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49年 笫四章

难忘的1949年

            笫四章                     

   

 

    同学中的“二哥”……………………………（39）

    农民的“同年哥”…………………………  （39）

    做“工人老大哥”……………………………（41）

    军中的“兵哥哥”…………… …………… （42）

 

工农兵学商，这是人们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五种职业，或者叫做工作。我在1949年这一年中从事过其中四种。上半年是一个在读书的人，叫做学生。下半年，先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男人，叫做农夫。接着是一个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养路工人。最后于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军队中最基层的成员，一个兵。就是没有做一个贩卖商品从中取利的商人。所以，这一年使我终身难忘。

 

同学中的“二哥”

 

我在溪兜中学读书时，没有当过班长之类的干部，但是班级中层干部如文书股、文体股之类的股长还是当过，为班级保管过图书和在黑板上写老师交代的讲义让全班同学抄录等。每当我在做这些事或搞其他活动，如有人来干扰时，我会玩笑随便说：“不要跟二哥炒搅”（炒搅是龙岩方言，插脚、捣乱之意。）久而久之，不知从何时起，这句话成了我的口头禅，同学们也不知不觉地叫我“二哥”，不论年龄比我大小，都这么叫。直到今天已经二十一世纪，老同学相聚时仍然这么称呼，我成了同学中的“二哥”，甚至有的老师也叫我“二哥”。

 

农民的“同年哥”

 

1949年上半年龙岩局势非常乱，大概是在农历四月间，驻龙门的国民党军，派一个排的兵力到铜砵骚扰了一天。为了避兵灾，父亲带大哥和我到石山园仑头顶，在“三行禾丈八坎”的梯田边傍山泉处，搭起一个草寮，架起床铺和炉灶，储存一大缸的米，以备一旦铜砵遭兵祸时有一个退路，全家人暂时有一个栖身之地。由我和元钊弟在此日夜留守，兼顾两头耕牛和大冬田的农事。后来局势发展对国民党军不利，他们败退离开了龙岩，铜砵幸运免遭兵祸，家里人叫我们回去。我在远离村落、渺无人烟的草寮里住了一个多月，时间虽短但对草寮却产生了感情。在刮风下雨时，是它给我避了风遮了雨，在烈日当空时，是它给了我一片荫凉。在茫茫的夜色中，只有蛙声、虫声和潺潺的田水声，我浸醉在大自然演奏的乐曲声中。此时，躺在草寮松软的稻草铺上，宛如置身在奇妙的仙境，甜甜地进入梦乡。所以真正要离开草寮时又有一些依依不舍。但最后还是三步一回头地离开草寮回到铜砵家中。

端午节后的一天，闽粤赣边纵队独立第五团到铜砵，我初中同学张毅迈随部队来，他到我家找我。此前我不知道他已参加游击队，他的到来，使我父亲为之一惊，我也感到惊讶。我们交谈了一些情况，几天后部队离去。父母见到我的同学头戴五星帽身背卜壳枪，是一个解放军战士，便心有所思，由姐姐侧面对我说，我们家几代人都是老实务农，红白都不沾，我们不要去跟人家这个那个。显然是提醒我不要去参加解放军，老实说当时我自已也没有明确的参军要求。不过经边纵队独五团驻村几天宣传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和解放军的“约法八章”之后，同村的几个青年对今后做什么是有所议论，有的想参加工作团，有的想继续求学，有的想看局势发展过一段时间再说。我属于后者，所以继续当我的农夫。这一年的秋天，我随表兄郭振林（土名薄薄）去小池黄斜做“同年哥”。表兄与该地一东家往年帮过工，人相识而事先约好的。我们从铜砵直奔黄斜。当年我才17岁，严格说来还不是一个大男子汉，可能是家庭出身的困难境遇反而激发人早熟，我同样承受了紧张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干就是10天，毫不逊色，为此我感到自豪和骄傲。记得当时日工资为8个银毫，我把10天劳动所得8个银元交给父母，他们为我高兴，我自己也很高兴。

