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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丛绿 收发快递的牛师傅每次见到我，大老远都会打招呼；如果发现了我的快件，他往往会加快送来，让我好生感动。 他之所以这样对我，一方面是这个人很厚道，从他憨憨的笑容就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可能他对我还是存有一些感激之意的。 原来，我们用的是另外一家快递公司，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来收发，即便是上海本地件，也是第二天送到，如果是外地件，需时就更多。 我来上海工作后，用了几次，觉得很不便，就仍旧用起了以前在北京常用的快递公司。牛师傅就在这家快递公司。 他们的公司的确好用，京沪件，第二天一早便可以送到，几乎比上海本地件还要及时，我于是大力向同事们举荐。 一开始，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用，每次牛师傅来，总要和我聊几句，说说自己快递公司的好，我也热切地表示赞同。 慢慢地，编辑部几乎全都用牛师傅所在的快递公司了。 牛师傅每次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感动之余，我在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些满足感的，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帮他拉了不少生意，他的妻儿老小，想必依赖着他生活呢。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原先常用的快递公司，那个每天来收取快递的瘦瘦的腼腆的小伙子，现在已经久久不出现在我们单位了。我的心像在冷水里浸了浸。 如果对于牛师傅来说，我是做了一件好事；那对于这个腼腆的小伙子来说，我是不是做了一件恶事呢？他是否会因为生意的减少而失去工作呢？或者至少，他会损失一些收入，因为他们都是按件取酬的。 我曾经是个比较绝对的人，看事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看人非好即坏，非正即邪——采取这种观念时，好像也没什么不对，日子也过得很能自圆其说。 可是，随着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渐渐明白这世上的事情并非那么绝对，往往是，行善时也在行恶，自认为做的是正确之事时，谬误同时也在产生。 《吕氏春秋》曾记载有“子贡赎人”的故事，说的是当时鲁国有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们赎回来，就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 有一次，子贡在国外赎了一个鲁国人，可是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赔偿给他的赎金。他认为做好事求回报是不道德的，而孔子却批评他说：“你这样做就不对了。你开了一个坏的先例，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你如果收回国家的补偿金，并不会损害你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拿回你抵付的钱，别人也就不肯再赎人了。” 孔子的意思是，子贡财力雄厚，可以不在乎这笔赎金，而大多数人则没有这样的财力，如果白白付出这笔赎金，自己的生活就可能受到影响，如果不能取回自己代付的赎金，那么即便有机会救同胞出火坑，大多数人也因担心自己的利益而放弃。甚至于，即便有人有这个经济实力，但并非所有人都有如此高的道德水准，所以也可能会放弃为本国同胞赎身。子贡以为自己在行善，其实也许反而是在作恶。 另一件事恰恰相反。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送了他一头牛表示感谢，子路很爽快地收下了。孔子听了十分高兴，说：“这下子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当自己明白了一些人事之后，再去读读有关孔子的这些言论，觉得这实在是个深谙人性、睿智通达的好老头儿，倒是后人把他绑架到高高在上的至圣先师的座椅上，把他整得面目凄惨了。 人性幽微，善恶难辨，凡事既简单，又都不是那么绝对斩截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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