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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六季 解读无字地书——考古学视角下的上古中国（共三讲）
【第一讲】 何以中国：从前中国时代到最早的“中国” 最早的“中国”从何而来？数千年前“满天星斗”时代的中国大地有着怎样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应该怎样看待它们？早期中国由多元到一体的演进过程是单线进化的吗？中国可以做无限制的上溯吗？中原文化一直就遥遥领先吗？为什么最早的“中国”出自中原？
主讲人 | 许宏 *据现场实录整理 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研究感受，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朋友，尤其是还有那么多朋友居然站着，我很惊讶。在京城，我们三联书店的地下一层，应该是最有书店文化氛围的地方了。 三联这次请来做公开课，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在今天到明天、后天这三讲里谈一些我对早期中国略微系统些的认识。我借机梳理了一下本人近年研究的三大主线。第一从国家和文明史的层面来看，本人不认可中国文明可以做无限制的上溯，提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说”。第二从城市史的层面看，不同意都城一定要有城墙这样的定说或者权威说法，提出从二里头到东汉的早期都邑“大都无城说”。第三从认识论方法论层面上，认为二里头和二里岗仍然属于非信史时代，坚持夏商问题有条件的不可知论。这就是我在三大主线上的三大认识。 我们说考古应该还是不枯燥的，至少是跟哲学或者我们考古研究的近亲古文字学相比。无图无真相，我们还是看图说话来走进我们的“早期中国之旅”。 许宏 第一讲就是围绕着“何以中国”说起来。如果从时间上来说，我的研究大体上以二里头为中心，上到新石器时代，下到秦汉。大体上相当于英文中“早期中国”，EARLY CHINA的研究范畴。 说到中国，现在把以前的文化传统遗失太多了，我们从理念、教育制度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东西都不是古代中国的，更不是早期中国的，但是骨血里面却留下了印记。我举个例子，像现在少得可怜的文化关联里边，就有每年大年三十回家过个年，无论路上怎么艰难困苦一定得回去，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 说到甲骨文的发现和辨识，这些一般人根本看不懂的东西，一旦进入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学术大家的眼中，他们就可以以《说文解字》为桥梁，建构起当代中国人对古代汉字和汉语的认知，这个血脉上的联系非常非常难得。大家知道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古埃及石碑文字是靠的三种文字的互译，没有互译这些文字就是死文字，但是甲骨文是幸运的，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上很多东西可以这么看。 巫鸿教授有句话，大意是说我们做学问基本上有两大主线：一个是属于大历史，是历史本身的；再一个是学术史，是我们对历史认知的历史。回首我们对于上古中国的认识和建构，基本上我们在做着学术上寻根问祖的工作。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国考古学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在学科建立之初就是以本土学者为主来进行发掘研究的学科。大家知道，无论是两河流域、中南美洲还是印度，都是西方人来做的考古学，他们作为“他者”来做所谓客观的研究。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我们有刚才讲到的那样的便利，有那样的骨血相连，这样导致我们对祖先的认知是有其便利之处的。 但同时不可否认，我们作为这个族群的后人，肯定会融进一些跟理性不太和谐的情感在里边。对一个学者来说，在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追求史实复原的同时，作为中国人，本身会有这种在救亡图存环境下的复杂心路历程。民族主义在这里不是一个贬义词，无论如何，你骨子里还是中国人。我写的《最早的中国》，认为“中国”这一概念不能做无限制的上溯，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这似乎是一种学术上的“政治不正确”，因为我们一般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外国学者看，又可能会觉得你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因为你说的是“最早的中国”，而有一非常苛刻的说法是秦汉之前没有“中国”。这就是建构和认知的不同。我们要建构国族认同。 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先说“国”，“国”一般就是城和邦的意思，那个时候的国经常被用来指国都，国都及周边的那块土地叫“国”，国人和野人是相对应的。