[相关链接]“同年哥”的来历

龙岩县各乡里因地域差异悬殊，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小气候。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形成了季节上的不同。如早稻，东南片的西山、曹溪、铁山等地，要比西北片的大池、小池等地早熟。而晚稻成熟期又恰恰相反，西北片较早东南片较迟。龙岩习称“早季割上，晚季割下。”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劳力交易的机会。早稻要收割时，迟熟片的农民会自愿邀集四人一组、五人一帮，自带镰刀、扁担、斗笠、蓑衣等来到西山、曹溪圩场进行劳力交易。当地需请帮工的农民就到圩场目测选择对象，双方讨价还价，商定每天工资和劳动时间。龙岩习惯称请者为“东家”，帮者为“同年哥”。“同年哥”食宿由“东家”负责，每天出勤割稻定量，每人上午一担下午一担（一担两箩湿谷约150～180市斤），除割稻外，还有挖稻根、铡稻草、插晚秧等。一般帮工一定五天，第五天中饭后发工资，让“同年哥”出圩，去圩场再作劳力交易或回家。

 

做“工人老大哥”

 

1949年8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势如破竹长驱直下，8月17日解放福州。败退到龙岩暂驻的国民党溃军刘汝明兵团，在边纵队闽西南联合司令部所属主力部队、县独立团以及地方武装的不断袭击下，8月下旬陆续向闽南逃窜。9月1日上午县独立团率800余人开进龙岩城，龙岩宣告解放。9月7日龙岩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为了适应支前的需要，迅速恢复正常交通，在军管会交通科的组织下，调集人力修复毁坏的公路。9月13日我与本村20多个青壮年一起，参加修复公路的养路工人队伍。在交通科直接组织指挥的桥工班对龙（岩）朋（口）线的几座主要桥梁和十余处涵洞抢修恢复通车后，路面仍是坑洞累累，车辆只能勉强通行。我们这支养路队伍负责龙岩至大池段的路面维修，提高路况。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我们还不知道。几天以后，解放军一支小分队队伍经过大池，向我们撒发传单，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的喜讯。解放军热情地同我们握手，说：“工人老大哥，你们辛苦了。”我们心里想，我才当了几天修路工，就成了工人老大哥了，这使我第一次感悟到新社会的新气象。

军营里的“兵哥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看到了好多宣传材料，尤其是在做“工人老大哥”期间，受到了诸如解放军同我们握手等等新事物的影响，似乎有一股“革命浪潮”，让我心潮彭湃，使我毅然决定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的父母对我参军起初是“红白不沾”持反对态度；我离开养路班回村后，先去江山区中队报名参军，然后才禀报父母。父亲只说：“名都报了，还有什么办法？”此话说明父亲态度显然有所转变含有你要去我也没有办法之意，还有深一层的意思是反映父辈厚道老实讲信用的品格，我们讲话要算数，既然报了名就得去的态度。在去区中队报到之前，反复对父母讲明参军的要求。现在想起来，当时也只是心血来潮而已，究竟为什么要参军，认识也很模糊，只是觉得一个青年长此在农村也不是个办法，应当出去闯一条自己的路，是一种离开山区出外“吃头路”的思想在主宰着我，使我反复对父母表明参军的决心。他们看我主意已定，而我大哥也有支持我参军的态度，父母也就同意了，临走时还反复嘱咐：“去了就要好好干”，并讲了许多怎样为人处世的话。于是我到龙岩县江山区中队报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从此，我就是军营里的“兵哥哥”。我参军入伍的具体时间，怎么回忆也记不清楚，但有两件事是比较清楚的：一是在铜砵迎郭公前，我入伍后戴着红五星帽子去宫前坪看戏；二是入伍后不久，公历元旦节日加餐。迎郭公每年一次，时间固定农历十一月初十和十一 ，我查了《万年历》，已丑年十一月初十是1949年12月29日。据此，我的入伍时间应该是在1949年12月20日左右。我在“军人登记表”中填的入伍时间是1950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