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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赏一印】明 何震篆刻代表作《笑谈间气吐霓虹》（上海博物馆藏） 明 何震 笑谈间气吐霓虹 石章 4.05x3.9x7.1cm 上海博物馆藏
晚明何震、苏宣、梁袠、李流芳、归昌世、何通等人，一定程度受到吴门印风的浸淫，又有个人的探索和实践，在强调师法秦汉宋元的同时，从刀法、篆法各方面融入个性的创变，是晚明篆刻一个重要的风格群体。 何震所作的“笑谈间气吐霓虹”是其目前存世屈指可数的篆刻原石之一，作品用刀挺劲，起收笔刀痕显露，笔画具有猛利的效果，气势磅礴，篆法沉着，个性表现十分强烈。此印印主为明代文学家朱之蕃，寓意谈笑间流露的才华如气吐霓虹般美妙。 何震刻的这方“笑谈间气吐霓虹”印章，七个字做六个字布局，从总体上看，排列匀整，气势宏大，体现出作者气贯山河、胸怀坦荡的精神风貌。他说过；“临刻如临阵，以意为将，以手指为卒。”“以风骨为坚守，以锋芒为攻伐。”这应该是他当年遍游边塞，结交将卒的生活经历和气质胸怀在篆刻艺术上表现出来的锋芒锐利、骨气洞达的美学观。 何震是文彭的学生和朋友。他们常在一起研究讨论印章学文字。何震得篆刻初学文彭，后来文人界兴起一股“汉印热”，何震就力攻汉印章。他学汉印章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从各方面探索，受到印坛的称赏，成为印坛的一面新的旗帜。后来得到朋友的推荐，到北方各地游历，遍游边塞，大将军以下的官吏都以有他的刻印为荣，于是何震的篆刻身价百倍，印名大震，看着“笑谈间气吐霓虹”这方印章，好似听到艺术家在与同交往时，那有声有色的言谈笑语，抒发着对艺术前途的远大抱负。
笑谈间 气吐霓虹（节选） 作者:方建勋 来源:《荣宝斋》2012年5月刊 在明清两代的篆刻家中，何震或许是最受争议者。一方面，推崇其印者认为是『秦、汉后一人而已』。何震卒后二十年，门人程原征集何震五千印作，精选一千有余，由程原之子程朴摹刻，完成《忍草堂印选》二卷。程原在《忍草堂印选自序》中说：『世之刻印谱者，何啻人隋珠，家荆璧，大都各标门户，各树旗鼓，而总未集其成。集大成者，吾不得不宗何主臣。先生生平笔摇河岳，胸罗星斗，初从文国博诸尊宿游，风气遒上，卓如野鹤之立鸡群。其于赤文绿字，无不渔猎其圃……白文如晴霞散绮，玉树临风；朱文如荷花映水，文鸳戏波。其摹汉印急就章，如神鳌鼓波，雁阵惊寒。至于粗白、切玉、满白烂铜，盘虬屈曲之文，各臻其妙，秦、汉后一人而已。』另一方面，批评他的人则提出要『火攻主臣』。朱简《印经》载：『姚夷生一生倔强，耽耽火攻主臣。』朱简还说：『长卿板织，歪斜作业，迩时石灾，斯又元人不为，安望凌秦轹汉哉！』 何震的篆刻之所以导致两面截然相对的态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何震之印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大凡个性愈强烈者，争议也愈多。况且，何震的篆刻又是以豪放酣畅、恣肆淋漓为个性特征，与正统的含蓄典雅、温柔敦厚大相径庭。因此，爱之者切与恨之者痛也就在所难免。其实，任何一位成功的艺术家，其艺术样式皆是作者内心之映现。篆刻之于何震，便是真切传递其真性情，内心世界的媒介。昔人论书云：『书者，心画也。』篆刻又何尝不是心画？篆刻之真正成为心画，与创作主体的心性相对应，何震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 要真正理解何震的篆刻，先须了解当时何震所处的篆刻环境。何震的朋友、书法名家祝世禄曾云：『印章之作，其年尚矣。盛于秦而工于汉，其法平方正直，删繁益简，以通其宜，匠心运妙为千秋典型。六朝参朱文而法坏，唐宋好盘纠而法亡。至我朝，文寿承氏稍能反正。