我们知道国以前特别多，“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武王伐纣的时候有三千诸侯，等到西周时期剩了八百，然后到战国七雄，秦汉一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这个概念出得比较晚，最早的就是西周时期，在不排他的小国前边加一个前缀“中”，这肯定是一种文化本位主义的概念。任何一个国家的地图哪怕自己的版图再小大概都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这个跟我们是一样的。“大邑商”“中商”，意思都是我是最大而居天下之中的。加了“中”的定语，就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了。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有两个中国，那是“政治上的不正确”；我们也不能说一开始有七八个中国，那是逻辑上的不正确。我认为我是中国，我就是唯一的，实际上这个中国基本上是“中央之城”和“中央之邦”的概念。 我们通过梳理传世文献，发现“中国”出现得并不早，《尚书》《诗经》基本上都是战国时期成书的。“何尊”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它是一件带有铭文的国之重器，现在被列为极少数的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之一。它的铭文上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最早的“中国”这两个字。显然，周人也认识到关中还是稍偏了一点，而中原腹地的洛阳一带才是天下之中，比较便于统治人民。
考古学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由已知推未知，从我们称为信史、有文献记载可以引证的时代，从这儿开始我们往前追。看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通过把地上的文字材料和地下的文字材料结合来确证。大家注意这里说的都是“文字材料”，证明至少出甲骨文的殷墟时期已经是信史了。此后，有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中国人是怀着梦的。中国人没有明确的宗教，有人说历史就是他们的宗教，现在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这么说的。我们的前辈一直往前追溯，寻找自己的根，一点一滴地，从商王朝前期都城、早于殷墟的殷商文化，再往前找到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二里头，有人认为它是夏，也有人认为是早商，现在还有学者认为它是早商……我们逐渐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 在对“夏”的认识上，由于司马迁把夏商周三代王朝作为整个华夏民族的成丁礼，一般认为“中国”大体从这里起步，但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非常“拧巴”的概念，大家知道有地理的、空间的、政治的、民族的、文化意义的含义，都变化得非常厉害。我们看秦汉之际的版图，相当于后来的内陆18省，不包括四大边疆，就是适合于农耕的那些地方成了最初的中国。然后再看，到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拧巴”了，因为如果你以汉族的居住区为中国的话，你就是偏居一隅，那些契丹人是不是“中国”？金是不是“中国”？现在学术上还在争议，这是个建构的问题。 看一看我们特别熟悉的祖国版图。如果按照司马迁说的，夏商周王朝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中国，再往前三皇五帝就虚无缥渺了。夏商周这三个王朝都只是在非常狭窄的、被称为中原的地方出现的。我们如果加以分析，这条黄色的虚线有朋友应该知道叫“胡焕庸线”，这是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来的，这条线东南住着大约96%的人口，到现在也没有变过。直观上看，以这线为界，可以分为绿色的板块和褐黄色的板块，多雨的板块和盼雨的板块，农耕的板块和畜牧游牧的板块，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板块，文化上，用鼎的板块和用鬲的板块……但最后是在中原这个两大板块交汇的地方，杂交出高度文明，二里头起来了。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起来了。这是一种类似于生态学上所谓的边缘效应。在这两大板块交汇地带，最兴盛的文明出来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交界处——中原 我的同行朋友都知道许宏在学术观点上是保守的。关于“中国”形成的问题，最保守的是“二里头中国”说，实际上我说更苛刻的是西方汉学家认为的秦汉是最早的中国，我的同行还有“龙山中国”说、“庙底沟中国”说。