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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时下的端午，大家往往立刻联想到粽子、艾叶、龙舟和屈原，这些事物已然成为端午节的民俗符号，渗透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了。在超市或百货店的食品柜，满眼尽是包装光鲜口味各异的粽子，在农贸市场，端午时节则是艾草的天下。  艾草与菖蒲说起来，艾草作为端午这一节气的代表性植物，已经充分融入到人们的民俗和日常生活之中。然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菖蒲，实则从先秦便与端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了端午时节“以艾为虎，菖蒲为剑”，悬于门户驱邪避晦的习俗。《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也写过端午，大户人家叫“蒲艾簪门”，真是够雅致了。不过说回头，到底也是为了辟邪。古人从菖蒲、艾草、石榴、香蒲、蜀葵、栀子等时节植物中任选五种作为端午清供，并称“午时花”。而作为“午时花”之一、驱邪“神器”、昔日与艾草齐头并重的菖蒲，何以在端午时节的民俗生活中少见踪影了呢？  图一，清 任伯年《端午图》，绘有菖蒲，艾草，蜀葵花和石榴花 图二，清 金农画中的菖蒲和“不遇知己不开花”的题词菖蒲（Acorus calamus L.）属于天南星科，西汉时始植于皇家园林，唐代移于盆景，宋时则与文人的石癖结合，以“石菖蒲”的形态成为文人案头的雅伴。元明清时期，菖蒲也多用于土植园艺和瓶器插花，以应节气。不知对菖蒲来说，文人的青睐是福还是祸——它从此成为小众的书斋趣味，而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昔日“天下第一雅草”，如今落入鲜为人知的境地，养蒲的传统也只被一小众菖蒲爱好者所传承。相较之下，“菖蒲”在日本的民间生活中却是大放异彩。 从“菖蒲”之名由中华东渡扶桑以降，菖蒲草和花菖蒲便与日本的民俗以及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和歌、园艺、物语、浮世绘乃至能乐中，都随处可见其踪影，更是作为五月五的“时花”，成为千家万户装点节日的插花花材，春游菖蒲园也是江户时代留存至今的仲春、初夏时节的重要活动，是五月季候的重头戏（详情请参考后续之日本篇）。今天暂且从菖蒲与端午的关系说开去，先谈菖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前世今生。  图三，明 陸治 《榴花小景》中的石榴花与菖蒲都是端午时花菖蒲在中国文化生活中的起与落，要从先秦时代说起。中国古代节历中，五月是“毒月”，五月五即“毒日”，后来也是屈原投江之日，当时人们为了纪念屈原，逐渐发展出食粽子、赛龙舟的端午习俗。楚辞堪称一部香草名典，其中也收录了菖蒲这种植物。《九歌·少司命》吟“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荪”在古代指君王或尊贵者，此处寓意楚地女神少司命，《梦溪笔谈》则直接将“荪”释为菖蒲，可见作为楚辞中的植物，菖蒲已被赋予了高洁人格的喻义。《本草》记有“尧时天降精于庭为韭，感百阴之气为菖”。传说菖蒲还是伴随尧帝降生的仙草，这样看来，菖蒲从先秦时代就是一种通神誉人的“高大上”草药了。  图四，清 姚又巢《蒲觞獻瑞圖》  图五，清末民初 李墅《端午景物图》，图中蟾蜍为一毒说起菖蒲与端午的结合，早在先秦时代，民间便有端午以香草驱除毒邪的习俗。西汉《礼记·夏小正》亦记有“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即在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积蓄药材去除毒邪的习俗。唐代《大戴礼》中则有五月五日沐浴驱邪的记载，因此唐代也称端午为“兰节”，更是突出了沐浴兰草（菖蒲与艾草同煎）驱邪的民俗。从中医本草药用的角度上讲，明代卢之颐曾在《本草乘雅半偈》（本经上品）中记录了菖蒲与五月五的关系： “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 菖蒲的生长，象征一年中由阴蔽到阳发的起承转合，同时叶片形态“有脊如剑”，被视为斩旧迎新，祛晦辟邪的利器。在药用价值上，“菖蒲，一名昌阳、尧韭、水剑草。……主风寒湿痹，咳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久服不忘，不迷惑，延年”。也就是说，菖蒲对人的体质有祛湿浊、抚心脉、明九窍的功效。 