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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先秦詩歌總集稱《詩》，“詩”則是包括逸詩在內的總稱。目前所公佈的清華簡中，涉及詩的文獻有《耆夜》（原注：參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芮良夫毖》和《周公之琴舞》（原注：參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叄）》，中西書局2012年）三篇，每篇各包含一組詩。《耆夜》篇的大意是：周武王八年，伐黎凱旋，在飲至禮上君臣酬酢唱和，武王酬畢公和周公，作詩兩首；周公酬畢公和武王，作詩兩首。周公正待飲酒，見蟋蟀降於堂上，有感於心，作《蟋蟀》一首。其中《蟋蟀》見於今本《詩·唐風》。《芮良夫毖》記載芮良夫見周邦驟起禍，外寇方興，君昏臣亂，國家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作詩兩終以儆戒。兩首長詩皆爲逸詩（原注：詩、文的單位在《史記》中或用“篇”，或用“首”，爲了便於區別，文稱“篇”，詩稱“首”）。《周公之琴舞》記載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成，錄其詩一首的前半部分；又記載成王作詩九首。其中成王詩第一首見於《周頌·敬之》。在這些新材料中，不僅見到了戰國的《詩》，而且得知這些詩的作者和創作場合，彌足珍貴。簡文詩與今本相比，多有差異。總體上看，簡文詩大都文辭古奧而文義順暢，解決了部分《詩》學歧見，也提出了更多新問題。
一、簡文詩與《詩》的差異
《耆夜》中的《蟋蟀》，一方面與今本聯繫密切，可以確定是同一首詩的不同寫本；另一方面，二者差異巨大。詩三章，首章與尾章都有殘缺，有些缺字可以補出，所缺字數大致可以推測。全詩用楚文字書寫，許多文字寫法與今天不同，例如“蟋蟀”寫作“ 周公秉爵未飲，蟋蟀驟降於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 蟋蟀在堂，役車其行。今夫君子，丕喜丕樂，（原注：原詩作“不喜不樂”，“不”如字還是破讀，直接關系到詩主旨的理解。）夫日□□，□□□忘（荒？），毋已大樂，則終以康，康樂而毋荒，是爲良士之 蟋蟀在席，歲遹云落。今夫君子，丕喜丕樂。日月其蔑（邁），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則終以祚。康樂而毋荒，是唯良士之懼懼。（韻：席、落、夕、祚、懼，魚、鐸合韻） 蟋蟀在序，歲遹云□，□□□□，□□□□，□□□□，□□□□，□□□□。毋已大康，則終以懼。康樂而毋荒，是唯良士之懼懼。（韻：序……懼、懼，魚部）
今本《詩》《蟋蟀》也是三章：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韻：莫、除、居、瞿，魚部）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韻：逝、邁、外、蹶，月部）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韻：休、慆、憂、休，幽部）
簡文詩與傳世詩之間的差異十分明顯。因爲是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不同寫本，用字必然不同。把戰國楚文字，經過隸定和現行通用文字兩重轉寫就可以釋讀了。今本《蟋蟀》的轉寫過程更爲曲折。用漢代經學術語說，簡文詩就是“古文詩”。“古文”、“今文”最初就是文字、文本的不同，古文詩經過用通行文字轉寫，文字上與“今文”差別不大，剩下的就是文義闡釋之不同，繼而演化爲學派之不同。以今律古，可以對漢代“今文”、“古文”有更確切的理解。
簡文詩與《唐風》在形式上有諸多不同：
第一，章序不同。二者皆爲三章，但首尾兩章互爲顛倒，簡本的首章是今本的尾章，今本的尾章是簡本的首章。
第二，句式不同。簡本詩句長短不齊，以四言爲主，雜以五言、七言；今本皆爲四言，整齊劃一。
第三，用韻不同且差異巨大，李學勤先生已有詳細論述(原注：參見《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中國文化》2011 年第33 期)。茲再補充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韻例不同。簡本首句全部入韻，“堂”、“席”、“序”字各不同；今本全部是“落”，皆不入韻。其二，舒促不同。簡本或舒或促，有的地方句句連押，有的地方數句不入韻；今本皆偶句用韻，十分整齊。其三，韻部不同。簡本第一章韻在古音學家所說的陽部，首尾通壓，個別句子不入韻；今本內容與其對應的是第三章，韻皆在幽部，完全不同。
