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信奉的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如何让有德者居之呢?儒家向往的是尧舜禅让。然而据《竹书纪年》《韩非子》等文献记载，上古并无禅让之制，舜禹即位也是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年代久远及史料匮乏，上古社会究竟有无禅让已无从考证。即使有，也不过是原始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但汉儒对尧舜禅让说仍然是津津乐道、心向神往。 清代史家赵翼说：“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于是假禅让为攘夺。”（《廿二史札记》卷7“禅代”）其实王莽代汉乃是对上古社会禅让制的第一次实践，但由于汉朝复辟势力太强大，加之王莽改制失当，遂使这次“禅让”终成泡影。曹魏代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禅让”，是一次了不起的创举，也是三国史上颇具研究价值的一件大事。 挟天子的政治弊端 正因为汉魏鼎革的模式是史无前例的，故曹魏代汉遇到了重重阻力，其艰难程度恐怕超越大多数人的想象。学界有一种观点，曹操挟天子就能令诸侯，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优势，这是曹魏成为三国中最强大国家的关键所在。其实，对曹操挟天子的政治优势不能估价过高，挟天子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弊更大于利。 今人多以为，曹操挟天子以后，汉献帝就成了一个傀儡，甚至连他的生死都掌控在曹操手中，事情果真是如此吗？《后汉书》卷10《皇后纪》记载，建安三年，“操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曹操久经沙场，于刀枪剑戟，矢石交加之际而面不改色，何以会被汉献帝的几句话吓得“失色”?原来按照汉朝的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那么武士们执何刃呢？史载“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世语》）即两个武士用戟叉着三公的头颈，去朝见天子。当时的情况是，汉献帝怒气冲冲地责问曹操。如果汉献帝做一个手势，两个武士只要用戟用力一夹，曹操的人头就要落地。所以曹操走出朝堂，还感到后怕。 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都后，从此他和其他军阀不同，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他既要在战场上和各路诸侯刀枪相见，又要同看不见的、暗藏的、地下的政治势力做殊死搏斗。曹操不愧为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用武力扫平了群雄，又将拥护东汉的贵族、外戚势力逐一翦除。曹操苦心经营了三十年，才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国本。但曹魏代汉仍非易事，因为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身边，就等于向世人宣告，他承认了汉献帝的合法性、正统性。魏武虽为马上天子，但他却不能用汤武革命的方法来革除汉命。身为汉臣的曹操要取代东汉，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禅让的模式。然而禅让并不容易，尧舜传说不可靠，王莽代汉又以失败而告终。对于禅让，曹操心里没底，所以当手下谋臣武将纷纷劝他称帝时，他却无奈地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死后，曹丕即位，他遵照父亲的遗言，要为当周武王而奋斗。但曹丕却不能用武王克商的方法，而只能效法尧舜故事，逼迫汉献帝逊位。汉献帝这时已成了一具政治僵尸，摆弄他自然不成问题，问题是如何才能使曹魏政权被天下所认同，也就是儒家所鼓吹的“受天命”。 汉魏禅代的理论依据 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并用它来解释王朝的兴衰、更迭。五德终始说的理论来自于民间流传甚广的阴阳五行说，所谓的“五行”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五行是组成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齐国人邹衍对五行进行了改造，把它纳入到中国古代王朝不断更迭的理论体系之中，因此五行变成了五德。邹衍说凡是改朝换代就会有新德出现，同时也是旧德的衰落，所谓新德就是指新王朝，旧德就是指旧王朝。天子之所以统治天下，是因为他“受天命”，所谓“受天命”也就是“受德”。自从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以来，易代鼎革必然同五德终始说联系在一起，从此这一理论就成了政治家、野心家制造舆论，蛊惑人心的工具。 邹衍认为，五德还要同五种颜色搭配在一起，例如，黄帝是土德，土为黄色。夏朝是木德，木色为青。殷商是金德，颜色为白。周朝是火德，其色为赤。秦是水德，其色为黑。 五德运行的规律有两种，一种为相生，其运作的轨迹为：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另一种为相克，其运作的轨迹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秦汉社会，五德终始说广为流传，其影响极其深远。