而蒲草延年之效，被道家求仙传得神乎其神。东晋葛洪《神仙传》里就有一则与菖蒲有关的神仙故事：传说汉武帝登嵩山大愚人石室，命董仲舒、东方朔等人斋戒迎神，夜间忽有仙人翩然而至，自称前来采集菖蒲的“九疑之神”，并向汉武帝透露了“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节，可以服之长生”的传闻，随后便消失不见。大文豪李白还在《嵩山采菖蒲者》一诗中吐槽汉武帝不识神仙： “神仙多古貌，双耳下垂肩。嵩岳逢汉武，疑是九疑仙。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终忽不见，灭影入云烟。喻帝竟莫悟，终归茂陵田。” 双耳垂肩的神仙，都把九节菖蒲延寿的秘方送到你眼前了，你却高冷视而不见，怎么样，最后还不是同凡人一样归葬陵穴！  图六，宋徽宗笔下开花的菖蒲与红蓼 图七，清 黄山寿《菖蒲清供扇面》《武林旧事》中记，宋人端午节将菖蒲与艾草扎成山状，放在家门口辟邪，上面系上红线包扎的粽子。平日里，宋人爱蒲之势也令人叹为观止。宋代文人观养石菖蒲的风气之盛，相比日下多肉类植物的当红，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人手一盆”的“文房标配”，这与菖蒲的“颜值”和秉性是密不可分的。 《本草乘雅》中记：“石栽之，旦暮易水则易茂，春夏愈摘则愈细。”似剑的挺拔姿态，清丽纤长的外观，和无需土壤便可以繁茂于石砾之上的习性，成为了它逐渐被赋予人格化象征的根源。苏轼可算作石菖蒲的头号粉丝了。传说菖蒲开花罕见，连苏轼、苏辙两大文豪见了菖蒲开花，都要几番作诗相和，孩童般的欢悦之情溢于言表，真是坐实了“蒲奴”的声名。东坡《石菖蒲赞》有云： “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须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韦、石斛之类。虽不待土，然去其本处，辄槁死。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虽不甚茂，而节叶坚瘦，根须连络，苍然于几案间，久而益可喜也。其轻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阳之所能及。至于忍寒苦，安澹泊，与清泉白石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岂昌阳之所能仿佛哉？” 昌阳，即作为药材培植来治病的昌草，可愈癫痫耳聋，解热毒湿疮。《本草乘雅》中记，菖蒲生于“昌美溪浦之间，故名菖蒲。以治病之用言，当号昌阳”。在苏轼眼中，同为昌本，之所以菖蒲甩了昌阳好几条街，不仅在于它经久延年的功效，更在于菖蒲不依靠植物赖以生存的土壤，身怀奇质却不愿为人所用，卓然自立于幽谷溪畔的碎石之上，俨然出尘之姿。 苏轼深谙“君子不器”这一儒家信条，其在某种程度也源于道家超越形态与功用的“无形”、“无用”观，秉着自身独特的性情在自然的大道中寻求生存的志趣。“清且泚，惟石与。”对苏轼而言，这也是菖蒲所折射出的理想人格吧。苏轼《赞石菖蒲》后文还记述道，由于陆路羁旅，不便照看，于是将游慈湖山时采得的菖蒲配上好看的石子，寄养在友人九江道士家中，日后路经此地时，定要特地探看菖蒲是否安好。想想九江道士得东坡居士探望还要沾菖蒲的光，也真是可以收入“人不如蒲”系列了。  图八， 元 佚名 《端午插花图》元代以后，众所周知，由于异族统治，文学艺术被斥为末流，文人地位急剧下降，不要说文化生活受到很大冲击，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都很难保障。此时的文人如同失去石基的菖蒲，从此石是石，菖蒲是菖蒲，或归于山野，或于市井浑浊中艰难维系，或移植于新土，只是从此“石菖蒲”不再。 宋代的“石菖蒲热”经历元代慢慢冷却，人们似乎也不再强调菖蒲那高洁的品质，而是复原了它作为时草和药材的本来面貌。然而，宋代瓷器的兴盛带动了插花艺术在宫廷和民间的繁荣，元代插花艺术在宫廷的延续，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菖蒲的审美和观赏价值。目前，现存较早反映菖蒲和插花的绘画作品，是这幅元代端午节庆插花图（图八）。在石榴花、蜀葵花、太兰等鲜丽花材中，菖蒲叶绝然伸展，无意与斗艳的群芳为伍。寥寥两枝，却在整个构图中尽显骨骼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艾草只有躺在桌上的份，而终归不似菖蒲“登瓶入画”。成堆的艾草以其除晦却邪的功能作为节气之喻，谈不上有什么审美价值，因此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相比之下，有类似功能的菖蒲，却在瓶中尽展高洁风姿。