從內容上看，由於簡本《蟋蟀》出現在一個敘事的故事中，作者、使用場合非常清楚，詩的主旨非常明確。武王伐黎凱旋，太廟飲至，飲酒作歌，君臣唱和，丕喜丕樂。周公見蟋蟀降堂，知歲之將暮，憂大功未成，懼喜樂過當，戒革命（周革殷命）同道：不要過度享樂，享樂適當，才能永享安康。康樂而不荒怠，是良士懷揣的憂懼之心。這種告誡在武王克商之前，尤其必要。《書·酒誥》的思想與詩意一脈相承。
李學勤先生指出兩篇蟋蟀成文的時期和地域應該有較大距離，簡文很可能較早，經過演變才成爲《唐風》的樣子（原注：參見《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中國文化》2011年第33期）。脫離了詩的創作背景，經過句式、用韻等形式的整齊劃一和文句的改動之後，原詩主旨愈加隱晦。毛詩以爲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意思是諷刺過分節儉，齊、魯說也大致相同（原注：參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第414頁，中華書局1987年）。這與簡本《蟋蟀》所表達的主旨恰好相反。宋代以降，學者不再相信舊說，就詩立說，如方玉潤本朱熹之說，在《詩經原始》中進一步發揮曰：“其人素本勤儉，強作曠達，而又不敢過放其懷，恐耽逸樂，致荒本業。故方以日月之舍我而逝不復回者爲樂不可緩，又更以職業之當修，勿忘其本業者爲志不可荒。無已，則必如彼瞿瞿良士，好樂而無荒焉可也”，其說比刺儉之說要好得多，得到學者們的認同（原注：參見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第306頁，中華書局1991年）。但這僅就刪改過的《蟋蟀》所作的合理推測，竹簡“古文”的出現，完全顛覆了舊知，開闊了研究新視野。
今本《周頌·敬之》出現在簡文《周公之琴舞》中，用現代漢字轉寫如下：
元入，啟曰：敬之！敬之！天隹顯帀，文非易帀。（原注：“帀”在古文字中多用作“師”，簡文中音義與語氣詞“也”相當。）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卑監在茲！亂曰：訖我夙夜不兔（豫），敬之！日就月將，教其光明。弼持其又肩，示告余顯德之行。
簡文明確交代這是成王所作的詩，內容是敬畏天之明監，戒自己夙夜不懈，戒群臣勉力輔佐自己承擔國君重任。
今本《毛詩》與簡文有所不同：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兩本相較，同大於異。其不同主要表現爲如下幾點：
第一，簡文詩分“啟”與“亂”兩部分，這主要是音樂節奏的需要。
第二，今本多有異文，多系同音假借。例如，“陟降厥士”中的“士”舊注讀爲“事”，與簡文合。
第三，今本有訛脫和錯簡。例如“不聰敬止”、“學有緝熙於光明”這些難以理解的詩句，過去學者多有鑽研，但終無達詁。現在可知前一句有訛脫，後一句“緝熙”錯衍。
對於詩旨的理解，詩家舊注，與簡文相去不遠。《毛傳》說是“群臣進戒嗣王也”，已經正確指出詩與成王有關，內容關乎對成王的儆戒。林義光更進一步指出是“嗣王告誡群臣”，明確了詩的作者是成王，這與《周公之琴舞》完全相合。《敬之》前後兩個文本之間的差別以及漢儒對文義的理解，比起《蟋蟀》來，差異要小得多。
《詩經》中的《風》《頌》與簡文之間的差異爲何如此不同？按照簡文所說，《蟋蟀》是一首周初貴族詩作，後來在唐地廣爲流傳，逐漸融入民歌系統，在傳唱過程中經過不斷再創造，最後又經過整理規範，才成爲“詩三百”之一。《頌》詩用於廟堂祭祀慶典，使用範圍很小，代代相傳，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很小。當禮樂崩壞，容易散亂錯訛，這正是簡文文意顯豁，今本多有錯亂的原因。
二、刪詩之說再思考
刪詩之說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話題。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提出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選擇可施於禮儀者三百零五篇。唐宋一些學者開始懷疑，信者自信，疑者自疑，各持理據。清代以後，不相信刪詩之說的人漸多。現代學者一般認爲三百多首的詩集在孔子之前就出現了。先秦出土的詩及與詩有關的文獻，讓我們對這一問題有了新的認識。
