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道家的第三阶段：庄子

书籍 | 《中国哲学简史》

领读 |  飞鸿

道家的第三阶段：庄子

各位书友好，今天我们来进入先秦时代几乎可以说最厉害的一个思想家——庄子。冯友兰先生把庄子归为道家，但是我们在后面可以了解到，其实庄子未必就是一个纯粹的道家。庄子可以视作在尝试兼儒、道。

庄子的思想，可以说既有老子的思想，也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也有与孔子的思想相合之处。甚至也有学者认为，庄子也有可能出自孔子门下的颜回学派，也可能是源于儒家的一个思想家。

庄子的思想高度可以说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其文章著述也汪洋肆意、瑰丽神奇，让人从有限的生命体进入悠远而无限的思考，仿佛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随着庄子的思想进入一种“高维时空”。

庄子和名家的惠施是非常好的朋友，思想上也和名家有很多相通之处。在第八章名家那里，我们曾讨论过，名家的“辨名析理”方法揭示了一个经验世界之外的世界，而把这个“方外”的世界的意义揭示出来的却是道家。庄子就充分发挥了他的天才，把惠施的思想拓展到了极致。

我们还可以记得，惠施在论证他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论点的时候，得出结论：“万物相对存在于流动不居之中。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不同，也没有绝对的隔离。”在庄子这里，首先就对快乐做出了“相对性”的阐释。

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事物，其快乐也是不同的。这种快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道”落到每个人身上形成的“德”是一个人被上天赋予的天赋才能，只有顺其本性，才能发挥这种天赋才能，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快乐。与其他人相比较是不对的，因为万物生来就不一致。所以，只要顺应人之本性，就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快乐。

我们可以回忆，老子和孟子都提到了“顺应人之本性”。孟子提出顺应人之本性就能“知天”，能够“与天合一”，其目的是要论证这种“道德的宇宙”和“道德的人性”是合一的。孟子顺应的人之本性，是他认为的“性善”，是“四端之心”。

但是庄子这里并不强调人之本性是善或恶，也不把宇宙天地看做道德与否。庄子强调的是一切都是相对的，发展人之本性既不是为了善，也不是为了恶。它是纯粹的相对的快乐。

老子提出的顺应人之本性，是强调人的本性应该顺乎自然，遵循天道的规律。老子同样反对儒家刻意的追求人性的仁义，但是老子也并没有提到人之本性具有相对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和名家的思想相互影响，对万物的相对性看的极其透彻（在名家那里，惠施就强调“实”的相对性，公孙龙强调“名”的绝对性）。只要认可万物具有相对性，那么任何对这种相对性的强求一致，都会是徒劳的。这可谓是对这个世界极深刻的一个洞察。

于是，非常自然的就可以得出庄子的政治哲学，即彻底的让大众享受自由，做到“无为而治”。庄子的“无为而治”与老子的“无为而治”不同，老子希望圣人君主少做事，而不要像儒家那样总是多做事，而庄子认为只要是人为的做事就是违反了“相对性”这个道理，任何把个人意志强加于他人的方式都是会失败的，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还是任何体制。这些人类社会创造的“机构”都是设法要抹杀每个人的“相对性”，必然会适得其反。

在这里可以看到，庄子把名家在相对性上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也可以看到，名家正是深谙事物的相对性，才能在法律诉讼和国际条约上翻云覆雨，进而也在政治上通过对政治修辞的改变获取政治力量）

然而相对性的快乐终究也只是局限在相对的范围内，人固然可以在这个相对的范围内自娱自乐，但人的情感一旦越出了这个相对的范围，又必然会有不快乐的因素出现。

在第六章杨朱这里，我们曾经讨论过从杨朱开始道家思想的发展阶段。杨朱为了保全自己选择彻底的避世；老子对天道规律的揭示，可以让人既能保身，又能入世；然而仅仅如此并不够，因为天道规律无论怎样掌握，总有自己无法预见的因素，比如生与死的问题，生死问题带来的终极痛苦是人生在相对性的快乐中一个极大的困扰。因为无论怎么相对的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快乐，生老病死都是绝对的。

庄子在这里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人应该彻底对自然法则进行了解，认识到这个世界本质上是相互流动的，事物都在不停的“转化”为别的东西。这同样是名家的思想。