元代的高压政策下，文人对外族统治怒不敢言，但不平总归要鸣，于是发展出以花遗兴，借花示意的插花文化。 再看插花图中丰富的花材和果盘，映衬着画面上方的符纸（似乎是端午五毒符），浓烈的颜色、丰盛的花果与清寡坚挺的菖蒲之间充满了张力。此时的菖蒲，是否表现了作者不愿与政权合作，亦或有出世之志的心绪呢？虽然难以断言菖蒲是否具有了文人以花草言志的“暗号”意味，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时，菖蒲不仅是端午时节的必备药材，更与插花艺术结合，比艾草多了审美、装饰甚至言志的功能。比如后世清初陈老莲的《劝蒲觞图》（图九），就是作于端午时节以蒲明志的代表画作：图中人物手捧“蒲觞”，怒发冲冠，目光如炬，袖若磐石，裾如折铁。据高鸿《徐平羽藏陈老莲<劝蒲觞图>考辨》析： “此幅《劝蒲觞图》，显系陈洪绶人物画中精品。所谓‘蒲觞’，即把菖蒲切成碎片，浮在雄黄烧酒杯内，或云‘蒲酒’，吃了可以避邪。明末温州人叶尚高，因不肯擞发而锒铛入狱，过端午时写诗云：‘未尝蒲酒心先醉，不沐兰汤骨亦香。’陈老莲端阳作《劝蒲觞》，画中人物簪艾草、捧蒲觞、持节、佩剑，未必不是其反清的心态吐露和民族气节的曲折反映。” 借蒲喻节之壮怀，由此也是可见一斑。  图九， 清初 陈洪绶《劝蒲觞图》 图十，明 李流苏象轴 图十一，明代端午花供图
这一传统在明代插花中延续下来，菖蒲在瓶花中的使用，一是应景，二为言志。明代中期，文化艺术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插花追求简洁清新，色调淡雅，疏枝散点，朴实生动，不似元代宫廷插花豪华富丽。菖蒲在明代端午花供中，配合瓶器，被更为纯熟地加以运用。 作为表现端午节庆色彩的插花，图十一中的石榴、蜀葵、枇杷、菖蒲等，都是这一节气的植物。石榴花点缀在黄色枇杷之上，艳丽而不媚俗，另一枝横向旁伸倒悬，别有时节风韵。菖蒲的竖直感提高了主体视线和结构重心，起到主干的作用，这样才突出了端午的主题。在横竖之间，浅粉色蜀葵作为过渡，也是十分清雅可爱。明代中期，觚器流行于文人书房案几，多用于插花清供，图十一中的青铜色回形蕉叶纹觚亦颇具古风，既突出了端午时节菖蒲的净化象征，也配合了蜀葵枇杷的娇艳色泽，表现出端午时节明代文人雅致而不失活力的审美趣味。 菖蒲除了端午时节的运用，它作为高洁人格和求道登仙的象征，再次在文人生活中复兴起来。图十的万历年间李流苏的容像画中，菖蒲和灵芝插于通透的四方白瓷觚中，既是自然野趣，又寓意吉祥长寿，与古琴、童子和道人冠服这些符号共同表达了画中人李流苏的仙风道骨。在这一点上，菖蒲完美体现了屈子以来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也难怪尚古的文人雅士们心向往之。菖蒲已成为文人志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便是端午节庆插花，菖蒲之“雅”与艾草之“俗”，也是高下立判了。 图十二，清 郎世宁 《端午图》清代以降，宫廷依然有端午插花的习俗，如图十二的郎世宁画作就表现了宫廷端午插花对菖蒲的运用。瓶中繁花锦绣之感呼之欲出，与案上水果粽子相呼应，一派浓郁的节气氛围。瓷瓶中盛开的蜀葵充当主体，石榴花高枝俏丽，艾草布景衬托，只有几缕菖蒲遥相点缀，相比历代的端午花供，显然更加“接地气”。 与此同时，清代盆景和园艺的兴盛，使得菖蒲重返朴素的盆栽世界，回归文人案头清供。清代扬州八怪之首的金农，画作中就不乏表现盆栽菖蒲拙朴之美的佳作。图十三之《菖蒲图》题曰：“石女嫁得蒲家郎，朝朝饮水还休粮。能享尧年千万岁，一生绿发无秋霜。”由此得见金农爱蒲之情。近人吴藕汀亦在《十年鸿迹》中记有“四月十四，菖蒲生日”的“吴中风俗”。吴老还在图十四之《芒种图》里画了石榴花、梅子、蚕豆、金钱菖蒲、虎须菖蒲，这些都是初夏时节的植物，“熟梅天气豆生蛾，一见榴花感慨多。芒种积阴凝雨润，菖蒲修剪莫蹉跎”。初夏正值菖蒲丰茂之时，频加修葺，方得细长纤美的枝条，蒲如此，人亦如是。养蒲爱蒲之传统，至今在嘉兴等吴中地区得以延续，令人感到欣慰。 但是，菖蒲离端午习俗越来越远，究其原本，也无不令人唏嘘。金农一句“莫讶菖蒲花罕见，不逢知己不开花”的题记，更是写尽当下菖蒲鲜为人赏的现状。想如今端午时节一派艾草的“逆袭”，或许正是来自山野溪涧的菖蒲本就不染纤尘、不喜近人的习性，使它无法真正融入大众文化的实用主义，也或许是菖蒲高洁的形态被历代文人赋予了太多审美和表意的寄托，代表了古代知识分子趣之所向与节之坚守，反而导致了它消逝于大众视线的宿命。在这一点上，菖蒲的宿命，似乎也暗合着中国文人传统的宿命。 图十三，清 金农《菖蒲图》图十四 吴藕丁《芒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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