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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船到一座岛的距离

 读书耕云种月 2016-06-09

          

    一只船到一座岛的距离

                  曾丽琼

  

     2015年12月最后的一个周末,吹着冷冷的风,下着冷冷的雨,天地笼罩在阴郁的雾霭中。站在渡口,望着不远处那座被河水包围的小岛,心却是暖暖的。

  小岛的夜晚,异常安静,只有风声和流水声在夜的微茫里呼啸、流淌。康复村的老人早早就睡了,但生活区里灯火明亮,老人们睡觉大多不关门、不关灯。也许,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习惯。

  躺在冷飕飕的房间里,看着透过窗帘射进来的散淡灯光,听着树枝轻扫屋檐的沙沙声,闻着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思绪飘得好远……

  麻风病,曾经是让人闻而色变的一个词,麻风病人,曾经是让人躲而远之的一群人。据文献记载,麻风病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主要病变在皮肤和周围神经,造成患者肢体、面部和眼睛残疾。此病在世界上曾流行甚广,我国则主要流行于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青海等地区。在明清时期,广东官方对麻风病基本未采取什么防御和治疗措施,而是抱以“灭绝”处理的态度,或是把麻风病人集体收容在深山或孤岛上,限制他们与外界联系,断粮、断交通,使之自生自灭。建国后,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开展麻风病的治疗和预防,通常的做法是隔离,将患者集中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加以医治。广东方面,主要是将患者隔离在一些小岛上。由于积极防治,疾病得到有效的控制,发病率显著下降。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麻风病仍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小时候,我们就没少被惊吓。例如,经常在不听话和哭闹时,就被大人一句“不要哭,再哭,麻风佬就来了”的话吓得不敢再哭闹。年稍长,开始在农田里干活,只要没大人在身边就很害怕,特别当一个人在高深浓密的甘蔗地里干活的时候,更是害怕,怕麻风佬的突然出现。农村里有一种说法,说麻风病人只要将“风”过给他人,自己就会好起来,于是,发生过麻风病人强奸妇女的事。还传说,睡觉时,只要先把被窝捂热,然后和麻风病人一起睡,就不会被传染。有一位母亲,把被窝捂热后与得病的儿子一起睡,结果儿子的病没好,自己却染病了……地理位置的偏僻和对麻风病认识的误区,使麻风病成为一种恐慌,在乡村的翠绿大地上蔓延。幸好,随着医学的进步,麻风病早已不是难治之症,病患得以康复,人们不再谈虎色变。时光荏苒中,麻风病人渐渐在人们的视野和意识中淡去。

  近几年,早期因隔离治疗而远离大众生活的麻风病康复者随着媒体的报道不时出现在人们视线里。我为此知道了原来离我们或远或近的地方,仍存在着麻风病康复村,里面生活着曾饱受折磨的麻风病康复者,少年时代的一些记忆随之浮现,我有了探访他们的愿望。

  机会终于来了。两年前的冬天,也是12月的一个周日,我有幸随一名姓涂的医生朋友和医学院的几名学生来到了广州市南沙区新沙麻风病康复村探望老人。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温暖的冬日,我们一行人带着礼物站在渡口等待渡船。我心情忐忑,望着泛着淡淡粼光的河水以及不远处的那座小岛。我不知道,我将见到的是怎么的一些人,会是传闻中那样没手没脚、面目难看的人吗?

  在船上,可以很清晰地看见一座建筑及上面的四个大字“新沙医院”。新沙医院,为原来的番禺康复医院,建于1959年,当年建院的目的就是为了收治麻风病患者。如今,医院除了继续承担麻风病康复治疗外,还开展各种皮肤性疾病的治疗工作。

  这是一段很短的水路,我们很快就踏上了小岛的埠头。与其说这是一座岛,还不如说是一个江中的洲,河流把一片土地圈在中间,就成了一座岛。我们走在水泥铺就的高高的堤岸上,岸的一边是起伏的水草,另一边是茂密的龙眼树。岛内分布着大小不一的鱼塘,塘基种着木瓜等作物。岛的周围,也就是河对面的辽阔田畴中,是大沙田里的一座座村庄。小岛宁静,绿意葱茏,空气清新,充满田园的气息,用久困城市之人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世外桃源。

