘成纸上丹青，传播天下。 ”黄山书画院秘书长关德军说。 清初的中国山水画坛临古、仿古成风，代表人物为“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其艺术思想受到皇帝认可和提倡，“四王”遂以正统地位一统山水画天下。 “新安画派、黄山画派师古人更师造化，倡导‘搜尽奇峰打草稿’，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一洗当时临古、仿古的流弊，重新摆正了绘画艺术的源与流的关系。 ”关德军介绍，新安画派与黄山画派崛起一地、同时成名，其艺术溯源至今尚存争议，但两者有分有合、相互影响。新安画派主要由徽州籍本土画家组成，创作素材包括黄山在内的徽州山山水水;黄山画派则不限籍贯，且以黄山为主要创作素材。比如石涛、梅清、渐江被称为黄山画派三巨子，但渐江同时又是新安画派的领袖，他的诗“敢言天地是吾师，万壑千岩独杖黎，梦想富春居士好，并无一段入蕃蓠”，或许道出了新安画派与黄山画派共同的艺术追求。 清时的徽州画坛独树一帜、名家辈出，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厚重的人文积淀。关德军认为有三个因素值得重点观察：一是明末清初政权更迭、民族矛盾加剧，偏居一隅的徽州诸多画家愤世嫉俗、孤傲清高，“气节”成了他们的艺术灵魂，画作讲究抒写性灵，提倡气韵超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二是厚重的徽文化积淀，特别是徽州篆刻、徽派雕刻、徽派版画等艺术，推动了当地画坛艺术风格的创新;文房四宝安徽尽出，徽州占其三，南唐时的澄心堂纸、李廷圭墨以及歙砚，一直被历代书画家视为珍品。而徽商的繁荣，不仅为当地画派的兴起奠定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也推动了新安画派、黄山画派的传播，促进了与其他画派的交流。三是徽州以黄山、白岳、新安江为代表的自然美景，为当地画派的崛起提供了不尽的源泉。无论是新安画派还是黄山画派，都以爱黄山、游黄山、画黄山为主要艺术实践，黄山成了联系各地画家的主要纽带。 “黄山哺育了各个时代的许多艺术家，艺术家们又赋予黄山以艺术的生命。 ”关德军介绍，有“南黄(宾虹)北齐(白石)之称的艺术大师黄宾虹，一生九上黄山，自称“黄山山中人”，还亲手编辑了《黄山画家源流考》一书;中国画大师张大千曾数上黄山，出版了《张大千黄山画册》，并刻有“两到黄山绝顶人”等印章;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曾十上黄山，也专门刻了一方印：“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我是黄山友”。 新安画派和黄山画派不断从自然山水中吸取养份，以凝重简练的笔墨、明快秀丽的构图和清高悲壮的风格、深沉宏达的旨意，在中国山水画坛独树一帜，也给扬州画派、海派绘画等流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关德军举例说，“扬州八怪”中年纪最长的汪士慎和年龄最小的罗聘都是徽州人，被扬州画派推为先驱和奠基者的石涛，也是在黄山成长起来的画家，有人评价石涛“他上黄山成为黄山诸画派成员之一，下黄山即开创了扬州诸画派”。虚谷是公认的海派绘画旗帜性人物，而他恰是徽州歙县人，青少年时受新安、扬州两地崇画遗风的影响，酷喜绘画，尤爱渐江、查士标的作品，至于黄宾虹在近现代海派画坛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是无需赘言。关德军介绍，新安画派、黄山画派还深深地影响了景德镇的陶瓷绘画艺术，景德镇陶瓷绘画艺术中的浅绛彩就是徽州画家首创的。 学者郭因曾评价新安画家“都受徽州好山好水的熏陶，都受徽州文化的滋养，都爱描绘家乡山水特别是黄山景色，都接受了传统文人画特别是元代山水画家的深刻影响，都善于广泛吸收营养，增厚自己的文化底蕴，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高尚情操，作品都有一种萧散疏简、清逸冷寂的基本风格，都处于非主流地位，都有一种敢于创新、绝不媚俗的精神。 ”或许，无论是新安画派还是黄山画派，之所以能超越时空局限而产生巨大的影响，关键就在于内在人格精神和独特艺术品格，具有深刻的人生启示意义和强烈的审美感染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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