何主臣氏乘此以溯其源，遂为一代宗匠。』 印章一道，在明清文人印兴起之前，以秦、汉印最为鼎盛，秦、汉以后渐渐衰落。衰落，并不是说秦、汉以后各朝不再使用印章。印章在秦、汉以后并未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仍然广泛应用于公私场合。言其衰落，是指秦、汉印章所建立起来的『平方正直，删繁益简』之法未被延续，取而代之的是『盘纠迂曲』。直到明代中后期文彭、何震时代文人篆刻的崛起，秦、汉印章气脉才得以续接。对于文人篆刻家来说，『盘纠迂曲』意味着扭捏造作，刻意雕饰，这与他们天真自然、大朴不雕的审美理想正相左。其实，秦、汉以后各朝那些制作『盘纠迂曲』印章的印工们也未必会认为自己的『盘纠迂曲』就是一种刻意造作，他们的内心其实同秦、汉印章制作者的内心一样，任其自然，力求美观。不过因为时代的变迁，印章文字也随之而变，美观的标准也随之变迁，所以历代印工们虽同出于自然之心，结果却造就了不同的印章图式。然而，文人身份的印人崇尚的不是盘纠迂曲，而是简洁大方。在文人艺术观念中，质朴大方方为『正道』，扭捏作态却是『旁门』。 古今印章中，秦、汉印章最能体现文人艺术观念中质朴理想。秦、汉印几乎可以说是『质朴』的代名词。秦、汉印因此成为元、明、清文人心中的理想范本。在文、何之前，元代文人如赵孟、吾丘衍等虽开始关注秦、汉印章，并体味到其中的『典型质朴之意』，但是限于石质印材罕见，并未形成一个自篆自刻的大环境，只有少数一些文人艺术家能自篆自刻，如王冕。元代文人们大都不能自刻的客观原因，造成他们未能将秦、汉印的精神气韵承接与发扬。元代文人参与篆刻的主要贡献是在观念上确立了『汉印审美观』。它给后来的文人篆刻家指明了一个方向，为后来的文人篆刻艺术的昌盛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文人篆刻艺术真正昌盛，要到明代中后期。明万历印学名家周应愿说，文徵明父子『始辟印源，白登秦、汉，朱压宋元。』文氏父子开启了在篆刻实践中追踪秦、汉的潮流。不过，正像祝世禄所说，文彭之印是『稍能反正』，已经走向秦、汉印，但并不彻底。文彭的篆刻创作介于秦、汉与宋、元之间，大多以小篆入印，近于宋、元文人之印，汉印一路则较少。这种情况，到何震的出现则有了根本改变。 何震曾师从文彭，与文彭谊在师友之间。周亮工《印人传》说：『国博究心六书，主臣从之讨论，尽日夜不休。』国博即文彭。何震开始从文彭游，是文氏在南京任国子监博士期间。其时，何震已经年过而立。不过，何震从学于文彭之前，篆刻就已经达到相当水准。如『青松白云处』一印，款署『癸丑秋日』，即一五五三年，时何震十九岁。此时的何震对篆刻的刀法与章法就已谙熟于心。再如『程守之印』，款署『壬戌之秋』，即一五六二年，时何震二十八岁。此印所呈示的气质正是『骎骎复古，尤有两汉之余风』。何震年青时于篆刻便能有此造诣，可见其篆刻艺术天才之高。这样说，并非否认文彭对何震之影响作用。何震从文彭处所获助益，不仅有作为一个『印人』的综合修养，包括文字学、印学、书法、人文素养等方面，而且何震也因文彭的导引而融入当时的文人艺术圈。 虽然从学文彭，但就篆刻艺术的实践来说，当时及后来许多论者都认为何震超越了文彭。明人黄汝亨说：『篆刻自文长洲父子前，俱功令宋、元，而秦、汉人镌法不传。传之，自何主臣始。予每谓当世篆刻有主臣，犹文章家有崆峒、大复，谓为图书中之酂侯可也。』明吴正旸说：『国朝印章复古，倡于文寿承，畅于何主臣。』明代人开始在印章中复归于秦、汉，文彭是高呼者与探索者，何震是成功与秦、汉印气脉相接的实践者。周亮工说：『世共谓三桥是启主臣，如陈涉之启汉高，其所以推许主臣至矣。』何震在篆刻艺术上所取得之成就，正是建立在文彭等前辈印人基础上的推进与升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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