还有“彩陶中国”说，但正如《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王仁湘老师一本书的书名所描绘的那样，那就是彩陶扩展的浪潮，它不是军事强力推进的产物。最重要的是彩陶不是礼器，不是身份地位象征物，而是任何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做出来使用的东西。所以它的分布和扩散只能是文化传播的产物。货郎挑着担子，这代人走几个山头，那代人走几个山头，以时间换空间完全可以走得很远。 所以我们说在公元前三千多年之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是所谓“中国”前的中国。奠定中国版图的东亚大陆在面积上跟现在欧洲的面积差不多，政治实体的国际形态跟现在的欧洲也差不多，是一个没有中心的大陆，众多集团各自独立发展。中国往前再怎么上溯都完全是可以的，保守的许宏把中国的形成只上溯到最早的、排他的、独大的政治实体的形成，上溯到二里头，我把这个形容为婴儿的呱呱坠地。你说我要上溯到精子和卵子碰撞的一刹那也完全没有问题，还可以上溯到父方和母方的恋爱，甚至父方和母方任何一方的出生都是这个新生命诞生的前提，但是这样上溯有意义吗？三代王朝里至少商周王朝可以肯定，从它们往前上溯，跟它最为密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再往外跟它们的关系偏于疏远，这是一个总体的印象。
我们看红山文化，从它的墓葬制度、聚落形态到玉器，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原人的话，你不会认可这跟我是一类人，会认为它是“非我族类”。可以相信当时他们是各有各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我们看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非常有特色，比如玉器中的琮、璧这样一套文化信仰的核心部分，就完全没有被二里头文化所吸收，当时的人怎么看它我们不知道，当时没有文字，我们只能从考古学的表象上看它们是有巨大差异的，各是各的人类群团。
再看山西陶寺，它在地理上属于大中原的一部分，这种陶质的大龙盘、大石磬以及大型墓葬等，都很有它的特色。如果说三代礼乐文明以祭祀用的礼器为主，它的核心是酒礼器，而陶寺的礼器组合是看不出重酒还是重食的，还是有若干差异的。
下面再和大家聊一聊山西，在场一定有山西的朋友哈。现在看来，任何历史悲喜剧都是在地理这个大舞台上上演的。山西是一块宝地，越是上古时期人类对环境的依赖性就越强，我们看山西的山河控戴，两山加两河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导致它尽管是历史上无数次文明浪潮的策源地，但是往往这些文明的火花到了山西之外才大放异彩，我形容这种现象为“起于河东山西，成于河山之外”。陶寺大概是最早的例子。再往后我们看晋国是典型的周文化，但势力没有超出山西，只有到了韩赵魏三家分晋，才成就了“战国七雄”的霸业。而拓跋鲜卑只有从山西大同的平城迁到大河之南的洛阳才有了北部中国的统一。 回到中原腹地，我们看看二里头带有中轴线的宫殿建筑。在仰韶晚期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出现了有中轴线概念的、类似前堂后室的“原始殿堂”，这是东亚大陆最早的中轴线的实例。中轴线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变化，最初是单体建筑的中轴，后来变成了宫室建筑群的中轴，始见于二里头，再后来变成整个都城的大中轴，从曹魏邺城和魏晋的洛阳城开始，那种城市大都的大中轴才出来，这是三个中轴线的演变步骤。所以龙山时代这个时候中轴线顶多是一点萌芽，而夯土墙已经屹立在中原大地了。像河南龙山时期的大型建筑基本上可以看作二里头宫室建筑的雏形，只能上溯到这里。我们看二里头的宫殿建筑，它的长宽和柱网结构，已经有了类似于“营造法式”的建筑理念和规制了。
再看墓葬，陶寺那么大的墓只有独木棺，但是在当时的山东海岱地区，墓葬中棺椁已经齐备了。棺椁齐备是来源于山东，而不是大中原的。最初所谓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跟现在一样是东方先亮。 精制的酒器在大汶口晚期时特别盛行。我们看到二里头的陶质酒器，有盛酒的、温酒的、喝酒的，这一套东西很大部分是来源于中原地区的东方的。我们如果把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跟二里头时期的陶酒器、龙山-大汶口时期的陶质酒器相比，可以看出演变的大致脉络。被称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的邹衡先生就把源于海岱地区的三足酒器和古文献中的“鸡彝”对上号了，认为它是夏的产物。
