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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4 19:37 北京 一书尽览中国青铜文明源流
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 许宏 著 定价：59元，220页 ISBN：978-7-108-07082-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年5月 内容简介 青铜器为何在早期中国具有重要地位？青铜冶铸技术最早在哪里发现，传播路径是怎样的？青铜礼器为何是文明的标志？青铜文明为什么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是极其重要的概念？青铜铸造技术在文明进程中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本书梳理龙山时代晚期到商代前期的考古材料，为大家讲述青铜如何在中国发现，并对后世礼乐中国产生的影响。 本书是“解读早期中国”系列第三本。在《何以中国》和《大都无城》之后，考古学者许宏将视野扩大到史前东亚大陆核心地区，以青铜为着眼点，对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进行了梳理。充分发挥考古学材料的优势，一眼看尽青铜对早期中国的影响。早期中国对外来技艺的吸收和改造，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基因传统和内涵。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家伦福儒教授说过，“考古学使我们有可能把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看作整个人类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串联起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脉络，找回我们失去的文化记忆，正是考古人的使命所在。本书所力图勾画的，仅是波澜壮阔的东亚大陆青铜文明画卷的卷首。从大历史的视角看，它是中国纳入欧亚大陆青铜贸易与交流的“世界体系”的开端，也是“青铜中国”和王朝中国的肇始。与后世人类文明的壮美相比，书中所展示的最早的金属文明的遗存似乎还缺乏视觉冲击力，但缘起，往往是最迷人的。 —— 许 宏 作 者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2019年担任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和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从事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的考古学研究。 他是公众考古学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多年来进行考古学普及型知识读物的写作，有“解读早期中国”系列丛书，包括《何以中国》《大都无城》《最早的中国》等。
目 录 引子 从司母戊大鼎说起 一 时空界说 东亚·东亚大陆·中国·中亚 甲骨文·殷墟文化·公元前 1300 年 何人用铜，如何用铜 二 青铜潮前锋大扫描 “原始铜合金”初现期（公元前 4700—前 2100 年） 仰韶时代 寥若晨星 红山人用过铜吗？ 龙山前期 朦胧探索 多种合金尝试期（公元前 2100 —前 1700 年） 西北华北 高地先亮 中原出彩 东南空寂 龙山时代 东北无铜 高地前沿 繁星密布 中原持续 互动创新 三 核心区域及其冲击波 先导二里头（公元前 1700—前 1550 年） 青铜大邑出中原 众星捧月看周边 蓬勃二里岗（公元前 1550—1300 年） 早期承前 礼制初成 晚期波峰 四方推展 四 潮头外缘大扫描 推波有活水：西北至北方 晋陕地区 河套地区 甘青地区 观潮此处佳：燕山至东北 直接进入青铜时代的区域 渐次进入青铜时代的区域 无缘青铜时代的区域 各区域青铜时代上下限的梯次 潮平两岸阔：大黄河三角洲 太行山东麓平原 海岱及周边地区 韵味看余波：长江中下游 江淮 - 江南地区 长江中游左近地区 微澜漫西南：川渝藏地区 五 观潮的断想 “青铜时代”：从遗存到概念 谁先进入青铜时代？ 谁的青铜时代？ 时空遐思：对二维边界的探究 东亚“铜石并用时代”献疑 半月形地带与“中国弧” 潮余拾贝：器物身世趣话 谜一样的兽面铜牌饰 巫术之镜，妆容之镜？ 长身战斧与环首刀 喇叭口耳环与臂钏 渐远渐变的倒钩铜矛 权杖受阻于神奇“弧带” 附录一 余绪寻踪：“重器”纵览 （一）中原地区 （二）西北至北方 （三）南方地区 附录二 东亚大陆使用铜器的考古学文化一览（公元前 3000—前 1200 年） 注 释 主要考古资料存目 后 记 引子 从司母戊大鼎说起 *本文节选自许宏《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三联书店，2021年5月），注释从略 2010—2011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该馆图录和展览中，将在学界享有“中华第一大鼎”“中国第一大鼎”“青铜时代第一鼎”等盛誉的司母戊大方鼎，更名为“后母戊青铜方鼎”“后母戊鼎”。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更名事件引起学界和公众的强烈反响。 由于学界对这件商代大鼎的铭文释读有不同的认识，致使多种释读方案共存，所以“后”“司”之辨至今仍属学术讨论范畴。以“后母戊鼎”替代“司母戊鼎”称名，应属更名而非正名。迄今已沿用数十年的“司母戊鼎”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具有较高的社会认知度。在学界对其铭文决出正误并形成共识之前，对这件大鼎还是沿用学界和社会认知度相对较高的称名为妥。
