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李克建：“天下”与“一统”——认识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维度

yjdhyrg 2016-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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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国家观问题，学界历来颇存争议。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人们评判国家的标准不同所致。毋庸置疑，人们应该摆脱西方国家观念话语霸权的影响，建构符合中华传统国家观的话语体系，按照中华各民族先民共同遵循的政治传统和游戏规则去认识历史上的“中国”和“国家”问题，而“天下观”和“大一统”思想则是人们认识古代国家观的基本维度。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与民族政策的完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1&ZD058）;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研究：基于少数民族视角的历史考察”（项目编号： 2012BZM004）。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保持五千年文明没有间断的国家，那么，“昨天的中国”究竟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中国”的？

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是否出现过实质意义的“国家”？中国古人头脑里是否存在“国家观念”，是否具有国家认同？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是否具有历史延续性？不难看出，这一系列问题都牵涉一个核心问题，即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的“国家”问题。

1981年5月下旬，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规模较大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对民族关系史上一些长期以来使人感兴趣的问题，诸如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少数民族政权和历史疆域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1］这次会议的研讨成果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家、疆域和民族等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视野，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随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研究热潮的兴起，人们围绕“历史上的中国”“中国古代国家观和国家认同”“天下观念”等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思考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中，紧扣“中国”这个大家看似熟知实则模糊的概念，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三个维度深入阐释了“中国”的内涵，为我们深刻理解“历史上的中国”提供了新颖的视角。［2］葛剑雄先生《历史上的中国》一书从“疆域”这个与“国家”紧密相连的概念出发，勾勒出历史上的“中国”作为“国家”的演变过程，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国家观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3］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中将中国人颇为熟悉的“天下”概念置于当今全球问题的思考中，重新界定了中国的“天下”理论，赋予“天下观念”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全人类意义。［4］这些研究成果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中国”与“国家”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宏观的、全新的思考方式。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掀起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高潮，青年学者袁娥［5］、暨爱民［6］等对此做了梳理和总结。受此轮研究热潮的影响，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国家观与国家认同的思考也进一步加深，中国学者姚大力［7］、陈玉屏［8］、彭丰文［9］和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10］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除此之外，学术界的不少同仁，如冉光荣［11］、王俊拴［12］、张文［13］、张中秋［14］、安树彬［15］、郭凤海［16］、张绪刚［17］等相继讨论了诸如“天下国家”“王朝国家”“王权国家”“大一统国家观”“家国”“家国一体观”“整体国家观”等概念和名称，各种观点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可见人们对于中国古代国家观的认识和理解仍然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国家问题和国家认同问题？是继续用现代“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的标准去判别古代中国和古代的国家认同？还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原则，用中华先民共同遵循的政治传统和规则去解读中国古代国家观和国家认同问题?笔者以为，面对古今中外关于“国家”概念的种种诠释，唯有坚持“天下观”和“大一统”的视角，我们才能看清一个真实的古代中国、一个最贴近中国古人内心的“国家”。

二天下观视野下的“国家”

(一)“天下型国家”：“天下”对“国家”的整体表达

关于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和国家认同问题，历来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自近代以来，国内外有不少学者都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化体、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 ；［18］(P21~23)即便现在，仍有不少学者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是指近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很多，可参见张文《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和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等相关文章。很明显，所谓的古代中国“非国论”，无非是人们以近现代西方流行的“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概念及标准来衡量和判别古代中国所得出的结论。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古代国家观和国家认同问题，势必走入诸多误区。可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极力倡导从中国古代自身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去认识中国古代国家问题，并且得出了更加符合历史的结论。在回答“中国古代是否出现过实质意义的国家”这个问题时，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中国古代的“国家”不一定完全具备西方政治学概念里所说的“领土、主权、人口”三要素，但是却具备富有中国古代政治传统自身特色的基本要素，我们似乎可以暂且归纳为“天下、王权、人口”三要素。在探讨“天下”“王权”与中国古代“国家”之间的关系过程中，“天下观”无疑是解读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国家观最为基本的一个维度。那么，“天下”究竟是构成“国家”的一个要素还是对“国家”的全部表达？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天下观”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人哲学观、地理观、文化观和政治观的多重叠加，古往今来，人们对“天下”的认识也是多样性与变幻性的结合。历史文献中随处可见的“天下”一词，通常是“国家”的代名词。从这个角度而言,人们使用频率较高的“天下国家”或“天下型国家”，则更多地呈现出“天下”对“国家”的全部表达。正如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所说：“在中国的前近代社会，与今日之国家意义相当的汉语词语，还有天下一词。”［10］(P19)