  新沙医院就坐落在埠头的傍边,康复村在小岛的中央。我们沿着堤岸往前走了一会儿,拐进了一段往下走的坡路。路口的左边有一栋灰黑色的两层小楼,楼梯上长着毫无生气的野草,看得出是弃用的房子。在路口,我们就听到了说话的声音。往前,看见树木掩映下的房子。知道我们来,康复村的人们已在等候,见到我们,就远远地打招呼。我们中间,有些人已来过,而第一次来这里的我,小心翼翼的打量着眼前的情景:一片被鱼塘和水塘围着的平地上,高大的绿荫下,立着两栋两层的楼房。门前的空地上,摆着桌子和椅子,二十来个老人,有男有女,或站着或坐着。坐着的人,或坐椅子上或坐轮椅上;站着的人,或双腿立着或靠拐杖立着。他们中的一些人,看起来与平常人无异,但一些人有比较明显的疾病后遗症,表露在手、腿脚和眼睛周围。最让我揪心的是一位老大娘,矮矮的、瘦瘦的,腰身弯曲成九十度,人不能直立,扶着一个水桶艰难挪步,一头银发盖住一张脸,看不清脸部表情。刚开始时,我不敢把眼光过多停留在他们身上,也不敢问什么问题,怕引起误会。但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毫无必要。他们热情、大方,请我们入座,和我们聊天,带我们摘水果,允许我们在康复村里随意观看。这让我很快了解到一些基本情况。村里住着25名康复者,大部分为男性,年长的80多岁,年轻的50多岁。他们中有夫妻,也有兄弟。他们在岛外的亲友会不时来探望,结婚了的,是儿孙辈,没结婚的,是侄儿辈。有时,家人、亲戚会接他们回家小住。村里设有医务室,日常的康复治疗工作由新沙医院承担,如康复者有大病,就送到附近挂钩的医院医治。村里有食堂,请了专人买菜煮饭。村里实行自治管理,负责人和打扫卫生的人都是康复者。政府每月有一千多元的补贴,一些慈善团体、志愿者团体、教会团体以及企业、个人经常来探访。可以说,老人们的衣食是无忧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这里,相濡以沫,俨然一家人。所以,尽管他们有些人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但他们已习惯了这里,很少有人愿意离开。

  这次探访,虽然时间不长,但于我有着不一般的意义。我第一次走进麻风病康复村,第一次接触麻风病康复者。我送上小礼物,看着医生朋友为老人做康复诊疗,看着大家与老人聊天。我试图去了解和理解他们,感受他们的特殊经历和心境。但我知道,一次的接触是不够的,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当夕阳西下,我们拿着老人们赠送的芒果和木瓜与他们挥手告别时,也就有了下一次的相约。

  8个月后,我再次和朋友来到这里。这一次,我少了拘谨,多了放松。我们一起与老人玩有奖游戏,陪老人闲聊,为老人做健康调查,建立健康档案。在进行健康调查的时候,我得以顺带了解了老人过去的一些情况和现在的家庭状况,了解他们得病后的心态。在这过程里,我的心一直是沉沉的。对老人们来说,往事不堪回首。他们曾经的不幸,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试想,一个10多岁就得了病并被截肢的人,他的人生会是怎么样?还有,得病后的恐惧与绝望,被隔离治疗与家人分离时的无助与悲哀,面对世人歧视目光的痛楚和煎熬等等,又岂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尘封的记忆里,是满满的血泪。说实在的,我不想揭开他们已经结痂的伤口,只想静静的走近他们。所以,当再一次在夕阳下与他们挥手作别时,当一个高个子阿姨紧紧抱着我,不停地说“有时间再来”时,我是那么地激动,高兴地满口答应。

  当我和朋友又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留宿于康复村里,这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与老人们在一起。傍晚,我们与老人一起吃过晚饭后,就到老人的房间走走。老人们或两人一室或一人一室,腿脚好的住二楼,腿脚不太好的就住一楼。朋友作为医生,他每次来都要给老人问诊,了解一下近段时间老人的身体情况,给出建议,作简单的医疗处理等。我则在傍边与老人们聊天。上了年纪的人,都有一种怀旧情绪,他们喜欢按照从前事物的印记和印象,与你聊以前的事情,如从前某个地方是怎么样的,以前是如何种田插秧的,等等。有些老人则喜欢聊家里人,儿子、媳妇、女儿、孙子,一一道来,很是高兴。有一位阿姨还掏出手机,把存在里面的儿孙们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告诉我这张合影里是什么人,那张照片在哪里拍的,幸福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也会问我一些问题,多大啦、工作啦、家人啦,总之就像拉家常一样。老人大都健谈,话题也多,我们的交流很是顺畅。在每间房间里,我们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接待,老人们请我们入座、吃水果,一起拍照合影,其乐融融。

  但也有让我堵心的情景,就在娟姨的房间里。娟姨就是那个要靠扶着水桶走路的85岁高龄的老大娘。她一个人住在一楼的房间里。当我们走进她房间时,她整个人蜷缩在一张胶制的椅子上,睡着了。一张留有后遗症的、沟壑纵横的黄褐的脸,在昏淡的灯光下,发出轻轻地鼻息。椅子傍边的床上是凌乱的被褥,椅子前面的小桌子上堆满东西,有日用品也有食品,房间的其余地方也堆放着一些杂物。我鼻子发酸,轻轻地帮她盖上被子和衣服。