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刘邦在当泗水亭长的时候，奉命押送一批囚犯去咸阳，途中遇到蟒蛇挡道，当时刘邦喝醉了酒，因此毫无惧色，拔出宝剑将蟒蛇斩杀。当天晚上，有老妪在路边哭泣。有人问她，为何事伤心？老妪道：“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 原来这个老妪是白帝所化，她的儿子就是秦王朝，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根据五德终始说的推算，汉为尧的后代，所以就是火德，火德是赤色，刘邦就是赤帝子，赤帝子杀白帝子，就是指汉朝灭掉秦朝。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写的《史记》不是小说，而是正史，但他居然将汉取代秦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用这么一个类似于神话的故事来叙述，可见，五德终始说在当时确实是深入人心。 由于汉为火德，按照五德相生说，火生土，故代汉者必为土德。东汉末年，汉朝统治已经十分腐朽，无论是农民起义，抑或是诸侯中的野心家，都打出土德的招牌。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黄巾军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毫无疑问，“苍天”指的是东汉王朝，那么“黄天”指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农民军要用“黄巾”裹头，号称自己是“黄巾军”呢？从五德终始说中，我们可以得知，土德为黄色，黄巾军是打出土德的旗号，以表示“黄天当立”的农民军要取汉而代之。 到了三国鼎立的时候，魏文帝曹丕的年号是“黄初”，东吴孙权的年号是“黄龙”，都表示自己是土德，可以代汉称帝。唯独蜀汉先主刘备的年号为“章武”，表明刘备继承了大汉的皇统，是秉承了火德，而绝不肯尚黄，用土德。 曹丕要代汉，首先采用的当然是五德终始说理论，从而证明自己是顺天应命。汉为火德，继汉者必为土德，这已经被整个社会，普天之下所有的人所认同。那么，曹氏是否就是土德呢？经过魏国大臣们的考证，得出结论，说“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三国志》卷2《文帝纪》）。既然舜是土德，继承尧的火德，那么魏是舜的后代，接受尧的后代汉的禅让，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土德为黄色，当时是否有黄色的吉祥物出现呢？据说，早在熹平五年（176年）就有黄龙出现在曹操的家乡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太史令单飏就预言：“后当有王者兴”，而且在五十年之内黄龙会再次出现。当时就有一位名叫殷登的人记下了他的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也就是相隔四十五年之后，谯县再次出现了黄龙，这也就是说，谯县这个地方肯定会有“王者兴”。过了不久，太史丞许芝向曹丕报告。黄龙又再次出现，时间是在建安二十五年七月四日戊寅。许芝说，根据《易传》记载的“黄龙以戊己日见，圣人受命而王”，应该是大王您受天命最明确的预兆了。曹丕登基以后以“黄初”作为他的第一个年号，其用意就是表明他自己是一条黄龙，受天命来替代汉献帝这条赤龙。 除了使用五德终始说的理论之外，曹丕还制造了大量的谶纬。所谓的谶纬就是一种预言，它可以预告将来会发生的事，而且这种预言相当准确，可以称得上是料事如神。 例如在《春秋玉版谶》中有：“代赤者魏公子”；《易运期谶》说：“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易运期》又说：“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汉隶的魏字右边鬼字下有一山字） 至于《孝经中黄谶》的记载就更绝了：“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按照汉代隶书的写法，曹字的上半部正是两个“東”字，缺下半部分（火字），下半部分是“日”字，所以日载东，就是“曹”字。绝火光，就是灭绝汉代的火德。“不”字加一横正是“丕”，说明继承汉朝的只能是曹丕，汉朝的天下已经四百多年，气数已尽，该换主人了，所以是“四百之外，易姓而王。” 这位太史还认为，历史上圣人出现时的祥瑞不过是一两样，而曹丕当魏王后的祥瑞简直不胜枚举：黄龙、凤凰、麒麟、白虎、甘露、醴泉、奇兽，无奇不有，是自古以来最美好的。谁知曹丕的答复竟然是断然拒绝，他下令道：“当年周文王已占有天下三分之二，还向商朝称臣，得到孔子的赞叹，周公实际上已经行使了君主的职权，完成使命后还是归还给成王，我的德行远远不如这两位圣人，像许芝这些话，我怎么敢听呢？这些话使我心里害怕，手发抖，字都写不成，意思表达不清，我要辅佐汉室治理天下，功成后交还政权，辞职还乡。” 可是大臣们丝毫不理会曹丕的态度，曹丕越是“谦虚”，大臣们越是起劲地劝进，他们劝进的表章连篇累牍，多得数也数不清。东汉朝廷的官员，魏国的官员都参与到劝进的行列之中，好像在竞赛一样，错过了这个机会，就不能显示自己的忠心，于是劝进表章的措辞越来越肉麻，简直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 不仅是大臣们不断上劝进表，汉献帝也知道汉朝气数已尽，故十分“配合”地连下了三道禅位诏书，苦苦地恳请、哀求曹丕仿效虞舜，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曹丕却说：“听到这个诏命，真吓得我五内震惊，浑身发抖。我宁可跳东海自杀，也绝不敢接受汉朝的诏书。”尽管曹丕的假戏作得如此逼真，但朝中的文武大臣还是心领神会，他们一边上书，一边在颍阴县曲蠡（今许昌市一带）筑起受禅台。 