基于中国古代国家发育的独特性，人们常常称古代中国为“天下型国家”。目前学界明确提出古代中国为“天下国家”或“天下型国家”的学者越来越多，其中彭丰文在《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渡辺信一郎在《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中对其含义做了深层解读。何为“天下国家”？“天下型国家”有何基本特征？青年学者彭丰文对此做了细致深入的解读。她认为，所谓“天下国家”，即主张“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也就是将天下所有土地、所有民族纳入一个国家、一个君王的统治之下，正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对国家观的最好诠释。这样的“天下国家”理念包含了三个基本理论层次：首先是“大一统论”，即把理想中的国家设计成一个“大一统”模式，天下统一于一个国家，一个君王；其次是“畿服论”，即依据“服”——想象中的血缘亲疏关系来确定国家内部政治秩序与地理空间分配，形成以王畿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同心圆状政治秩序与地理分布格局；第三是“夷夏论”，这是在“畿服论”基础上发展、延伸出来的关于处理国家与民族关系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华夏居中，夷狄居表，共同组成多民族统一国家。［9］(P20~21)这三个理论层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内容。“天下观”可谓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前提和宏观架构，由其演变而来的“大一统”思想是其政治核心和思想精髓。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当政，都有“一统天下”的政治愿望和历史使命。“畿服论”可谓古代国家结构的具体设计，主要体现在服事制度方面，无论是《禹贡》中记载的“五服”还是《周礼》中所说的“九服”，不只是“天下观”在古人头脑里的具体呈现，更是古人对于一国之内民族分布格局的完美构想：在这个三位一体的“天下型国家”里，华夏族居于中央之地，蛮夷戎狄居于四方，形成四夷拱卫中央的格局。“夷夏论”虽然直接反映的是民族关系，但是却非常自然地呼应了“天下一体”的国家结构，从另一个角度准确地诠释了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和实质，表现出中国古代国家观和民族观的辩证统一。可以说，“天下国家”论所包含的这三个层次相辅相成、相互辉映，全面阐释了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内容，只有将这三个层次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关于中国古代国家观的整体概念，“天下型国家”的称呼也体现出“天下”对“国家”的整体表达。

(二)有限的“天下”：“天下”与“国家”的转换

在关于“天下”的各种论述中，我们发现，“天下”在中国古人头脑里是一个既清晰又模糊、既有限又无限的概念。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角度来看，天子所统的“天下”在理论上讲是无限的，因为它没有具体的边界所以也是模糊的。这就如同葛剑雄对中国古代“疆域”的认识一样：“古时候提到疆域的界线，就常说‘西尽流沙’。也就是说，西面的疆界到沙漠为止。那么，沙漠本身是不是疆域的一部分呢？沙漠之外又是什么呢？十分含糊和笼统。同样，对于东方的说法是‘东尽于海’——东面到海。那么，海上的岛屿是不是自己疆域的一部分？海洋本身算不算疆域，海那边是谁？都不是很明白。”［4］(P10)古代的“天下”与“疆域”一样，也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我们知道，“疆域”是一个与“国家”紧密相关的概念，那么在古代中国，“天下”与“疆域”是怎样的关系？它们与古代的“国家”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勾连？要弄清这些问题，恐怕就要从有限的“天下”谈起。

