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掘最早的中国（节选） 以下是本期内容节选，预计阅读12分钟 本期节目是与文景历史写作奖的合作节目，我们将在未来2个月中，连续推出多期合作节目，邀请奖项评委、历史写作者们做客节目，参与到非虚构的历史写作的对话中。本公众号已开设专栏，相关节目可在“文景历史写作奖专辑栏目”里查看，欢迎订阅。 在没有确凿的文字材料出现之前，考古要保持审慎的学术立场 程衍樑 许老师作为二里头考古队专家中的专家，长期在一线带队考古20年，您对于公众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表达，尤其是熟悉的人都知道，对于二里头的断代、对夏商文化的定性问题，您的立场从学术角度上来说比较保守或者审慎的。您作为一个学者，坚持认为一定要找到像甲骨文那样的自证性的文字，才能证明、证实夏代的存在。我想知道您的这种立场在这20年里，在舆论传播角度，有没有给您带来过一些困扰？ 许宏 肯定有。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唯一的考古学落地在二里头之后，很快就由本土学者主导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国家，因为无论是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更不用说美洲、中亚，几乎都是西方学者的天下。 我们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学术上寻根问祖，这肯定有非常有利的一面。我们甲骨文只有进入了民国大学问家的视野以后，这才结束了它作为中药被国人吃进肚子里的命运，这是有利的一面，所以它比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埃及罗塞塔石碑要容易得多，通过说文解字，很快就可以破译，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因为我们有文化认同，让你会带着情感来做这种本该偏于理性客观的研究。有些公众可能就接受不了，总觉得夏应该是我们华夏族群的一个成丁礼，是国人一个拂不去的梦，这甚至成为了一种信仰。 但在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中，要把这种信念、信仰放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每一个严肃的文化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所以夏哪来的？肯定不是挖出来的，因为锅碗瓢盆根本没告诉你，是夏还是商。夏的概念本来就出自于文献，是后人，尤其是从战国到汉晋时期，后人的口中、笔下说的，一千多年之前有个夏。 像甲骨文那样的文书材料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夏肯定存在，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肯定存在，但我们作为考古人，当然希望能把“非”字去掉，使它成为扎扎实实的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这需要证据。在甲骨文那样带有内证性的文书材料出现之前，任何企图把文献记载中的国族和具体的考古遗存做对号入座式的研究，是不是都只能看成是一种推论和假说？ 推论和假说只代表可能性，而可能性和可能性是不排它的。 我根本没有否定过夏，因为既不能证真，又不能证伪。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而考古人恰恰擅长在文字发现之前，通过宜粗不宜细的、对历史文化的长时段的观察，去探究这事。所以说，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但是由于它出了这么些中国之最，展现这样一个大的高度发达的都邑和所谓广域王权国家的图景，是不是可以说，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地位的认知？这就是考古学本位，考古人写史。 也有学者先用文献史学的框架来套，当然可以，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但是也要允许我们考古人在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出现之前，先用我们考古人的话语系统。所以我说，考古学在诞生之后，就存在两大话语系统，一种是早就有的文献话语系统，一种是考古学的话语系统。文献话语系统，我们知道伏羲、女娲、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各个朝代；考古学话语系统，是用小地名命名考古学文化，再把文化扩展到时代，比如仰韶文化——仰韶时代，龙山文化——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时代，再到二里岗时代，大家说这应该是商代早期，因为它和殷墟很相像，又比殷墟早，但是只要超出了武丁时期，只要没有甲骨文，那么就变得扑朔迷离，进入了传说时代。 所以任何企图对号入座式研究的，都只能看作一种推论和假说，我就是这种观点。我有我的学术上的文化自信，我在逻辑上，在学理上，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请诸位想一想，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这是我作为学者的底线和准则。 摒弃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把城市作为判断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唯一标志 程衍樑 您提到，您的专业包括您用到早期文明做研究的时候，对早期城市或者早期都邑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今年初的报告说明，中国14亿人里面，可能已经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进入了城镇化，我们现在真的变成了一个城市国家，而我们如何去理解3700年前的城市在社会中所处的状态？ 许宏 这就要说到文明、城市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了。 我自己号称“三早学者”，从事中国的早期城市、早期国家、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这是一个从具象到抽象的概念。要说起来，对良渚的争议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们不少朋友都接受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青铜器文字、大型礼仪中心，甚至城墙，我一直在进行矫正，说大都无城，需要就有城，不需要就没有必要造，越是国力强盛的时候越不见城墙，像一种文化自信，根本没有必要建个围子把自己围起来。看这问题很复杂，我们要看它的内涵。 但上面提到的所谓博物馆式的文明观，要用那个标注去套的话，就会发现良渚没有青铜器，有没有文字也存在争议，四个要素只满足两个，它可能不是国家和文明。我们学术界现在已经开始摒弃这样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了，就看社会复杂化的程度，当然这个程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所以良渚是酋邦还是国家，还在存在争议，不管怎样，它是一个复杂词汇，它是东亚大陆的一匹黑马，走在前列。我们一般认为它已经进入了国家阶段，进入了狭义文明的阶段。 一般把文明定义为进入国家阶段的人类文化的一种高级形态，所以这问题就非常复杂。我有一个提法，可能不少朋友接受不了，就是城市是判断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唯一标志。这样就打破了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但我不是在否定其他的要素指标，用逻辑和理性来想一想，其他的一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考古学研究对象，是一些物化存在，无论是文字还是青铜器、大型礼仪建筑、大型工程、大墓，都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而城市是一种归纳，是一种容器，城市和其他指标根本不是同类项，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文字和高精尖的青铜器，都不可能在村落里发生，这些东西大体上都集中出现在城市，得用城市来证明国家和文明的存在，所以城市是进入文明阶段的唯一标志。 因为这些都是为了论证城市的，是城市的重要内涵，有了城市，我们把它作为国家的权力中心，这样才进入了一个狭义的文明阶段，是这么一个推导过程。 许宏，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99—2019担任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著有《先秦城邑考古》、“解读早期中国”系列丛书和《发现与推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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