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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路》导演李成才:创新为何复杂而漫长

 luxb696 2016-06-04

《创新之路》导演李成才:创新为何复杂而漫长

2016年06月03日

创新本身所推崇的那些价值观,比如个人主义、冒险主义,它们与集体主义、和谐社会、圆融主义之间时常产生冲突

或许大量的原创式创新并没有发生在中国,但互联网让商业的本质得到了回归

2015年国家层面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双创”成为一股大潮。但对于3年前就开始拍摄《创新之路》的李成才来说,他并不打算给中国的创业者一碗鸡汤,而是要提供一次清醒剂:创新比想像中要复杂而漫长。

5月30日,这部以全球创新格局为主题的10集纪录片开始在央视财经频道首播。《创新之路》通过科学、人才、教育、法律、政府、市场、资本、创新者、世界未来9个方面来探讨创新生长所需要的土壤,涉及美国、英国、德国、北欧、以色列、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十多个国家。

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李成才讲述了拍摄纪录片过程中对创新的思考和担忧,中西方关于创新的环境差异等。以下为他的自述:

我一直希望从历史的角度来寻找创新的源头和关键的因素。比如,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日本能在二战后的23年内就超过德国?这样的问题,在拍摄中我思考了一路。在日本小学博物馆,我找到了答案。那以前也是私塾,但它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告别过去、引进西方教育体系的?我发现正好在1878年前后,那时正值中国的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本质上是现代和传统在打。日本的大学也都在那时候建立,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都是。而我们的第一所大学,清华留美预科班成立于1911年。日本比我们早早了半个世纪。

3年前,我就考虑拍这个主题。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到了结构调整的阶段,拉美危机、中等收入陷阱这些方式又不适合中国,要调整只能靠创新。但那时在中国,要找创新的样本很难,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其他国家的做法。

出发前,我们参考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建议,最后选定了9个国家,分别是以色列,日本,英国,德国,瑞典,芬兰,美国,韩国以及中国。不过,我们最后选择按照主题而非国别去呈现内容。在这个阶段,厘清与创新发生关系的那些主题到底是什么更为迫切。

比如文化。总体而言,从工业文明以来,世界的创新发祥于英国,由此树立了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所以第一集,你看到的是对文化的讨论。创新本身所推崇的那些价值观,比如个人主义、冒险主义,它们与集体主义、和谐社会、圆融主义之间时常产生冲突,因为创新态势是求一、也是颠覆的过程,所以在东方国家的圆融社会里很难生长。在日本,大部分的创新是模仿、加工以及集成式的创新。当然,日本的这些创新也许不算原创,但他们的信念是同样的东西,自己可以比别人做的更好。

再比如基础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创新背后是人才,人才背后是教育,教育背后是大学教育、基础教育。在这一集我们想探讨什么样的基础教育才能保证创新。应试教育看来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它给了世界标准答案。教育的本质还是能够让人好学、疑问,因为好奇才可能探索,因为探索才可能创新,是这样的逻辑。紧接着是大学教育,我们去探讨自由对大学的意义。1000年前就有了大学教育,我们回过去讨论大学的宗旨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终身教师制度,为什么会有不允许国家干预教育的理念,创新必须是在心灵自由的条件下产生的。

第四是法律,包括知识产权。英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不仅在于牛顿和蒸汽机,还有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诞生了现代第一部专利法。后面还能看到市场环境、政府的力量、资本市场以及企业家精神这些都对创新产生影响。

最后一集是未来。我们今天用的手机都是20年前试验室里的东西。也许现在某个试验室里的东西就是决定着我们未来的东西,预测未来还不如创造未来。

创新的动力,从政府层面看,各个国家特征不同。美国是小政府,但有一些宏观的干预政策,比如人类基因组计划,曼哈顿计划,还有现在的精准医疗,这些是市场企业无法达到的地方。所以立法和人才环境是政府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对比当下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倡导互联网 ,这是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性,市场经济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过程。比起欧美,中国老百姓的创造性没那么强,只能靠先点燃激情,再说别的。其实大家都在睹资本市场会不会赢,到底是软着陆是硬着陆,赌赢了,就真的出现了创新,出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创新之路》最终希望给中国人提供一次清醒剂,告诉人们创新是一个多么复杂、多么漫长的事物。希望重新撬动中国人对创新的思考,思考这是一套多么复杂的体系,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创新是一个全社会的活动,不是某一条街的事。你是老师、家长、政府、学生,创新是每一个人的事,关键当创新就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识别吗?你能报以怎样宽容、你又该用什么方式与创新相处?

创新有3种动力:原动力,好奇,恐惧。很多创新来自恐惧。企业家更是如此,他们害怕失败、衰落,追求财富以及自我价值。所以创新的表现并不是按照领域来分。在美国拍摄时,我们总共有3个团队,我跟着其中一支团队跑。从埃隆?马斯克、马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都采了,这些大佬分享自己成长的故事,有些采访甚至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中国也有创新者,我们选择了华大基因,探讨更多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体制让这里走出了一批科学家。

中关村之于硅谷很遥远,这是勺子与筷子的距离,是根本不同的事物。中关村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产物。有一次,我问中关村的领导,你去过硅谷吗?他说去过太多次了,最大的印象是每次去都有疑问:在硅谷政府的角色在哪里?别人告诉他,政府最好什么也别干,这里也没有政府。

这就是区别,我只能说差距还是在缩小。原来中关村靠倒卖电子元器件,或者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这样的。最早的差距像是那时的柳传志与盖茨之间的差距。但今天代表中关村的企业家也许是王晓东(研发抗癌新药的百济神州公司的创始人),是和那些美国高科技公司创始人差别不大的人,他们可能来自同一所大学,对产品有着同样的标准,面对的课题是生命科学。

当然,创新也会产生大量泡沫,背后的最大推手还是资本。《创新之路》有一集是讲资本、基金,讲国家的钱怎么进入,怎么推出,怎么不与民争利。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资本市场命运也不尽相同,华尔街是最愿意冒风险的。值一块钱的事物,华尔街可能准备了50块钱,不过,最后都是在用货币检验和呈现。

中国的泡沫更大,中国有活跃的二级市场活跃,但资本的嗅觉不够敏感。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无论腾讯还是阿里,大股东都是外资,是我们识别不了,还是没有这个能力?资本都是逐利的,但资本背后的人不同,人的道德、甄别能力,这些在决定资本最终的质量。

或许大量的原创式创新并没有发生在中国,但互联网让商业的本质得到了回归。我们这个国家在商业上设定了各种门槛、垄断、权利,互联网让买家成为了真正的买家,卖家亦然。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捆绑在现代技术面前,不堪一击。

最近,我在看一本书,《阿米什人的历史》。阿米什人是我们这次在美国拍摄的一个族群。他们主动地选择与技术创新保持距离。直到现在,他们也不用手机,因为这个技术会打乱他们原有的秩序和生活。他们穿着粗布衣服,吃未施过化肥的食物,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这群人带着某种哲学思考,出现在最后一集的倒数第二段里,大概3到4分钟的镜头。这是最后,我所想呈现的对创新的一点隐忧。撰文/陈潇潇 编辑/温雅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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