有限的“天下”是具体的，它和古代的“疆域”非常相似，二者时常高度重合。从这个角度而言，“天下”是作为古代“国家”的一个要素而存在，并且以“领土”或“疆域”的身份演绎其对“国家”的部分陈述。在中国古代，“疆域”是一个具有主观性的词语，“王朝的疆域范围不在于实际上应该在哪里，而是皇帝接受到哪里，或者说哪里的人有资格做皇帝的臣民。”［3］(P9)在这个层面上，“天下”和“疆域”极度相似。国内学界对“天下”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问题做了很多探讨，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他眼里，中国古代“天下观念”的意涵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天下=世界；（2）天下=中国=九州；（3）天下=中国（华夏）四夷。［10］如果将“天下”理解为“世界”或“中国四夷”，更多的是表达“天下”所具有的无限性特征，这个层面的“天下即所谓普天之下，意味着世界与无限之地”，“保有共通的天下理念的人们所居住土地的面积总和，是同一个世界，这被称之为天下。其中不问民族与地域如何” ；［10］(P12) 如果将“天下”理解为“中国”，如中国古代典籍里规定的王朝势力范围所及的“四至”和“四土”被描述得看似具体实则模糊，则是“天下”作为有限领域而被叙述的典范。在渡辺信一郎对“天下”范围的考证中，“天下”在古人头脑里呈逐渐扩大趋势，只不过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核心，即从只有“中国=九州”的天下向由“中国与四海（夷狄）”所组成的天下转换。秦汉王朝一统天下的现实，标志着“天下”与“国家”的转换逐渐完成。渡辺信一郎之所以坚持将前近代中国所特有的国家形态称之为“天下型国家”，就是因为他在考察中发现“在传统中国生活的人们，是把天下作为国家（被政治性编成的社会）来表达的，并将其理想样态视为‘天下大同’之世” ，［10］(P15)他还强调，“如果将天下理解为无限延展的世界，那是完全错误的。至少古代中国的人们并不如此认为。天下是对一定的有限领域施行实体统治的国家，是基于郡县制对百姓（齐民）的实际支配的贯彻之中，拥有所谓帝国型面貌与国家国民型面貌两张脸孔且相互转化的政治社会”。［2］(P65)很明显，有限的“天下”此时就是“国家”，“天下”与“国家”的转换就是这样在具体的政治环境中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并不完全像钱穆先生说的古人“对于国家观念之平淡或薄弱”是因为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19］(P40)应该说恰好是由于古人头脑里的“天下观念”与“国家观念”高度重合的缘由。

综上可知，古人建构的“天下”话语内涵非常丰富，无论是有限的“天下”还是无限的“天下”，它都是一个与中国古代“国家”密切相关的概念，如果我们单独取其某一方面的特征来理解古代的“国家”都有失偏颇。可喜的是，时下国内学人在对中国古代“国家观”问题的研究中坚定了立场，极力倡导摆脱西方国家观念话语霸权的影响，主张建构符合中华传统国家观的话语体系，坚持按照中华各民族先民共同遵循的政治传统和游戏规则去认识历史上的“中国”和“国家”。陈玉屏教授对此做了不懈努力，对于如何解读中国古代的“国家”问题，他一再强调回到传统、回到历史中去认识这个问题：“古代的国家在今人的话语中，有的被称作‘邦国’，有的被称作‘帝国’，也具备基本的国家要素……都具有一定的领土、一定的人民和一个以君主为总代表的‘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8］他还特别提到，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在不经意中就点出了古代国家的基本要素。陈玉屏教授的分析是中肯的，面对当今关于“国家”的诸种定义，我们只有跳出现代“国家”概念的思维局限才能看清中国古代“国家”所具备的特质，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国家观”问题。

三大一统视野下的古代“中国”

如果说“天下观”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国家”的宏观视野和基本前提，那么由“天下观”衍生而来的“大一统”思想则是中国古人在国家观念上严格遵循的游戏规则和秉承的政治传统。众所周知，“天下”和“中国”在古代文献典籍中都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名词，那么，中国古代的“天下”和“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中国”何时才成为“国家”的代名词？这些问题在学界一直颇存争议，争议的焦点往往集中在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上，学界也因此而形成了所谓的“上溯法”和“下叙法”“上溯法”，即由今天的现实出发去研究古代；“下叙法”，即以中原为中心自古而今地叙述历史。具体内容参见芈一之《从实际出发研讨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几个问题》，载于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两种立场，但是无论我们站在哪个立场去审视历史上的“中国”，都难以言之成理地解释中国古代诸多历史现象，“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有意无意地将从欧洲社会生长出来的近代‘主权国家’要素作为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的参照坐标”。［20］看来，我们只有回到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古代“中国”释义