我们梳理一下学术史，看到有这样一个脉络。最初由于主要的考古工作都是在中原地区进行的，而且文献记载也是中原是老大，其他周边那些族群都是蛮夷戎狄，这种印象也传染给了研究者，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民国时期就不用说了，自50年代到70年代基本上流行“中原中心说”，即中原影响周围。张光直先生的《古代中国考古学》有四个版本，就随之从中原中心的一元说逐渐演变为多元说。后来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大家都接纳了他的观点，确实是由于中原以外的发现完全超出了我们以前的认知。“相互作用圈说”这是张光直先生提出的，由于中国是一个大盆地，里边没有像阿尔卑斯山那样的高山阻隔，导致“东亚大两河流域”，即黄河、长江流域，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相互作用圈，奠定了最初的中国的基础。后来又有“重瓣花朵说”和“多元一体说”，然后到“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这样贯穿下来。所谓“新中原中心说”是建立在多元认知的基础之上，重新对中原的一种强调，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是认识上的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是更合乎历史真实的认知。 我们看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的提法，就是重瓣花朵、多元一体，这个认知和文献传承，基本上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大家知道历史的书写权是属于战胜者的，属于文字的创造者，汉字的史观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在“重瓣花朵”结构中，仰韶文化占有全国新石器文化的“花心”地位。 (张学海 2002) 但是后来我们就在反思，仰韶文化兴盛期就有了花心地位了吗？后来红山文化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发现了，南方的良渚，甚至崧泽文化我们都发现了，我们从来不知道那么早的时候社会复杂化的进程要比中原早得多，现在看来还是东南沿海先走一步，跟现在的东西差别是非常相像的。那么我们看看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赵辉先生，在2000年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就叫《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中附了了这样一幅图，把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形成的时间往后拉到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这已是仰韶晚期了。但是我们仔细地剖析一下，看看那个时候的红山文化还是相对独立的，对于中原的影响有多少呢？西北本来就是广义大中原的一部分，至于四川盆地西南地区跟中原的关联性并不太大，那个时候最强烈的冲击波是来自东南。像赵辉老师描述的那样，整体上中原是非常虚弱的地方，能成为中心吗？赵辉老师到了2006年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再论以中心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又把中原中心的形成从仰韶晚期拉到公元前2500到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师大，就是二里头的前夜了。
东亚大陆有一个文化上的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动荡的状态，就是仰韶和龙山时代的分野。大家简单地看，以前是红陶和彩陶的世界，后来是灰黑陶和彩绘，从圆形环壕到方形围垣，从薄葬到厚葬，从罕见礼器到后来的玉漆陶铜礼器群…… 从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只能做这种粗线条的观察。一个学科和一个人一样，当你更多地意识到自己不是能做什么，而是不能做什么的时候，很可能这是你成熟的表现。考古学突飞猛进，现在更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我觉得这是学科成熟的表现。我们擅长宜粗不宜细地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进行长时段的观察，不擅长对具体历史事件和绝对年代的把握，比如玄武门之变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哪个具体位置，我们考古不可能捕捉那个历史的瞬间。 公元前2000年，耶稣诞生前2000年，按理说对中国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历史文献记录了一个比较大的事，就是在那前后，夏王朝诞生。但考古学观察到的是，那个时候各地的文化因素在中原出现，还在逐鹿中原呢，看不到一个兴盛的王朝气象，这就是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的不对应。我们看到在二里头崛起的前夜，中原腹地城址林立，每个城之间相距30多公里，也就是现在两个县城之间的距离。最初还没发现王城岗大城，只发现了一个小城，有人就说这是禹都阳城，另有人就说这充其量是个“羊圈”。当大城出来之后，有学者又说这个小城是大禹他爸鲧筑的城，大城才是大禹筑的城。