庄子和惠施相互激发彼此的天才，对宇宙万物的法则做出了彻底的解释。在庄子看来，人只要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生死本质上是一种“转化”，顺时而生，顺时而死，只不过是一种“形”、“气”之间的转化，就像春秋冬夏四时转化一样平常。而最根源的又是“无形”与“无气”。

只要理性的认识到这种宇宙万物在不断转化和流动的法则，人就不会再对生死有所困扰，从而获得一种终极的快乐。这种快乐可以称为“至乐”，比相对性的快乐更高了一个层次。

人如果能够达到对宇宙天地法则的理性认识，就不会被感情所困扰，理性和感情就会相互趋于平静。而这并不是说人没有了感情，而是说人可以不被感情的冲动“奴役”。

因为有足够的理性认知，所以不会对各种超出自身相对性认知的事物感到恐惧和害怕，从而人生能够获得一种平静，这是一种深达于内心的至乐。冯友兰先生用西方哲学家斯宾诺莎来类比这种理性的上达，但在庄子这里，至少没有斯宾诺莎对神的描述。中国的哲学始终都是“去神化”的理性。

在魏晋时期的新道家那里，对这种理性的至乐有绝妙的描述，对谈论与天合一的“圣人”是否有情时，王弼反对玄学家认为孔子无喜怒哀乐的看法，坚定的说：“圣人并非无情，而是有情而无累。”

那么，要超越“相对性”，达到这种更高层次的“至乐”，就需要人做到“天人合一”。人需要超越相对性的认识，上升到对宇宙更高维度的视野来看问题。他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可以跳出自己的世界，进入别人的世界，可以跳出人的世界，进入宇宙的世界。

这样的人就是破除了“我与非我”、“我与世界”、“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这样的人就是“至人、神人、圣人”。我们可以回想到孔子在“五十知天命”之后进入到的“六十耳顺”的境界。这个时候的孔子就是一种接近“圣人”的境界。

因为“耳顺”内在的含义是横向上身心与万物的直接沟通，纵向上各种信息进入耳朵再直达内心深处，贯通内外。这就是一种与天合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就能跳出各种相对性世界的偏执和狭隘，站在一个高维的视角俯瞰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局限性的执拗。

当代有一部电影《超体》非常贴近这种身心与万物直接沟通的状态，虽然里面的女主角并非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圣人，但是仅仅在西方文化里，她也最后成为了与宇宙合一并可以穿越时空的“神”。

《庄子.逍遥游》描述了这种相对性的快乐和至乐的不同，在《庄子.齐物论》里，进一步描述了知识层面的相对性和终极性。

仍然是源自名家对相对性的阐释，惠施从逻辑上论证了“大”和“小”是相对的，万物是既相同又不同，即相似性和不同性也是相对的（合同异之辩），“无穷”和“有穷”是相对的，“中央”和“南北”是相对的，“现在”和“过去”是相对的，最后得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万物既然都是相对的，所以万物相互流动，逻辑上就为“一”。

庄子在此基础上就提出，人的知识也是相对的。既然每个人的观点、经验、言语都是从各自的局限性出发，那么就必然是片面的。大多数人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往往认为自己正确，别人错误。包括儒家和墨家相互的指责，也是在彼此的局限性内做无谓的是非之争。

只要在各自的片面观点内争论是非，都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结论的，任何一方也都没有资格认定对方一定对或一定错。如果能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局限，那么人和人之间就不必再论是非。

要想达到这样的高度，人就必须要从相对性的执拗中跳出来，站在宇宙万物的视角看问题，认识到万物各有各的本性和其存在的道理。任何东西都有其价值和根据，这同样是跳出狭窄的自我，把“我与非我”进行合一。只有具备这样的高维度的思维和心态，才能俯视世间的一切矛盾。

用《齐物论》的话说，就是要让人在思想上做到“齐万物，一死生”。人与万物相齐，就不在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我”，“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我”，此时人的思维和视野是全方位的，不会带有任何滞碍。

所以，我们看到庄子的核心思想和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是完全相通的。

但庄子的思想也比惠施更进一步，有超越惠施的地方。惠施只是对“名实之辩”做出了分析，做出了“万物为一”的结论。庄子开始讨论比此更高层次的知识，即超越“万物”的无法言知的东西。