　　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证实，“中国”一词最早发现在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铭文称：“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京室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20］《尚书·梓材》也有成王追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记载，即指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付与周武王治理。这与上述铭文相互印证，说明“中国”最初的含义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诗经·大雅·民劳》里还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记载，以“中国”与“京师”对“四方”与“四国”，正合郑玄《笺》曰“中国，京师也”之意，此处“中国”指天子所居之城。此外，《诗经》中还有很多出现“中国”一词的地方，将“中国”与“远方”对举，意指不同地域的人群和民族，如《说文》称“夏，中国之人也”，此处“中国”颇有族称含义之蕴。故费孝通先生将西周初年出现的“中国”解释为如下几种含义：（1）天子所居之城，即京师，与四方诸侯相对举；（2）指夏代或商代中心地区，与远方各族相对称；（3）指夏、商、周三族融合为一体的民族，以夏为族称，也包括夏人的文化。［21］(P218)

　　可见，西周时期的“中国”主要是地理的概念，同时也初显民族的含义。但是，“中国”一词的含义远不止此，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各民族先民迁徙融合、分化重组的大洗礼以后，“中国”一词的含义与范围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都在不断加强。

　　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的孕育时期，当时一方面是“中国”与“夷狄”的尊卑贵贱观念强烈，“夷夏之防”限域较严；另一方面，“中国”与“夷狄”在日益频繁的斗争与交往中发展出越来越多的共同性，文化与血统相互渗透，逐渐形成华夷一统，“五方”配合，共为“天下”的整体观念，“中国”一词具有的民族概念和文化意蕴越来越突出。在先秦典籍中，将中原诸侯称为“中国”“华夏”“诸华”者随处可见，将“中国”与“四夷”“夷狄”相对而称者比比皆是。如《礼记·王制》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礼记正义·王制［M］.北京：中华书局,1980. 此处的“中国”与蛮夷戎狄对举使用，基本上与“华夏”“华夏族”同义，可见“中国”一词的民族性在逐渐凸显。从《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0. 来看，齐桓公救援邢、卫等国也被称作“救中国”，足见当时的“中国”已被公认为是“诸夏”的国家，其范围较之前明显扩大。随着“中国”一词与夷狄对举称呼的频率越来越高，其含义也一再拓展，从民族称谓上升为文化概念，春秋战国时期起便基本上成为“华夏文化”或“华夏文明”的代名词。由此可见，历史上“中国”一词的民族意涵和文化意涵息息相关，这与中国古代民族观强调以文化辨民族的传统有关，“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成为古人辨别“夷”“夏”的标准，换句话说，“夷”“夏”身份不是生来不变而是在礼仪教化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变。因此，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的‘中国’又常常是一个关于文明的观念”。［2］(P45)

　　当“中国”一词主要呈现为“文化”或“文明”的意涵时，它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发展的而非停滞的，是包容的而非排他的。中华各民族的先民正是在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漫长历程中或先或后地接受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最后才形成唇齿相依、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历史上的“中国”除了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意涵以外，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恐怕当属其政治意涵，这就回到了我们讨论的主题，即“历史上的中国是否堪称国家”的问题。毫无疑问，从秦到清，是古代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伴随着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的含义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并且越来越具有“国家”的含义。正如羋一之先生所说：“中国之称在历史上是个地区的称呼，而且是有变化和发展的。先秦时，指处于众多国家的中央地区的国家，而把四邻称作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当时，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且它的领域也不是当时的国家领域。与‘中国’同时使用的名称还有‘四海’‘天下’。”［22］(P98)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逐渐扩大，成为地域的名称……古代华夏族最初于中原建立国家，为有别于四方蛮夷戎狄，自称‘中国’，即‘中央之国’的含意……秦统一六国，华夏族与四周所谓戎狄蛮夷诸族逐渐融合，形成以华夏族（汉代以后渐称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集权国家,‘中国’一词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23］(P133)众所周知，自秦汉一统天下到晚明以前，历代中原王朝或南北对峙的王朝，都各有其朝代国号，而又都以“中国”为其通称。一些由当地民族建立的边疆王朝，也往往在其国号、王号上冠以“中国”的名称，比如与辽、宋同时存在的喀喇汗王朝（或黑韩王朝）虽然在宗教方面皈依了伊斯兰，但他们仍将自己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不变，黑韩诸汗也自认为是“中国之君”。［21］(P231~232)