经过九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大臣们数十次的上表劝进，汉献帝前后四次下达禅位诏书，延康元年（220年）十月二十八日，曹丕终于撕下了自己的画皮，他在桓阶等人所上的“登坛受命表”上，批下了“可”字。第二天，曹丕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受禅台，参加受禅大典的有文武百官和匈奴等四夷使者共数万人。在完成典礼后，曹丕对群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以上史料皆出自《三国志》卷2《文帝纪》裴松之注） 假戏真做的缘由 汉魏禅代明明是一场假戏，在今天看来似乎更是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但为什么曹丕和他手下的大臣们却要演得如此逼真呢？这似乎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我认为，只要仔细分析，这个谜团不难解开。 首先，自曹操挟天子以来，经过曹操、曹丕父子数十年的苦心经营，要废掉或者杀掉那早已成为傀儡的汉献帝确实是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但问题是废掉汉献帝以后怎么办？如果像霍光那样废掉昌邑王以后再立一个新君，那还比较好办，但这决不是曹家父子的目的，曹家父子的目的是要自己披上皇袍，开创一个新的王朝。 众所周知，自春秋以来，凡废主弑君者皆被称为乱臣贼子，在历史上要留下篡位的千古骂名。所以禅让制就是一种最好的办法。让汉献帝自己主动让位，自己再假惺惺地推却一番，这样篡位就成了禅让，无论是傀儡天子汉献帝还是魏王曹丕都成了尧、舜一样的圣君，双方客客气气地以禅让的方式来交接政权，岂不是比汤武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更好一点。 当然，这种禅让毕竟不是真禅让，因为对于汉献帝来说，是被逼无奈的，如果不是曹家父子以武力威逼他，他哪里肯心甘情愿地放弃祖宗打下来的，历经四百多年的江山社稷。对于这一点，后世的史学家，例如像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赵翼就看得很清楚，他把汉魏之际的易代鼎革称之为“禅代”，禅代同禅让是不同的，一字之差反映出汉魏禅代完全不同于上古社会的尧舜禅让。 其次，曹操虽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但终因顾虑没有平定四海，统一天下而不敢称帝。曹操死后，曹丕继位，三分天下的局面已经形成。曹丕的文韬武略远不如乃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统一大业，对于曹丕来说，国内的形势已经基本稳定，代汉称帝也已水到渠成，但代汉的形式却要考虑，如果废君弑主，就会给刘备、孙权以借口。一旦吴、蜀二国打着为汉献帝报仇的旗号，二国联合，共同伐魏，就会给曹丕造成很大的威胁。 曹丕以禅代的形式来完成改朝换代是极其高明的谋略，他向天下人昭示，大魏的政权不是抢来的，而是汉朝皇帝让给我的。不管人们相信不相信，至少给自己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同时，也在形式上走过了五德终始说所规定的必不可少的程序。 其实对于刘备和孙权来说，曹丕的这一做法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三分天下的局面形成之后，曹魏最强。曹操不称王，谁也不敢称王，曹操一称魏王，刘备紧跟着就自称汉中王。曹丕代汉的第二年，刘备打着继承汉统的旗号，也在成都称帝。孙权相比曹操和刘备，名位稍低，但到公元229年，他也在武昌称帝。 曹丕代汉称帝之后，给汉献帝以国宾的待遇，封他为山阳公。山阳公封邑有一万户，可以“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三国志》卷2《文帝纪》）。十四年后，山阳公病死，获得了“孝献皇帝”的谥号，以天子礼仪安葬。这个山阳国传了三代，共七十五年，西晋时依然沿袭，一直持续到永嘉之乱。 曹丕处置汉献帝的手段相当高明，应该看到，这并不是曹丕对汉献帝动了恻隐之心。说到底，曹丕的这一做法还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曹丕代汉虽然在表面上看来获得了天下臣民的拥戴，但其实并非如此。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举行了大规模的北伐，这时距曹丕代汉已经过去了八年，曹魏的皇帝已经更换，文帝曹丕病死，明帝曹睿执政。但诸葛亮的北伐大军还没有到达，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的官吏和百姓就纷纷响应。是诸葛亮的军队多于曹魏，还是蜀国的实力强于魏国？显然都不是，其缘由，用诸葛亮的话说，就是“人心思汉”。 曹魏禅代的成功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三国到赵宋王朝建立，历经七百多年，十余个朝代都以禅代方式完成了易代鼎革，汉魏故事成了帝制社会禅代的代名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汉魏禅代是曹丕逼迫汉献帝逊位，但仍然符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和礼治原则。它仅仅以汉代帝王一姓一族权力的终结，这种古代社会最小的成本，来换得政权平稳的交接。相对于汤武革命所带来的广泛杀戮而言，流血牺牲无疑要少得多。 作者：朱子彦 (本文来源：新民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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