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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它也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的端是端正，人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所以，端为始。午是正中，“一纵一横为午”，纵横交错才正中，交错为阴阳争。由此，阴阳交错立正，是端午节的原意。 端午节是蕴涵独特民族精神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从艾叶、粽子到香包、百索，端午节的意象是丰满而诗意的；而从伍子胥到屈原，端午节更承载了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刚正不阿、洁身自好、忧国忧民的情怀与理想。
这个端午节，阅读公社与中国屈原学会联合推出“端午节专题”，并以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先生的特约稿件作为开篇，同各位微友们开启一趟端午文化之旅，希望能为您的端午节假，增添一点悠长风味。
2016年6月9日，是农历乙未年的端午节，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的起源，其历史可能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一般称为“五月五日”，专称“端午”，则可能较晚。有人认为“端五节”之所以叫“端午节”，是因为原来的端五节选择在五月的第一个午日。也有人认为因周历建寅，即以正月为寅月，五月为午月，所以“端五”又称“端午”。这两种说法，可能都缺乏说服力。
鹜角黍，粽子。粽子是中国人端午节里非常重要的传统美食。
生活在三国时期至西晋的周处曾著有《风土记》一书，记载各地习俗，其书已轶亡，晚唐人李匡乂《资暇录》（又名《资暇集》），其中载有《风土记》关于“端午”应该为“端五”的说法：“端五者，案：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焉。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而近见醴泉县尉厅壁有故光福王相题郑泉记处云：‘端五日。’岂三十年端五之义别有见耶。”或许，“端五”变为“端午”，仅仅是传习之讹而已。 又南朝梁代人宗懍著有《荆楚岁时记》，记述荆楚农事、治病、祭祀、婚嫁等民俗及故事，其中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是日竞渡，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据信是隋人杜公瞻所作的《荆楚岁时记》注说：“按《异苑》云：‘新野庾寔尝以五月曝席，忽见一小儿死在席上，俄而失之，其后寔子遂亡。’或始於此。《风俗通》曰:‘五月上屋,令人头秃。’或问董勋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去。’勋答曰：‘盖秦始皇自为之禁，夏不得行，汉魏未改。案《月令》，仲夏可以居髙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郑玄以为顺阳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与礼反。敬叔云见小儿死而禁暴席，何以异此乎。俗人月讳，何代无之，但当矫之归于正耳。”《异苑》是南朝刘敬叔所撰，内容以记载奇闻异事为主，《风俗通》即《风俗通义》，东汉泰山太守应劭著，记录汉代民俗，其中有大量的异闻传说。董勋为晋议郎，有《答问礼俗》。 艾蒿。采艾浸酒，饮之才可“祛邪”，艾草即有苦香的艾蒿。端午以蒲龙艾虎悬门户禳毒气，蒲草扎成龙、艾蒿扎为虎。
又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说：“按《大戴礼》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今谓之浴兰节，又谓之端午。蹋百草即今人有斗百草之戏也。”这说明在隋代，端午节已经被称为“端午”了。 按《艺文类聚》四《岁时部》引《大戴礼记·夏小正》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也。”又唐韩鄂《岁华纪丽》说五月是“浴兰之月”，宋吴自牧《梦粱录》说“五月重五节，又曰浴兰令节”。这说明五月端午节本来是沐浴之节，其习俗应该起源于避夏日病虫瘟疫之害，禳邪驱蚊，是与天气湿热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正因此，端午节和夏至节是联系在一起的。今日端午节习俗挂似剑之草菖蒲，悬白艾，系彩丝，佩香囊，戴虎形饰物艾虎，喝雄黄酒，其目的为驱蚊、杀菌、辟邪、止恶气，都应该体现的是端午节原始的意义。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认为五月五日节日来自于夏代以来的夏至节，节日来临时人们常用朱索、五色印门饰止恶气。 而五月作为“恶月”的说法，也与这个时间段开始的病害相关，所以，五月五日又被认为是“恶日”，是日若生孩子，将会危及家族，有被遗弃的危险。《风俗通义·彭城相袁元服》载，“今俗间多有禁忌，……五月生者，以为妨害父母。”《史记·孟尝君列传》载齐宣王庶弟说田婴有子四十馀人，孟尝君田文是田婴贱妾所生，生日当五月五日。田婴令田文之母不养田文，其母偷偷养大田文。田文成人后见其父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孟尝君田文后来名满天下，广大田婴一门，可见恶日所生孩子不吉祥的说法并不可靠。 今天的端午节习俗，是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的，不过，由于端午节的历史远早于屈原，因此，在历史上，与端午节建立联系的人物和事件远不止屈原一人。
在吴越一代，端午节的活动，是与纪念伍子胥联系在一起的。伍子胥是春秋时楚国人，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子胥名员，父伍奢，为楚平王太子建太傅，费无忌为太子少傅。楚平王命费无忌为太子建向秦求婚，因秦女绝美，费无忌即建议楚平王自娶，给太子建重新娶亲。楚平王娶秦美女，并生子轸，费无忌也因此成为楚平王宠臣。但费无忌担心一旦楚平王死而太子建立，不利于自己，因此谗太子建。于是楚平王囚伍奢，派人杀太子建，太子建奔宋。费无忌因伍奢二子皆贤，认为不杀将对楚国不利，所以建议楚王以伍奢为人质，招其子伍尚、伍员同来就死。楚王派人对伍奢说：“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伍奢说：“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擒），其势必不来。”楚王使人召二子说：“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伍员认为，楚王之所以不敢杀父亲，是因为忌惮兄弟二人，一旦两人前往，父子必然被杀，不如逃亡他国，以图报仇。伍尚说：“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于是对弟弟说：“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雠，我将归死。”伍尚建议伍员逃亡报仇，而自己则就执从父就死。楚王使者还欲捕伍员，因伍员“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员因此得以逃亡。伍奢听说儿子子胥逃亡，说：“楚国君臣且苦兵矣。”及伍尚至楚都城，楚王并杀伍奢与伍尚。后伍子胥流亡宋、郑诸国，最终逃亡吴国，助吴王阖闾自立，与孙武共伐楚，大败楚军，鞭楚平王尸，为父兄复仇。司马迁赞扬伍子胥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后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吴王阖闾死，其子吴王夫差即位，信用奸佞，不听伍子胥忠言，听闻伍子胥批评自己，遂赐剑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自杀前命门人说：“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伍子胥死后，吴王夫差听闻伍子胥之言大怒，乃取伍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伍子胥以一己之力，立志惩戒暴君，并忠心报吴，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忠义的情怀，因此受到历代中国人的尊敬。