據《周公之琴舞》記載，周公作詩九篇，僅存其半，只有首篇的啟，沒有亂，其它八首皆沒有載錄，但曾作九篇當是事實；成王之詩九篇俱在。這些詩在《詩經》中只存《敬之》一首，確實是十不存一。芮良夫是周厲王之臣，其事多見於典籍。《左傳》說《大雅·桑柔》是其所作。清華簡《芮良夫毖》中說：“芮良夫乃作毖再終”，兩篇的風格與《大雅》很相近，應是西周晚期作品，今《詩》中不存。《耆夜》中周武王與周公之間的唱和詩如果真是西周作品，《詩》中也都不見。編《詩》的時代有多少詩存世已經無法確知，根據這些情況推測，那時有詩三千當不是誇張之辭。
歐陽修說：“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詩本義》）這實際上相當於古籍整理的一種方法，按照一定的標准使其整齊劃一。從簡文《蟋蟀》到《唐風·蟋蟀》，說明這種形式的“刪詩”確實存在。
從古籍整理或通行讀本的編纂角度可以很好地理解《詩》的形成過程，《詩》在編輯過程中按照一定的體例經行篩選和訂刪是自然的事情。一旦與“聖人”，與“經”相聯繫，學術問題政治化，就變得複雜了。把孔子還原爲一個學者，漢儒認爲孔子做過這種“刪詩”的整理工作，我們沒有必要完全否定。不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孔子都是“《詩》學研究的第一人”（原注：參見洪湛侯：《詩經學史》第66頁，中華書局2002年）。孔子不論研究詩還是利用詩，都要有一個便利的文本，即使孔子之前三百多首的詩集已經存在，孔子可能對其進行適當調整刪削。先秦古書的成書與流傳十分複雜，不能作非此即彼的簡單理解。
如果說編輯《詩》的作者是從三千多篇中選出三百零五篇，那麼刪選的原則是什麼？司馬遷說是選擇“可施於禮儀者”，但驗之實際，並不可信，而且成爲反對刪詩說的理由。從清華簡來看，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芮良夫毖》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比《詩》《狡童》那樣的短章更合乎“施於禮儀者”，但並未入選。不入選不一定是選擇的問題，也可能是流傳範圍的原因。《周頌》是西周初年的作品，這是共識，但它支離破碎，無法用於祀典演唱。傅斯年推想這些短章是組合使用，但苦於文獻無徵。（原注：參見傅斯年《周頌說》，《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冊第97頁，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周公之琴舞》問世，成王所作九篇詩成套，在九成大禮上歌舞，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徹底證實了傅斯年的猜測。但另一個問題接踵而至，這些詩除了《敬之》外，其它爲何均未入《詩》呢？
《周公之琴舞》是戰國中期的寫本，《詩》的編寫者不晚於春秋，從時間上說，應當見到類似文獻。如果見到成套的組詩，爲何刪除八篇，只留下一篇？難道爲了讓人讀不懂？筆者懷疑更大的可能是《詩》的編者所見有限。緣何戰國人能夠看到，春秋人反而看不到呢？這就涉及到詩的流傳問題。
三、戰國時期詩的流傳與整理
楚簡中曾經出土過一些詩和詩的篇名，例如上博簡（四）中的《逸詩》與《采風曲目》可能是前代流傳下來的，也可能是戰國時代的新作。已經公佈的清華簡的十六首詩，基本可以確定是戰國以前的作品，使我們看到戰國時期詩流傳過程的複雜性。
春秋時代，“詩三百”編輯已經完成。從《國語》、《左傳》等先秦典籍的賦詩、引詩來看，確實是“不學詩無以言”，尤其是在外交場合，列國貴族賦詩言志，以詩應答，一旦應答不上，就會被譏爲無知失禮。因此，通用詩需要有一個範圍。從其引詩來看，大都不出《詩》三百的範圍，（原注：據趙翼《陔餘叢考》統計：《國語》引詩31條，逸詩僅1條；《左傳》引詩217條，逸詩13條。）而且與今本的差異也很小，這說明很可能《詩》在當時是一個在列國間通行的選本。
春秋以前列國之間交往，文化上多有相通之處。文字差異很小，晉、楚、齊、秦雖然書寫風格有異，但彼此都能認識。語言上有通用的“雅言”，從出土的列國韻文押韻的一致性上可見一斑。《詩》則是共同學習的雅言讀本，編者很可能是周之樂官。
這個讀本之外，當時還有許多詩存在。有些是前代流傳下來的，有些是時人創作的。但這些《詩》的編者未必都能夠見到。
