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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06日 08:36
钱理群 近日,钱理群的自述作品《一路走来》出版,他把20世纪“我的故事”和“中国故事”相互参照之后,从个体人生体验出发,讲述关于个人、家庭与民族的故事,对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与一代知识分子命运深刻关系的思考,发人深省。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郑雄对钱理群的访谈中,钱理群表示,大师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要有文化的、思想的原创性。 郑雄:最近十几年来,人们一直在谈关于大师的问题。人们也都在说,“没有大师”。您觉得,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几十年后,人们回过头来看现在的学者时会发现,某一位就是大师? 钱理群:我觉得不可能。中国知识分子的素质在整体上出了问题——我说的素质是指基本素质,包括人格、精神境界、知识素养。 郑雄:为什么这么说? 钱理群:我有一篇文章讲到,作家张曼菱有一天在燕园捧读朱光潜的书,正好遇到朱光潜,朱先生说,我的书你不用看,都是翻译外国人的,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他的遗憾是,自己没有原创性。 在我看来,大师,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要有文化的、思想的原创性。我最近讲过,鲁迅是有原创性的。另外,孔子、庄子、唐诗、《红楼梦》是有原创性的。我老师那一辈人,凭他们的基本素质,有可能有原创性贡献,有可能出现大师。但很可惜,没有实现。没出现大师,原因可能是1949年前,他们生活在战乱中,1949年后又经历思想改造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好了,他们又老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有很好的创造,比如说汪曾祺。但汪曾祺是作家,还可以,学者就很难——学者需要创造一个新体系。没有独立的体系,就谈不上大师。 1949年以后培养的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大部分人的知识结构都有很大问题。因为社会上在批判“封、资、修”,要和传统决裂……并且,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是连在一起的。我不是反复说嘛,我们是“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趣味的文人”,比如说,我,琴棋书画都不懂,而且没兴趣,作为文人,这是有问题的。 “文革”中成长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来的大学生,我曾经对他们非常看好,但很快就失望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文革”对他们精神上有不好的影响。他们总觉得真理在握,一遇到不同意见,马上口诛笔伐。 我有个讲话,题目是《我的北大之忧,中国大学之忧》,谈到看大学有没有希望,要看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起主导作用。20世纪80年代,大学里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启蒙知识分子；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个时期主要是学院派知识分子。自然,启蒙知识分子也不能理想化,学院派知识分子也有弱点,但他们有共同点,就是都有底线,他们来主导大学,大学坏不到哪里去——当然也不会有大成就。而时下,大学里起主导作用的,不少是政治活动家型的知识分子。王瑶先生很早给我说过,大学里有一些人,是“社会活动家型”知识分子,最初也做学问,也取得了学术成就,但取得了学术地位以后就不再做学术了,开始用他自己原来那点成就来换取各个方面的利益。现在,一些“社会活动家型”知识分子成了“政治活动家型”知识分子。他们到处开会、讲话。在学术圈子内部,他是霸主,讲朋友圈、学生圈,讲门派,因为他掌握学术权力,年轻人报课题、评奖什么的,都在他手里。现在的年轻人遇到的,和我们那一代完全不一样。我们年轻时,老师恨不得把我们早早都推出去,各方面都扶植,哪怕你可能超过他,他也不管,甚至还对你更看重。 郑雄:当下的年轻学者,处境是很难的。 钱理群:上世纪末开始,我对自己这代人失望了,同时也对下一代学者失望了。之前,我要求自己的学生:沉潜十年,不要急,等十年以后再发言,我看重你们十年以后。我觉得,沉潜十年,他们能改变我们这一代人知识结构和精神状态的问题。现在,他们四十多岁,有的人也出来了,但我更失望。你看现在,社会上一有事,最急着表态的是一批副教授,四十多岁的副教授。当然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他们:我各方面已经可以了,但得不到机会表现。我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讲的这一批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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