这都是推论和假说，传说时代还在延续。 这时方方面面的势力，从东南西北向中原涌入，所以中原的文化面貌极其复杂。山西、山东、河北的就不用说了，还有陕西、湖北的因素，总之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也发现了战争的迹象，例如大量箭头的出土，还有杀殉的场面。二里头诞生前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刚才讲了两大板块的交流碰撞，中国学者会说是各地并行发展，各具特色，但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吉德炜教授却直言不讳地说“东部沿海文化因素在后来中原青铜时代文明中是第一位的”，这是非常敏锐的观察，不平衡性是大量存在的。比如我们看西北，兰州拉面、山西刀削面，吃完面还用这个大碗喝汤，一器多用，延续了仰韶的风格。但我们看从山东一直到江浙沿海，你看三足器、圈足器等等一定得是分别做，把不同部位组装在一起，这样就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器物造型复杂，棱角分明，对稳定感要求高。这些器物的复杂化处理和分工会不会导致它的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复杂化？这种合作会不会导致语言的复杂化？这正是吉德炜教授思考的上古时期东西差别的问题。
东部沿海文化因素在后来中原青铜时代文明中是第一位的。（吉德炜 Keightley 199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大家勾画一个图景来显现我的古史观和文明观。我认为“中国”是不应该做无限上溯的，最初的东亚大陆就是“满天星斗”，可以说它是玉石中国，但这个“中国”就是单纯的地理的概念，所以不如说是从玉石东亚到青铜中国。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大改组，恰恰是那个时候欧亚大陆内陆地区、西北方向的青铜文化影响进来了，导致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二里头出来了。当然其他“星星”不是没有了，而是暗淡无光了。此前，则是前中国时代。比如良渚，良渚是前中国时代东亚大陆最亮的一颗巨星，属于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态。与其说它是某个大的文明的先声或序曲，不如说它走完了它生命史的全过程，给予后世的中原王朝文明以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他如陶寺、石峁，都是前中国时代并存的邦国。只是从二里头开始，一个排他的、大的广域王权国家才出现。 把二里头跟良渚比较一下，二里头的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和良渚主城差不多。但良渚人战天斗地，它建设了巨大的水坝系统，有高坝、低坝，拱卫庞大的中心聚落群，战天斗地的气势一点不比埃及人差。二里头这帮人起来了，留给后世许多东西，华夏文明一直延续下来。而良渚这样巨大的存在过早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个现象非常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河西走廊一带、甘青地区的文化，有些比二里头还要早，例如齐家文化。再比如新疆哈密出的青铜器，时代偏早，很有可能是二里头这一批璀璨的青铜文明的祖师爷，但是它都是装饰品和日常用品，比如铜镜、钮扣、耳环、锥等。这些都可以称为“饰用文化”，但是冶铜技术一到了中原，整个就发酵起来，蛹变蝶了，从此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东亚青铜时代开始了，中国青铜文明起来了。中原的青铜礼器主要是用于祭祀，形态上基本上是用于喝的酒器和用于吃的食器，所以可以称之为“吃喝文化”。
找东亚青铜技术的源头，很难。就像如果我们不知道美丽的蝴蝶是蛹变的话，就会找小蝴蝶，而小蝴蝶是没有的，再往前找就很难。到现在为止在北方大草原、丝绸之路，我们都很难找到跟中原非常相近的直接的青铜文化源头。所以我说文明的传播，与其说是像流水，不如说是像病毒，或者像基因，像细胞，它在复制的过程中产生变异，变异的结果可能是面目全非，中原青铜礼器这套东西就是变异的结果。民以食为天，我们吃吃喝喝的器具，变成礼乐传统来祭祀祖先，这套形而上的东西，加上我们几千年用陶模制作陶器的传统，再与外来的青铜技术一结合，独具特色的中国青铜文明出来了。以前是用模子来做陶器，现在不就是把铜水灌进去吗？内模外范，模范那种思维影响了中国人，又如汉字的发明，横竖撇捺这几种笔画变成丰富的文字和文化。同理，铸造的模具也可以反复来用，一个饕餮纹兽面纹做半个模子就行，因为两面对称。这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说到中原，与其说它是一个自然地理上的概念的话，不如说它是一个文化的概念，群雄逐鹿之处才是中原，到最后碰撞出高度文明。都邑千年史，空前大提速。从龙山时代的十几万平米的小城，一直到30万、100万的中心聚落，到300万平米的二里头，到十几平方公里的郑州商城和三十几平方公里的殷墟出现，这些图放在同一比例尺下一目了然，会给你视觉上的冲击力。按严文明先生的说法，整个东亚新石器时代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到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有了大提速的变化，正好这时也是青铜礼器出现的时候，这是我们探究最早的中国的一个契机。
