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何永炎 国学启蒙读本《三字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反映了中国人向善的膜拜。 其实，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古往今来争论不休。西哲亚里士多德说过：“有人天生就是奴隶……而奴隶只是一种工具，并不是人。”但是他又说：“当人的善的本性，亦即理性超越统御恶的本性时，人才是高尚的人，伟大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类和世界的人。” 中国西汉的扬雄、东汉的王充对此也有比较全面的回答。扬雄在《修身》篇中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圣人，修其恶则为恶人。”王充在其《论衡·本性篇》中指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 由此可见，人性之善与恶与后天养成有很大关系，不能绝对化。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都有片面性。因为他们都不懂得（两千多年前不懂得不可苛求）人的天然的具有科学思维的大脑组织结构。人的善恶观念还是由此而生的。其根源除了知识一面的界定，还有感情、性格一面的界定。现代科学表明，人有善恶基因，有善心有道德感的生理机能。其中有是非观念，感同身受的悲悯，公平公正，对慷慨气度的赞赏，权利和义务，耻辱之心等等道德化是人性善的表现。人的精神现象十分复杂。今天，我们赞同人的灵性智慧（有人称之为“神性”），是由内在大脑潜质产生的。 不过，一般来说，西方学者强调人性恶的居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基督教的影响。他们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人们要重视自己的罪恶，警惕罪恶的发生，从而去恶从善。因此，西方哲学突出人性恶，强调防恶、惩恶、止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由此创造出法律、制度等措施和理论以正人之恶性。英国民谚就这样说：“人行不义的本能，使民主成为必要；人行正义的本能，使民主成为可能。” 与西人不同，中国人从来更看重善。所谓“从善如流”、“与人为善”、“与邻为善”、“善始善终”等等，都说明中国人以善良为本位是不容置疑的。中国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大条目，重心中心是以“诚意、正心、修身”为目的，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也需以“诚意、正心、修身”为基础，不然将一事无成。中国自古以来，判断价值标准，总是追求这个善为多。儒家的“修辞立其诚”，这个“诚”是道德范畴（价值论范畴）而非理论范畴（认识论范畴）。因此，诚信已成为当代价值观的核心范畴之一。 人性有恶，肯定无疑。但绝不能由此否定人性还具有善性。古今中外，诸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肯定人性善之存在的。苏格拉底说：“善即知识。”休谟说：“我认为人类除了对自己以外，对其他人和事物，也是怀有爱的。”休谟的话与孔子的“泛爱众”的说法相一致，与孟子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不谋而合。柏拉图指出，正义的表现就是为不公道主公道，为弱者鸣不平，这是一种“德性”，“一种责任”，“一种情操”。柏拉图的这种思想与中国孟子的“恻隐之心”、“怜悯同情”是一脉相承的，真可谓东洋西洋，此心攸同，国粹西髦，古人同慨。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彰显的一条真理是，人的善性总是在不断地向人的恶性挑战。为了防止人性恶作祟，特别是防止权力恶性的出现，人类发明了宗教、道德、法律、制度、伦理、风俗、习惯等等对应之术。人性恶曾使一些人误入歧途，作恶多端，但人性之善，让更多的人分清是非，弄清真伪，远离邪说和不义之利，能理智、忍让地和谐生活。百岁老人周有光说：“人类的理性已经提高，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人类在进化。”（《漫谈太平洋》）人的智慧思维和创造，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疑难问题，因为大家都要生存。事实证明，人性善不断地占据上风（优势），人性恶不断地走下坡路（劣势）。周有光说，苏联解体并没有扔原子弹，人的头脑毕竟是清醒冷静的。人类愈来愈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广袤大地硝烟味越来越少。虽然暴力与战争还存在，但它的范围小了，它的价值走向也不同了。当今世界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用协商、谈判与和平方式解决。冷静而不冲动，是当今人性善的最大亮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