清華簡中的周詩，都是用楚文字書寫且經過若幹傳抄轉寫的過程，它們最初是什麼樣子已經無從得曉，何時傳入楚國也無法確證。筆者懷疑它們在編《詩》之前就傳入楚國，獨立發展，保存了這些詩作較原始的面貌，這些詩，編《詩》者並沒有見到。這樣才能解釋簡文《蟋蟀》與《唐風》差別爲何如此之大，成王頌詩成套，《周頌》則支離破碎。列國《詩》的不同寫本就像語言有方言一樣。以《蟋蟀》爲例，它本是周公所作，藏在官府，後來流入楚，流入唐。楚人把它當做文獻保存，就是今天所見到的樣子。唐人把它當作詩歌不斷歌詠，在歌詠中不斷發展變化。編《詩》者見到的是這樣的《蟋蟀》，經過一番整理就是現在所見的《唐風》了。
除了“通用讀本”《詩》外，流傳到列國的文獻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整理。《周公之琴舞》中周公和成王的詩文辭古奧，很多詞彙見於西周金文，當是西周作品。周公的半篇詩與成王的九篇詩組合在一起，令學者多有困惑。《周公之琴舞》的成文可能晚到戰國時期，但把它們組合在一起未必是周初的原始形態。（原注：參見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結構》，《深圳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詩前面的序“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絉”和“成王作儆毖，琴舞九絉”中，也羼入戰國時代的說法。這也可以看作先秦學者對詩的另外一種整理方式。
上博簡（一）中《孔子詩論·蟋蟀》的主旨是“知難”。如果就清華簡來說，評論顯然十分准確。一時的勝利而不忘大業的艱難，眼前的喜樂而引發內心的憂懼，“知難”之論，甚合詩意！《孔子詩論》用楚文字書寫，從所論之詩的篇題來看，基本上與後來的《詩》是一個系列，作爲通行讀本，自然也在楚地通行。對《蟋蟀》能夠作出正確評價的作者，很可能見過保存在楚地的抄本。如果不考慮文字異寫，《孔子詩論》中共出現49 篇詩的篇題，其中43 篇與《詩》同，另有《仲氏》、《北風》、《子立》、《涉溱》、《河水》不見於《詩》中。從這裏也可以看到《詩》不只一個整理本。
《耆夜》篇中除了上文討論的《蟋蟀》外，還有武王詩兩篇、周公詩兩篇，詩的作者是否如簡文所說尚無從斷定，但全篇文字不古，文中每詩都有篇題：
王舉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旨酒》：樂旨酒，宴以二公 王舉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輶乘》：輶乘既飾，人服余不胄 周公舉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贔贔》：贔贔戎服，壯武赳赳 周公舉爵酬王，作誦一終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臨下之光
從出土文獻看，先秦詩的創作和後代的“命題作詩”不同，創作時並無篇題，篇題是收藏者或整理者後加，大都寫在簡背面的首端，目的是爲了檢索方便。上博簡《交交鳴烏》、《多薪》本無篇題，現在的篇題是竹書整理者所加。《周公之琴舞》與《芮良夫毖》兩篇係同一個書手所寫，《芮良夫毖》本無篇題，這個篇題是整理者所加，《周公之琴舞》是原有篇題，但誤寫在《芮良夫毖》的簡背上，顯然不是正文的一部分。《耆夜》中的詩皆以篇首二字命題，符合先秦詩的命題習慣，但“作歌一終曰《樂旨酒》：‘樂旨酒，宴以二公’”，這樣的表述顯然晚出，應當是《詩》均加上篇題之後的習慣說法。《耆夜》的史料當有所依據，但它不是周初文獻的抄錄，應當是後代學者的改寫。
先秦詩整理方式多樣，有的保存原始面貌多一些，有的刪改大一些，不能輕言真偽。清華簡所公佈的詩，極大地拓展了研究視野，其中的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
編按： 一、《周公之琴舞》釋文“訖我夙夜不兔（豫）”中，釋爲“兔”的字寫法與下端从肉的寫法不同，參看同篇八號簡“爿兔”字的寫法。但釋爲“象”缺少標誌性的象尾，釋爲“兔”下端與所从肉旁的筆順不同。甲骨文中兔、象二字區別明顯，形體並不相近，其演變過程比較複雜。簡文字形當是象訛變爲兔的過渡字形。象、兔讀音相近皆可讀爲豫。 二、由於清華簡整理所分的篇與詩的單位篇所指不同，文中加以區分：“詩、文的單位在《史記》中或用“篇”，或用“首”，爲了便於區別，文稱“篇”，詩稱“首”。”如此，就可以說《芮良夫毖》一篇中有兩首詩，《周公之琴舞》一篇中有九首又半首詩。但原文中未能稱謂一貫，自亂其例。逕改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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