我是做城市考古学研究的，注重都邑和城市，任何时期它都是复杂社会金字塔的塔尖。如果看底层的一般村落，从战国汉代铁犁铧出现到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能说中国没有进步吗？我们要看北京、看上海，再看郑州、青岛……具有层次化的特征。最精华的、吸收了更多外来因素的是大的都邑，是金字塔的塔尖。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从大体平等的社会逐渐变得严重分化，多元的邦国、王国直到秦汉帝国的一统完全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我们在考古学上看到的现象。 现在我们说不清楚最早的中国，为什么说不清楚呢？对历史的描述，有两套话语系统。一种是以小地名命名的考古学的话语系统，如仰韶、龙山、二里头，另一套是传世文献的话语系统，从盘古女娲到三皇五帝这种传说，二者到哪个地方才能合流？只有到了殷墟，因为有了甲骨文，能自证族群和王朝归属，二者才可以合二为一。只有从这儿开始才进入历史时期，文献也越来越多，秦汉以后就更多了，这个我觉得只是量变。历史时代前是原史时代（proto-history），按我个人的划分是在二里岗和殷墟之间。为什么？就是二里岗及以前没有当时的文字，这个分界应该是动态的，如果在二里头发现了像甲骨文那样的文书材料，信史时代就可以提到那个时候了。我作为队长当然希望发现个甲骨坑，甲骨上全是字，那是可遇不可求的。话说回来，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影响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这样一来就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一发现一个大的都城马上就有多种说法，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出来。武丁——帝辛时代甲骨文出来了，都邑的性质就清楚了，那之前的就争论不休。徐旭生先生40年代就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使我们把信史上溯到了殷墟时代，殷墟之前还是传说时代。现在这个话过时了吗？根本没有。朋友们点头了，我非常欣慰，这就是一个最一般的逻辑问题和学理问题，有了这个底线你就应该懂了，在学术界是没有权威的，谁要是说在殷墟之前哪个地方就可以定成哪个都，你就要先想一想我刚才说的话。 接下来我们的目光往下移，看看二里头所在的洛阳盆地。这个只有1300余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却有十几个王朝在这儿建都，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二里头为什么在良渚、陶寺、石家河一系列文明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能起来呢？民以食为天，农业立国。许多学者推断良渚要么是玉料枯竭、信仰崩溃，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不利于生产生计的地方，要么就是一场大水冲垮了它的农业基础。但是大家可以看看二里头这个地方，旱了可以种谷子吃小米，涝了可以种稻子吃大米，基本上可以保证这个王朝避免气候和环境上的大的冲击。
除了二里头遗址发掘之外，我们和刘莉、陈星灿老师的团队还对洛阳盆地做了区域系统调查，可以勾画出盆地人居史的概貌。从前仰韶时代的地广人稀，到仰韶时代的人丁兴旺，没有中心，到龙山时代的持续兴旺，到二里头这个超大型的中心都邑出现，一下子突然从量变到质变，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往往有若干节点，就是从量变到质量的地方，二里头就是一个突变点。 生于苏杭，葬于北邙，这是古代中国士大夫的理想。古人认为洛阳是个好地方，要葬在这里。因而这里十墓九空，我们现在用的洛阳铲都是盗墓贼发明的，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高精尖的仪器设备能够取代它。
