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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书记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丝·弗里德曼夫妇合著的《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林卓立、郑若娟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10月）是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生活的回忆，其中充满了生活与学术交织的魅力。但是，不能简单地说该书“清晰地勾勒出弗里德曼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对此作者在“前言”中已有明确说明：尽力避免将回忆录写成学术性的历史纵观，想展示的只是关于自己生活与经历的纯粹记录。当然，尽管看起来只是生活经历的记录，两位作者各自言说而又相互补充，实际上还是以学术生涯为主线，在生活叙事中仍然充满了学术思想的发展节点和学术论辩的机锋。 “幸运”作为个人回忆中的核心概念，既是对命运的描述和感恩，同时更充溢着伴侣间因相识、相知、相伴而终生欣喜的强烈感情。天长地久的幸福婚姻生活，许多时候一起合作的活跃的专业生涯，人生若此，夫复何求？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在对“幸运”的认识中还包含有对经济学家成长路径之幸的经验谈。例如，先在强调理论的芝加哥大学读书，再在注重制度影响和实证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以后争取在华盛顿工作几年，再全身心地回到学术界。作为教师，米尔顿经常反思教与学的问题，其实也包含有成长中的“幸运”问题。他认为，同学对一个人要成为学者是最重要的，而教授则应该有双重角色：一是吸引好学生，为他们提供各种议题；二是以深厚的功底引发学生广泛的讨论（46页）。然而，幸与不幸也是会转变的。米尔顿在观察中发现，年轻的研究生和助理好学而有能力，与大部分老教授的无趣和缺乏学术追求形成鲜明对比；更让他郁闷的是，同一个研究生在年轻时和年老时也是那样对比鲜明，他苦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是：“我们对于还是学生的他们做了什么，而学术生涯又对后来的他们做了什么，竟然把这么多聪明又前程似锦的学生，变成了既迂腐又没有进取心的二流教员。”（87-88页）这种不幸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吗？ 在该书中，米尔顿很自然会谈到他的学术写作与出版物，对也曾经部分读过那些书的读者来说，是很好的回忆与重新导读。九十年代初，我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弗里德曼文萃》（高榕、范恒山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12月），对其中的《禁酒与毒品》特别感兴趣，还专门写了一篇评介文章，但是没有发表出来。在这部回忆录中，米尔顿说这篇讨论毒品合法化的专栏文章是针对尼克松总统对毒品宣战一事。该文引起了轩然大波，大部分是反对与斥责，但是支持者的人数比他们原来预想的多，主要都是赞赏他的勇气（325页）。现在把那篇文章找出来重读，我觉得从逻辑理性的角度来看，米尔顿的观点颇有启发性，其思想的敏锐和逻辑力量仍是我们的经济学分析与公共政策讨论中根本无法出现的。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他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吸毒与自杀行为不同的特征：毒品会使人难以自拔。而且，毒品与酒的特性也有很大区别。即便假如毒品合法而且可以廉价购买因而减少了因贩卖毒品而起的各种犯罪行为，但是瘾君子本身就往往会导致各种伤害行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正是米尔顿在书中不断谈到的自由市场在理论上的胜利与在现实中遭遇的挑战。 米尔顿与安娜·施瓦茨写于六十年代的那本《美国货币史（1867-1960）》的中译本出版于2009年（巴曙松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当时对思考美国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有特别现实的意义。最有现实意义的是这样的总结性评述：“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几乎一成不变的药方，而通货膨胀则是几乎一成不变的结果”，而我们的决策者对于货币发展的变数则是一如既往地忽视，因而总是自食其果（见该书500页）——这两个“一成不变”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反省吗？作为货币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弗里德曼对货币供给与经济变化之间的分析已成为经济学上最具原创性和阐释性的经典，而在回忆录中对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争论背景的解释使读者更能理解该书出版的重要意义。米尔顿说，“它毫无疑问是最具影响力的。我已经提到了这本书在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争论中的影响。此外，这本书对大萧条的重新解释也大大影响了‘政府在引导经济中的恰当作用’这一个更广泛的议题。”（219页）他警告说：“凯恩斯主义还远未消逝，尤其是它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由此而想到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对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分析：它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以及各种社会科学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而经济分析中的许多根本性错误都是源于历史知识的缺乏（《经济分析史》第一卷，2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在米尔顿对美国货币存量的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到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的联系，看到一位经济学家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 米尔顿在财政部工作的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官僚政治中对私利的寻求和所谓客观分析之间的相互影响”（103页）。物价管理局局长对经济的错误预测从未被人注意过，而他唯一的一次正确预测却被广为传颂；在接触财政部部长之后发现其智力实在有限，感到很吃惊的是“一个有着如此局限性的人居然能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在获得他们梦寐以求的控制权之后，物价管理局的经济学家就会附和当局大幅度向上调整税收额的决策，“在我看来，这种对估算值的操纵都是纯粹的不诚信和欺诈”（104页）；官僚政治的第一定律就是，对任何事情，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当前使用的方式（114页）。参与政府项目给米尔顿带来的重要的教训是，实施容易摆脱难，“即便最初制定这个政策的需要早已不复存在，但它却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确实，通向海妖的道路就是由善意铺就的”（115页）。可见，即便我们可以有出色的、幸运的经济学家，但还是很难避免拙劣的、不幸的经济学。 作为米尔顿的夫人和学术合作者，罗丝对米尔顿的评论当然值得关注。传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之后，米尔顿答记者问的新闻引起了一点风波，罗丝引述一位评论家的话：“他将他自己的真实感受表达了出来，心胸坦荡，不带心计，而他也因此招惹了许多人。这个事件体现出来的理念学以及所做出的实际行动都是基于他对于人身以及市场自由坚定不移的信仰，即便是政府也无法阻拦这样的自由。他的影响既广泛，又涉及多个层面。在不降低科研工作的学术质量的同时，他成为了一位专栏作家、辩论家、评论家、顾问以及人气教师。”另一位评论家则列数了许多受到米尔顿影响的公共政策领域，并指出“在提倡自由原则和货币经济学的这许多年中，即便是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他从来都未牺牲过他的学术诚信。他拒绝一些政府职位的部分原因就是他并不认为他在接受之后还能维持自己的原则”（401页）。显然这也是罗丝同意的看法。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该书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简体中文本（韩莉、韩晓雯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新旧两个译本的篇幅差距较大，因此想到新译本可能有删节，于是先翻到第三十章“中国”比较一下，发现不少段落在新译本中没有了。有意思的是，我是先读新译本的这一章，有点直觉，然后才翻出旧译本来比较，果然。说起来也是老问题了，译本若有压缩、删节，应该在后记中有说明，过去很多译书都是这样；更严谨的做法应该是，说明这些删节是否征得原作者的同意。 录入编辑：王建亮 更多阅读: 第二届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将在天津举办 久违了，高雅的中国喜剧 丹麦人给孩子看什么戏？ 凤凰古城对话画城桐庐：文化挖掘传承成民宿发展愿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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