司母戊大鼎及其铭文 依最新公布的数据，司母戊大鼎口长约 1.16 米，宽约 0.79 米，通高 1.33 米。20 世纪 50 年代测定大鼎的重量为 875 千克，而据 90 年代的最新测定，其总重量为 832.84 千克。随着岁月流逝，大鼎应存在减重现象。有学者推算大鼎的原重量应在 1 吨（1000千克）以上。尽管有学者根据殷墟的考古材料推测其可能并非商代青铜器中最大最重者，但就实物而论，司母戊大鼎的体量在目前公布的商周时代青铜器中居于首位。 大鼎一面长腹内壁铸有阴文铭文“司母戊”，据学者释读判断，该器应用作祭祀先妣（多认为是作器者之母），作器者应为一代商王。大鼎的年代被推定为殷墟文化第二期或第三期，与妇好墓的年代近同。甚至有人认为，其主人与妇好都是商王武丁的固定配偶。大鼎自耳至足，装饰以云雷纹为底纹托浮兽面纹的多重花纹。显然，这是一件王室重器。如此庞然大物，犹如鬼斧神工，又是如何造出来的呢？考古学家、冶金史专家和工艺学家们，对司母戊大鼎的铸造工序，做了合乎逻辑的推断。在讲述制造过程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穿插进对其中生产者群体和场景的简要勾画。
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中商后期的年代数据 殷墟都邑内的铸铜作坊一般位于小屯宫殿区周边、邻近洹水，面积有 1 万—5 万平方米，里面生活着由数以百计工匠组成的生产群体，他们按照等级，分为管理者、高级工匠、一般工匠等。铸造大鼎这样的重器，需要来自不同族群、拥有不同技能的工人（如甲骨卜辞中的“百工”“多工”）在管理者（如卜辞中的“司工”“尹工”）督导下按程序完成生产任务。 首先是设计，除了作蓝图之外，有时可能还会先制作器物的同比例小模型。然后进入制模、制范阶段。先由土工取土，进行水洗、过滤、沉淀、添加羼和料，准备制作陶范和熔铜浇铸用具的土料。接下来，由铸型陶工用范土为大鼎制作模范。大鼎采用复杂的复合范（块范法）铸造技术制作。复合范由若干外范和内范（模）等铸型组成，它们构成铜液流入的型腔，铜液冷却后生成铸件。这些铸型多以可塑性强的黏土为原料，制成泥范或陶范。这些工序要求极高。铸型原理以及模拟实验显示，先用陶土做大鼎的芯模，大小与大鼎相同；然后在上面描绘、雕刻出花纹和铭文。成型的陶范经过修整、晾干、焙烤并对变形的地方进行局部修整才能使用，焙烤可增加其坚固程度。两个相同的大、小面可以分模翻制。模子倒扣在泥土的台座（也是一块范）上，开始制（翻）范。陶范的焙烤在倒焰式陶窑中进行，一般需要 3—5 天。关于大鼎的用范数量推论不一，多认为有 20—52 块。 之后是铸造。将铸型合成型腔是第一道工序。一般是用数十块范和芯作上下、内外围合，内里用泥芯撑形成型腔，从足部浇入铜液。铸工在铸造场地附近修筑熔铜炉，先制作熔铜、浇铸器具。殷墟甲骨卜辞中就有关于铸造活动的记录。卜人对大鼎浇铸进行占卜，卜知浇铸结果。铸铜场地备有冶炼好的铜、锡、铅等金属料，可按铸件性质配置、熔炼合金。铸造 875 千克的大鼎，需准备铜料 1200—1500 千克，或熔化的铜液近 2000 千克。
司母戊大鼎分范铸造示意（据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插图七·二三改绘） 然后，由炼工按比例配置铜、铅等金属料块，添加木炭，鼓风。当炉中温度约达 900 摄氏度时，金属原料即可熔化成合金液体，通过预先烧烤形成的硬面流道泻出。用来浇铸铜液的器具，最初认为是在殷墟出土的一种像“将军盔”的陶坩埚（浇包），但其容量小，如用它铸造大鼎，需要数十个连续浇注。而如用殷墟铸铜遗址发现的草泥熔铜炉，3—6 座炉分组使用，即可以供应得上。 大鼎经过主体铸型浇铸、补铸足底部，待铜液冷却凝固后，除去外范，脱离内芯；然后在口沿上加铸鼎耳，打磨清理后，最终完成铸造。 大鼎铸造场面想必十分壮观，推测需要数以百计的人员参与，若从制范、运输到管理都算上，或可达二三百人。在大鼎浇铸过程中和完成后，要用牛、猪、人作为牺牲举行祭祀仪式，大概即卜辞中记载的“受工牢”。 就这样，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铜重器，按照当时商王祭祀活动的需求，经设计、铸型、铸件等工序，在专门的铸铜作坊中问世了。司母戊大鼎是中国青铜时代进入鼎盛期的标志，具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文明开始大放异彩。 德国汉学家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教授指出，中国人发明了包括青铜器铸造在内的“以标准化的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模件化生产以多种方式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而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方方面面——分工及工序流程、标准化及质量控制、组织与管理，都对中国文化有首创贡献。如此高超的复合范青铜铸造技术、精密的生产管理体系乃至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高度都是如何达成的呢？我们就以青铜冶铸技术的源流为主线，勾勒出此前东亚大陆千年大变局的经纬。 后记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家伦福儒教授说过，“考古学使我们有可能把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看作整个人类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串联起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脉络，找回我们失去的文化记忆，正是考古人的使命所在。