　　再如10世纪由中国北方民族契丹建立大辽国以后，“从辽国中晚期开始，契丹一词，在中亚、西亚、俄罗斯、东欧及高加索一带以及东北亚的日本的地方语言中，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了，这就是契丹的中国”。［24］(P211)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无论是“华夏的中国”还是“契丹的中国”抑或“其他某某族的中国”,都表明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国”一词已渐渐成为中华各族先民共同接受的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代名词，这个政治共同体在历史上或被称为“王朝”或被称为“天下”，它基本上就是“国家”的意涵了。

　　 (二)大一统视野下“中国”与“国家”的勾连

　　综上可知，“中国”一词兼具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多方面内涵，随着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为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越来越具有“国家”的含义，并为中华各族先民所认同和接受。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秉承的“大—统”思想密切关联。“大一统”思想是“天下观念”的衍生之物，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程。自先秦以来，九州一统、四海归一的观念，便深深地烙印在古人的集体心理之中，人们普遍希望族群之间和睦相处，因此十分珍视国家的统一。如《尚书·尧典》中说尧能“协和万邦”，至大禹实现“九州攸同”“四奥既居”“四海会同”“万国为治”，都是这种政治愿望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大一统”思想主导中国政治两千多年，使我们的国家二千多年来始终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产生和发展、维护了国家统一。那么，在“大一统”视野下来看古代中国，它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呢？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古代的“中国”视为一个移动的“国家”。姚大力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对于中国古代历史而言，朝代有兴有亡，然而“中国”却一直存在并且始终发展着。无论是在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各民族政权往往都自称正统、自称“中国”，把实现天下一统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因此，古代中国人的头脑里存在着一个超越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就叫作“中国”，它的生命会以下一个王朝的形式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朝可能结束，“中国”却永远存在。［7］

　　历史的发展的确如此，如果说秦的统一只是中国的局部统一，那么在其后两千多年里，中国是由不同程度的局部统一逐步走向大一统的。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大一统的清王朝的疆域与中华各族先民活动的历史疆域大体吻合，这也是中华各民族长期互动的自然结果。在这一历史疆域内的各民族的先民，不论他们是什么时候被统入时称“中国”的中原政权，他们当时在中华大地上建立的与中原政权并立的政权和中原政权一样，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王朝，而且也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或政权”。［25］基于此，葛兆光先生才明确提出:“在历史意义上说，谈论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可以承认，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2］(P31)历史上的“中国”确实是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由内向外不断扩散、辐射的“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模式。它既不能仅仅限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这样一些中原王朝，也不能只是指汉族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中的一切政权和民族，包括历史上中国的一切边疆民族。［26］(P22)

四结语

当历史上的“中国”与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国家”概念相遇时，任何一种定义所包含的要素或特征都不足以准确诠释“中国”的丰富内涵。经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和文明积淀，“中国”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多重含含义，符合中国历史的那个“国家”也是动态发展的，是日益接近完备的，虽然历经了无数次改朝换代，重组分立，但它始终是以一个特定政权为驱动的、反映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文明延续的实际存在，是中华各族先民共同认可和接受的一个政治共同体。

历史上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是一脉相承、无法割舍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摆脱西方国家观念话语霸权的影响，根据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史实，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下的国家理念，立足于“天下观”和“大一统”视野，才能真正看清历史上的“中国”和“国家”之间的深层关系。 

参考文献

［1］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葛剑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疆域的变迁［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07.

［4］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袁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11,(5).

［6］暨爱民.民族认同如何可能——概念、发生理论与作用评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9).

［7］姚大力.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J］.中国学术,2002,(4).

［8］陈玉屏.关于“国家”理论的若干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8）.

［9］彭丰文.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10］［日］渡辺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M］.北京：中华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