《史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其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朝均建都于此。 我们前面说二里头既不是最早，又不是最大，但为什么是最早的中国？就是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一些“中国之最”，前不见古人，却成为后世好多制度的先河。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大家知道，道路是城市的骨架，这就是都邑规划性的表征。中国最早的车也是引进的，但大家知道东亚最早的马车是什么时候的？殷墟。殷墟最早的马车出来了，在这之前东亚大陆是没有家马的。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双轮车的痕迹，至于是人力车还是畜力车还不清楚，这是东亚大陆最早的车辙痕。在这里，我们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我们常说“建中立极”、中庸文化，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这些东西最后在东周时代被我们的祖先写入典籍，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浸入到中国人的骨血里面，这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东西。
我们看二里头发现的大四合院，封闭式结构，土木建筑，坐北朝南，中轴对称，是不是跟后来的紫禁城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基因。我们在二里头还发现了多进院落的大型建筑群。中国古代盛行土木建筑，在佛教的塔传进来之前，很难建成像金字塔、帕特农神庙那样的高层建筑，要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靠什么呢？一进院落、三进院落和五进院落肯定不一样吧？三进到五进，贵族到王爷，最大的院落是哪儿？紫禁城嘛。它成为王权、王都的重要的表征。别看二里头的宫城只是十万平米出头，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但是它可是三千多年以前，再往前就找不到这种东西了，这就是二里头的重要性。
在这里还发现了巨形坑，里边有很多小猪用来祭祀，这为探寻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我们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绿松石镶嵌的大型龙形器，因为这背面没有铜托，完全是粘嵌在有机质上的，或者是木头或者是皮革，后来有机质全部腐烂了，完整地清理出来相当不易。我们设想一下，朋友们如果没受过考古训练的话，到考古工地去发掘，老师没在身边，你一看绿松石片，非常兴奋，见一片抠一片，等老师回来你给他看装了满满一塑料袋。绿松石片是一片不少，可是龙呢？考古学肯定是研究物的，但是与其说它是研究物的，不如说是研究物背后的背景和关系的，也就是研究context的。这个就是考古学和文物鉴定、文物收藏，更不用说和盗墓的本质差别了。我们要搞清楚遗物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关注它本身，一旦离开它的原始背景，其价值就大打折扣，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我们不仅发现了这些绿松石器和青铜礼器，还知道了它们的做法，因为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相当于现在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真的是壁垒森严。在二里头时代，这个东西只有我这儿能做，其他地方根本不允许、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来做。跟核武器是一样的。这个东西我能做你不能做，我比你强，这是国家的命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祭祀是为了提高凝聚力，同时要有打压能力，这就是立国之本。
我们看二里头这样一个大的高度发达的存在导致它向外大面积地辐射，这种辐射还不是军事和政治上的强力辐射，而是各地都以它为高、为大、为上，选择性地接受它，所以这是不是可以说是“跟风”导致文明的大扩散呢？对于它的一些著名的礼器扩散的范围，我们看跟战国时期、秦汉之际的适合于农耕的范围是大体一致的，基本上奠定了秦汉之际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中国的版图基础。牙璋的传播，最南已经到了越南北部了。只要以时间换空间，什么可能都是有的。几万年前人都能从非洲走过来。有朋友计算了一下，史前时期人们平均一年移动五到六公里左右。这几代人说不定在这个山沟“遇到了好女人”就不走了，结婚生子了，几代之后又过去一点，一点一点地不停地赶路，就这样过去了，文明的扩散有这样的传染性。 我们能看到在整个聚落形态上，从因地制宜、不求方正到非常讲究的中轴线、坐北朝南、纵向长方形这种规律性的都邑和宫室布局出现了。你看从二里头开始，到明清一直这么下来，许多规制还是留下来了。再回过头看各区域各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最初是所谓的非礼乐文化，满天星斗，到了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时代，中原地区就是星星之火，后来随着西周大分封，之后形成了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主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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