本书所力图勾画的，仅是波澜壮阔的东亚大陆青铜文明画卷的卷首。从大历史的视角看，它是中国纳入欧亚大陆青铜贸易与交流的“世界体系”的开端，也是“青铜中国”和王朝中国的肇始。与后世人类文明的壮美相比，书中所展示的最早的金属文明的遗存似乎还缺乏视觉冲击力，但缘起，往往是最迷人的。倘若本书能为全球早期文明的建构起到些许增砖添瓦的作用，我也就至感欣慰了。 如果说《大都无城》是关于“不动产”的盘点，那么本书就是关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初期最重要的高科技“动产”——青铜器的梳理与整合。重要遗物，必须放到“不动产”这个大的背景关系（context）里，才能使其彰显出应有的价值和原初的辉光。由于有了“不动产”盘点分析的基础，这本书的着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坦白地讲，与前几本小书相比，这本写起来又有捉襟见肘之感。因不肯凑合，要捋清全貌，就得补上学界未做、个人视野未及的基础性“功课”。那就是，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尽可能量化梳理考古发现，以期勾画出更确切的轮廓，得出更确切的认识。贪全贪大，小书大做，加之各种杂务，使得书稿一拖再拖。这是我要向关注、期盼此书的读者致以深深的歉意的。 对此书定位的把握，即兼顾好看与好用，是颇费踌躇的事。我很希望这本书在好看的同时，也是一本翔实好用的、具有资料性质的书。它不仅适合于文史爱好者，也能有益于我的年轻同行，因而学术情结和职业习性一直难以放下。 最初交稿时，有 500 多个注释。经与编辑切磋，考虑到本书并非纯学术专著，且为了使读者阅读流畅，删去了 200 多个，其中的出处多有将第一手的考古材料改为综述性论著，删去若干报告和论著的副标题及页码、图号等，或干脆删去注释的情况。这实在是忍痛割爱的事儿。作为弥补，我们在书后加设了“主要考古资料存目”，以便读者查阅。如果这本偏于学术的小书尚具有一定的可读性，那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责任编辑曹明明女士的把关建言与在编辑工作上的辛勤付出。这是我要特别表示感谢的。 本书中关于青铜器（群）的断代，主要采纳朱凤瀚先生的观点（《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并参考了最新的发现与研究成果。附录二中周边各区域相关考古学文化及其年代的排定，主要参考了井中伟、王立新先生的意见（《夏商周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2013、2020 年）。 书稿写作中，曾得到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陈坤龙教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国科研究员，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乔虹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刘学堂教授，吉林大学井中伟教授、成璟瑭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徐昭峰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郭妍利教授、胡保华副教授，山东大学邓聪教授、王青教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波研究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研究员、高成林研究员，国家博物馆李维明研究馆员、戴向明研究馆员、王力之研究馆员、王建平研究馆员，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教授、陈北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以及我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施劲松研究员、严志斌研究员、刘煜研究员、何努研究员、高江涛研究员、赵海涛副研究员、陈国梁副研究员、常怀颖副研究员，队友赵静玉高级技师和我的研究生贺俊、葛韵、司媛等同学的帮助。从书中所引考古文献可以看出，各区域考古同仁既往全面系统的研究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扎实的学术基础。限于篇幅和体例，无法一一加注，在此谨向有益于本书成稿的所有作者、编者和师友，致以诚挚的谢意与敬意。 书稿的最后修订，时值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警戒防疫之际。置身“地球村”时代的当下，思考东亚最初纳入“世界体系”的千古往事，抚今追昔，感触良多。天涯路远，见字如面，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许 宏 2020 年仲春 相关阅读 解读早期中国丛书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获知真相， 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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