在老子那里，可以称作“无名”，庄子已经意识到惠施所说的“一”其实是不可言说的。一旦对这个“一”进行了言说，它就成为了一个可以名状的对象，而它本不是一个可名状的对象，所以产生了矛盾。

因此庄子在这里开始意识到应该对最本源的东西保持“沉默”和“无言”，这是无法用任何语言来描述的，也不应该去刻意的描述。

这种对“不知之知”的认识，是一种认知上的极限。在后来的佛教里，对于终极真实也认为是“不可说”的。在禅宗那里，同样认为“第一义”不可说。在《庄子.庚桑楚》中有“学者，学其所不能学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辩者，辩其所不能辩也”，认识到知识的“边界”才是最重要的知识，或者说智慧。

反观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在努力的用理性去描述和认知这个世界。古希腊推崇一种“爱智慧”，把对知识的追求视为美德。

但是知识是有其边界的，用纯粹的理性想要获取普通的知识可以畅通无碍，但在试图获得终极问题的答案时，理性追求知识的方式就开始捉襟见肘，似乎在努力的逼近那个终极的极限，却始终无法得到那个极限。

在痛苦的理性挣扎中，希腊哲学最终必须要接受一个宗教信仰才能解决这个终极性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哲学这里，用以极高的智慧认识到不可知的世界是无法用知识乃至语言去描述的，他可以被沉默的去体悟，可以用一种生命的体验去感知。

庄子在这里用“与宇宙合一”的理念彻底解决了问题。人一旦可以独立于“化外”，无限的游于宇宙，他就彻底解决了生与死的问题，解决了快乐和烦恼的问题，解决了好坏、是非、善恶、得失的问题。

因为人此时完全与宇宙合为一体，宇宙的规律就是人的规律，甚至宇宙就人，人就是宇宙。人与宇宙并存，他将得到“永生”。

在这里，我们再次体会到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中讨论过的，中国文化并非没有信仰，而是用哲学取代了西方式的宗教信仰。中国文化用哲学的方式，创造了一种“天道信仰”，它同样能提供宗教给人的“安全感”和“永恒感”。

在中国的哲学这里，人不需要去信仰一个人格神，而是让自己和宇宙直接合一，通过人自身和宇宙合一得到永生，这样的理念完成了人的信仰化，同时也赋予了人生积极的意义。

而这个过程，并不是通过“信”的方式，而是通过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修行”，不断地增加对“道”的认识和体悟所得到的。这是中国哲学或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深刻的不同点，今天的西方人甚至中国人自己也未必能理解这种深刻的文化基因。

用“一神论”的视角而非更加包容的视角看待世界，何尝不是进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相对性”……

当人达到与宇宙合一的境界时，庄子描述到，人此时可以“忘掉年龄生死，忘掉是非仁义，遨游于无穷的境域，生活在无限的境界之中”。我们可以回顾孔子在“六十耳顺”的境界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最终的境界，即“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境界，他能在“耳顺”之后继续上达，当与天道合一后，就无论如何思想和行为都在“天道”之中，不会逾越天道，其人和思想行为也可以随着天道万物的流动自由自在而不逾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最高境界和庄子的境界其实是相似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庄子》，会发现庄子对孔子很多时候是“阳抑阴助”，庄子的很多思想也并非是绝对的道家出世的思想，而是带有一种高层次的儒家入世的思想。

只不过庄子思想推崇的是要上达到“方之外”，成为“天人、神人、至人”，在方之内外都能够逍遥游，而孔子具有上达到“方之外”的能力，但他却选择留在“方之内”。

因为能具有庄子这种高度智慧和思想的人终究是少数，人间世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没有庄子这样高度的智慧能与天地宇宙合一从而得到安全感、永恒感，也没有超越“相对性快乐”的能力获得人间之“至乐”。

对于广大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百姓而言，孔子的思想依然是解决他们现实问题最好的方式，通过鼓励人们行“仁义”，强调“正名”，推行“礼制”，保证一个现实社会的正常秩序。

个体的精神上达，需要破除各种相对性知识的偏执，达到一种“内圣”的状态；为了众生的幸福，需要顺应宇宙万物和众生的本性，去推行“王道政治”。为了成为这样“内圣外王”的圣人，通过不断地修行和“坐忘”，最终都要达到一种比“有知”更高层次的“无知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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