东汉赵晔所著《吴越春秋》载，吴王使人赐属镂之剑命子胥自杀，伍子胥受剑，徒跣褰裳，下堂中庭，把剑仰天叹曰：“自我死后，后世必以我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与龙逄、比干为友。”吴王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后，何能有知？”即断其头，置高楼上，谓之曰：“日月炙汝肉，飘风飘汝眼，炎光烧汝骨，鱼鳖食汝肉。汝骨变形灰，有何所见？”乃弃其躯，投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伍子胥被赐死，引起天怨人怒，“夫差既杀子胥，连年不熟，民多怨恨”。据说伍子胥死当五月五日，被杀后，尸首装入皮袋被投入钱塘江，逆流而上而不沉没，被称为波神，伍神。此后每年五月五日，当地人驾舟竞渡，期待伍子胥显灵。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引东汉人邯郸淳《曹娥碑》说：“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 南朝范晔《后汉书·烈女传》载：“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艺文类聚》引东晋虞预《会稽典录》也载有曹娥救父的事迹，后世也有以端午节为纪念曹娥的说法。不过，曹娥与端午节的故事，应该仍然在伍子胥故事的框架之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是汉人袁康、吴平所撰《越绝书》，说吴灭越后，越王勾践以身为奴，卧薪尝胆，侍奉吴王夫差，获得吴王夫差青睐，自吴返国后，五月五日以“竞渡之戏”练习水军，最终灭吴。这个记载如果可靠，则五月五日竞渡的历史可能早于伍子胥之死，或者端午竞渡早已经是习俗，也正因此，勾践才能以此为掩护操练水军，掩吴王之耳目。 晋文公流亡之际，乏食，随从介之推曾剔股食之。晋文公即位，介之推拒绝封赏，偕母逃亡，晋文公为逼介之推现身，不幸烧死了介之推及其母亲。介之推五月五日被烧死，所以，晋文公下令“五月五日不得发火”。《艺文类聚》引东汉蔡邕《琴操》说，“介子绥割其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介子绥即介子推。这是说端午节还有不举火的习俗。不过此习俗一般是指寒食节，时间大概是夏历冬至过后的105天，即今日清明节、上巳节前一两天。 自汉代以来，端午节的活动，更多的是与屈原联系在一起了。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诗人，也是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屈原的影响不仅仅在中国，屈原也是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伟大诗人。1952年开始，总部设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每年推举四位世界文化名人，1952年推举了法国作家雨果、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俄国作家果戈里、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森纳等四位为世界文化名人。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在中国诗人中推举一位世界文化名人，当年的参与者在遴选诗人的时候，认为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虽然产生过无数杰出的诗人，如果从这众多诗人中推举一个最伟大的诗人的话，当然非屈原莫属。所以，中国诗人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古巴作家何塞·马蒂就成为了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的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同年，苏联和中国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屈原、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诞生的纪念大会。2009年，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进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标志着屈原不仅仅是世界文化名人，同时，他的作品及精神价值，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屈原博闻强识，正道直行，一心希望楚国繁荣富强，人民有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楚王和楚国的权臣们不能容纳屈原，屈原在悲愤之中，创作了《离骚》等作品，并最终自沉汨罗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指出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睠顾楚国，系心怀王”，有“存君兴国”之义。1922年11月3日，梁启超先生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上发表了《屈原研究》之讲演，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中国历史上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是屈原的作品。梁启超认为，屈原具有改革政治的热情，又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他以其自杀，表现出对社会、对祖国的同情和眷恋，而又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因此，屈原的自杀使他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梁启超把屈原的“清廉”、“忠信”，表述为热爱人民，热爱社会，对社会和祖国的同情和眷恋，以及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这个概括是准确的。 屈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秦国的强势，以及楚国的羸弱，决定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处在一个不可能有大作为的时代。屈原是一个想在楚国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继承了孔子及原始儒家的坚守的政治家，希望在楚国实现尧、舜、禹、汤文武之“美政”。但是楚国不能给他提供大有作为的舞台。屈原不被楚王任用，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不能有所作为，这是屈原和楚国领导层发生矛盾的根源，也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屈原高洁的人品和不愿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勇气，受到了历代中国人的崇敬，这也是端午节的主题逐渐演变为纪念屈原的内在原因。
来源/“端午节专题”特约稿件，中国屈原学会&阅读公社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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