  拜访完每个房间后,我们来到了“画家”的画室。“画家”叫全叔,60多岁的一个小老头,有个性,喜欢画画。前两次去,他都有送画给我们,但我没有见过他现场作画。他的“画室”在路口那栋废弃的小楼的一楼。这无疑是康复村里最有特色的一间房间。门前走廊的一根柱子上写着一行大字:“台湾同胞我们的骨肉兄弟;”门口一副对联:“江山傲丽,春春满园。”不大的房间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上面铺满画;两扇木门和几面墙上也全是画和字,画和字是直接画在或写在上面的,其中“永远健康,长期精神”八个红色大字,很是抢眼。地上摊开画画的工具,全叔就蹲在地上,就着不太明亮的灯光,深深地低着头,用一只缠着胶布的残缺的手握着画笔,慢慢地、全神贯注地一笔一笔地画着。我静静地看着,内心翻着波澜。我不敢说他的画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但他对绘画的热爱、执着与专注,让我感动。我极力想透过他的画作观照他的内心世界,但我想我不容易做到。他的画作几乎都是山水,想象力丰富,色彩明快亮丽,似乎与他遭逢的暗淡人生形成反差。也许,他在通过画笔,将几十年的悲苦化作画幅中的花草树木、湖光山色、蓝天碧水、烟云雾岚,来弥补人生的缺憾和不幸,来慰藉人生的憧憬和向往,从而与哀凉的往事、命运、生存握手言和。他努力种植自己绘画的田园,开垦属于自己的另一种人生。

  这个晚上,全叔画了两张小幅,送给我和朋友。

  离开全叔的画室,我和朋友走上了环岛的堤岸。天空灰蒙,没有星光。白天的雨,浸润了树木、土壤,夜的风,缭绕起霭霭的水雾和淡淡的草泥气息。对面河岸的村落人家,闪着明明灭灭的灯火,折射着点点的暖意。不时有一只机动船,发出“突突”的声音,打破夜的寂静,犁着水道由远而近,船头的灯光打在泛着水花的河面,飞舞起一片光影。清冷、滑润、柔软的小岛之夜。

  恍惚中,我的心涌动起莫名的情绪,一层薄雾打湿了眼帘。我想起了英国作家维多利亚.斯希洛普的《岛》,一本能让人读后潸然泪下的小说。书中讲述了一个家庭在麻风病侵袭下的爱恨纠葛、生死悲欢,描写了普通人面对不幸时的内心冲突、痛苦抉择和对生命的守望。小说中的那座荒凉小岛,那只孤独的小船,成为生与死的两个极点,维系着隔岸相望之人的绝望之心和生命承托。我突然意识到,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船和岛都与麻风病息息相关,后者安置,前者摆渡,患者在摆渡与安置之间被隔离和幽闭。不同的是,以前的人们不能也不敢随便登上摆渡之船前往安置之地,如今则可以自由往来。这种变化自是漫长的,要经历医学的进步发展,要经历漫长的治疗、康复过程,更要经历漫长的不再受歧视而被人接受的过程。即使到了今天,提到麻风病,仍会有人担心。比如,我每次来探访老人,就会有朋友说我胆子大。我要向他们解释,康复者不具传染性,而且以当今的医疗水平,即使有新发的病症也很容易得到治愈。也许,曾经的疾病留给人太多的恐惧,尽管过去了很长时间,一些人心中仍存有阴影。所以,即使一只船到一座岛的距离很短很短,但观念的改变却很长很长。可时间对老人来说是残酷的。这些曾经被病魔无情捶打,被苦难掀翻在地的人,尽管在政府和爱心团体、善心人士的关怀下,衣食无忧,但不可否认,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后遗症以及因年龄增长而致的各种病痛生活在人生的黄昏里,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曾经看过他们换药,那裸露的残手、残腿,触目惊心,让人不忍视之。当他们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这个群体也最终消失。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村里住着25位老人,第二次来的时候已经少了1位,因此我每次和朋友来之前,都要问一问村里老人的人数,方便准备礼物。所以,我和朋友都觉得应该在老人活着的时候,为他们做点什么,甚至有点与时间赛跑的意味。

  而要做点什么,其实很简单。他们不需要同情、不需要可怜、不需要金钱,他们仅仅需要接受、需要理解、需要真诚的目光。所以,当你走近他们,与他们握一下手,拥抱一下,问候一下,像家人或老朋友一样聊聊天、开开玩笑,他们就很高兴,很快乐。但他们回赠给你的,绝对比你给他们的要多。他们经历人生巨变后的坚强、乐观与豁达,震撼你的心灵;他们饱受磨难后的平静、淡然与从容,温暖你的胸膛;他们温和的笑脸,乐观的笑声,会深深感染你。透过他们“丑陋”的外表,你会发现自己的幸运;透过他们温情的笑容,你会发现自己的脆弱与冷漠。所以说,与其说我们去探访谈他们,想给他们一点暖意,还不如说他们给予我们极大的生命启悟。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自从第一次见过他们之后,就再也放不下这个小岛和岛上老人的缘故。

  我得感谢我的医生朋友,是他把我带到老人的身边,让我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难忘经历。我佩服他,不但经常组织一些人来探望老人,还征得老人的授权同意,要自费出一本康复村及老人的画册,一方面作为资料的留存,一方面要让更多人知道康复村和老人的存在,让更多人来关注老人、理解老人、接受老人,让老人更快乐、更有尊严地生活。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想,人总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温暖他人,更温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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