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儒家的形而上学

书籍 | 《中国哲学简史》

领读 |  飞鸿

儒家的形而上学

各位书友好，昨天我们初步接触了阴阳家的思想，看到早期的阴阳家用“五行”学说解释了宇宙万物的构成，甚至发展了解释朝代更替的历史哲学。在《易经》那里，卦象可以用来表示宇宙的规律。

用占卜的方式获得一种“数”的排列，可以形成对事物状态是否处于平衡状态背后的解释，这是《易经》用于占卜的方面。而儒家学者为《易经》作“传”，形成了新的哲学解释，宇宙生成的理论可以用“阴阳”的理念来得以建构。“阴”与“阳”就是构成这个宇宙万物的基本力量，万物都在“阴阳”不断作用之下生生不息。

儒家学者对《易经》注入的哲学解释极有深度，可以说用《易经》完成了对儒家思想上升到“天道信仰”的理论架构。

在孔子的时代，提出“正名”、“仁义”、“忠恕”、“礼制”等世俗社会的运作规范还只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教化，孟子也只是发展了人性学说，阐述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以及颇带神秘的论述了“人与天合一”天道与人道观，荀子同样发展了人性的学说，更加重视儒学中的礼乐制度教化，而到了战国末期形成的“易传”这里，儒家学说已经与《易经》结合，超越了现实意义上的伦理教化，形成了宇宙规律与个人、社会规律相一致的形而上学。

冯友兰先生在第十五章“儒家的形而上学”详细阐述了儒学在“易传”和《中庸》中的理论化。这一部分可以与我们昨天刚刚结束的第十二章“阴阳家与中国早期的宇宙发生论”结合到一起来看，有助于贯通这两章对“易传”与儒家思想结合的理解。

在了解了“阴阳”作为“易传”中宇宙生成的基本因素之后，接下来要了解的就是“易传”里是把宇宙中的“道”作为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的运行本质。这里的“道”不等于道家思想中的“道”，在道家的思想那里，“道”是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不可名说的，而且是“一”；而在“易传”这里，“道”是每一个事物的本质规律，是可以明说的，是“多”。

不但自然界的物体有其“道”，而且人类社会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做人、做事等都有其对应的“道”。也可以称为一种“规范”。

每个人都应该按着这种规范去完成自己应尽的事务，这样一来，伦理社会的规范和事务就与宇宙之道联系在一起，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远远超越了孔子为世俗社会的“正名”要求。“正名”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还具有了某种“神性”。（尽管这里没有神）

不仅是“正名”，一切事物都具有《易经》中的卦象所揭示的宇宙之“道”，这些事物都应该遵循这样的“道”去运行，遵循就是对的，或者会有好运，违背就是错的，或者会有厄运。

这些卦象所揭示的，就是一种宇宙万物的普遍性原理，只是通过卦象和爻象符号化的显示出来而已，并且通过挂爻辞来解释背后的意义。冯先生在这里用了现代符号逻辑的词来表达这种“变数”似的表示原理，卦和爻就像符号，卦辞、爻辞就像回答问题的公式。而任何满足某些条件的具体事物都可以纳入这种“变数”，即卦象或爻象中来。

于是，“乾”可以代表宇宙中一切有“雄浑”象征的事物，“坤”可以代表宇宙中一切有“温良”象征的事物。在对应的“易传”的解释下，“乾”代表的事物就有对应的行事原则，“坤”代表的事物也有对应的行事原则。

顺应这种原则也就是顺应宇宙之道，就会成事，或者有好运，违背这种原则就会坏事，带来厄运。如果把一切事物根据不同条件纳入不同的《易经》中的不同卦象，就可以根据“易传”的解释得到不同的原则。

于是，儒家学说在这里就与宇宙之道紧密联系，建构了一整套严密的形而上学理论。也就是说，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社会实践不再只是单纯的人为的说教，而是具有了符合宇宙规律这样的理论高度。

冯友兰先生接着阐述了“易传”中的“阴阳”生物的原理。在“易传”中的阴阳生物主要是指绝对意义上的“阴”和“阳”，而不是指相对的可以转化的“阴”和“阳”。阴阳生物可以简单描述为“主动因素”对“被动因素”的作用，主动因素是“阳”，被动因素是“阴”，相互作用即是“易传”之《系辞》中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而《易经》最重要的是在“变易”上，要描述一种宇宙万物的变易之道。这种“变易”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老子思想中提到的“反者道之动”，即一切事物都处于向自我否定的运动之中。

“易传”中除此之外，还强调宇宙万物都在不断发展，形成一种连绵不断的自然顺序锁链，而这样的变化发展没有终点，永无止境。这些在《易经》中能用卦爻之象以及卦辞爻辞表现出来。

对于事物永远在处于向自己否定的方向发展这个宇宙原理，“易传”中在不同的卦象处都阐述了这种天地运行的规律，在泰卦和复卦这里体现得尤为明显。而每两个卦象的排列正好是性质相反，也体现了事物相反相成的发展顺序，其代表的就可以是天地、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等等这样的相反相成的现实对象。

而每一种事物的发展，都应该恰到好处，处于这些宇宙之道最合适的位置上，对应于现实世界，就是每个事物的运行都应该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恰当的方式上去达到合适，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这就是儒家推崇的“中”的内涵，在这里也从《易经》卦爻象和“易传”的宇宙之道解释中有了形而上学的高度。

于是，天地、男女、父子、夫妻、君臣、上下都要像《易经》揭示的宇宙之道一样，各尽本分，各安其位，并且在各自的位置上做得恰到好处。而且，他们在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发展，不停的相反相成的作用，这个相互作用发展的过程将和宇宙万物一样永不停止。

“易传”中也能看到和老子的思想一样的人生哲学。在老子的思想中，对于“反者道之动”的规律的认识，提出人应该多站在事物的对立面考虑，而在儒家这里，可以用“易传”的宇宙论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

老子教人要“谦”（不争，不敢为天下先），而在儒家这里，用《易经》中的“谦卦”及其易传解答就可以得出君子为什么要谦虚的宇宙论解释：“上天之道，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为人之道，也是一样：君子所求，便以自谦为终极宗旨。”

除了“易传”之外，《中庸》也对儒家思想注入了形而上学的理论高度。在《中庸》里，“中”意味着“恰到好处”，“和”意味着承认不同，但让不同的因素和谐一致。在“易传”对乾卦的解释里，把这种“中”与“和”的性质也渗透到全宇宙，宇宙也符合这种“中和”的精神，人类社会要遵循宇宙的这种精神，就应该具有“致中和”的价值尺度。

《中庸》对“庸”与“常”的解释是对人每天的平凡的生活注入了宇宙之“道”的意义。其实人每天最平凡不过的生活，都是体现着宇宙的“道”，只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而已，而教化人们，让人们认识到宇宙之道，认识到自己每天的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宇宙之道。

那么人就会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从而会为了实践这种宇宙之道尽好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责任，甚至可以遵循这种宇宙之道，更完美的做事，成为更完美的人。

这就为社会的日常生活注入了天道的意义，把孔子对于建设“方之内”的社会理想和孟子的“天民”的理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让一个普通人也能知道自己的日常生活具有了宇宙之道的价值，这对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社会大众来说具有极大的接受力。

从孔子拒绝“鬼神信仰”到孟子“人与天合一”，终于在“易传”这里系统化的建立了“天道信仰”，注入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赋予了日常生活的积极意义。

于是，儒家思想在这样的高度下，一个人就既可以是入世的，也可以是出世的，入世和出世就是合一的。后来禅宗思想也与此相似，所谓“担水砍柴，皆是妙道”，日常生活中一切皆有佛，赋予了日常生活的修行意义。

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赋予了资本主义日常伦理的解释，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形而上学这里有着相似的理论建设，而相比之下，儒家的形而上学并没有基督教“宗教世俗化”这样一个从追求天国彼岸世界转变为在世俗世界劳动就是荣耀上帝的理念，儒学在这里建构的天道理论，本身就是让人在入世生活中具有着宇宙之道的实现价值，在无神的前提下，直接赋予了人们日常生活出世的意义。

除了对个人的日常生活赋予意义，以与宇宙之道相合以外，《中庸》还把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与宇宙天地化育万物的大德建立了联系。

人不但要修己，而且要完善他人，在孔子和孟子那里，用的是“推己及人”的伦理教化方式，把对自己和亲人的爱，“推广”到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天下的爱。

在《中庸》这里，这种由近及远的“爱的延伸”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而且是实践宇宙之“道”的需要。儒家既然不能像道家那样出世，而是要入世去建设社会、发展社会，那么为这种入世服务众生的思想提供理论的高度，《中庸》就把宇宙化育万物和人“修己治人”的思想融合到一起，这样人入世服务众生就更加具有了超越的意义。

所以，与佛教强烈的出世的倾向相比，宋代新儒家选择以《中庸》为重振儒学的“四书”之一不是偶然的，它的人生哲学的确把人心提高到宇宙论的高度，加以新儒学的进一步改造后可以与佛教的宇宙论相抗衡，从而适应宋明时期新时代的需要。

儒家在“易传”和《中庸》中把政治、伦理、心性、制度等现实生活的事物，用形而上学的方式提升到与宇宙天道一致的高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结果。这里也同样体现了与道家、名家、阴阳家共同都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更重要的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为儒家入世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赋予了宇宙论的意义，提供了具有信仰高度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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