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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官场笔记》桂园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什么是官场，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鲁迅 《书信集·致胡适》中写到：“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意思是说，人在官场很累，让人头痛，要想在官场中保持从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从容，有多种解释，有关于心态的，有关于举动的，有关于情绪的，有关于智慧与勇气的，但其含义都是指向宽裕、舒缓。在官场生涯发展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有从容状态，希望自己拿得起、放得下，希望自己能够游刃有余，不为官场压力所累。在官场中保持从容，可以说是人人都希望达到的境界。近日，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苏东坡官场笔记》，讲述了苏东坡的官场生涯，尤其是讲到他在官场40年生涯中，始终保持了一颗从容心，有启迪，有借鉴意义，愿与读者一起分享。 苏东坡，北宋散文家、书画家、词人、政治家、诗人，是宋词豪放派创始人。他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多年来，研究苏东坡的学者，大都致力于他的诗词歌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恰恰做官是他的主业，写作是他的业余。苏东坡的政治生活与时代紧紧连在一起，他职务的变迁，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正如书中所说：“整个官僚体系就像一艘大船，走上仕途的人，就等于上了这艘大船。上了船，就得任由船主摆布，既有可能上天堂，也有可能下地狱。”他起步很早，从25岁进入官场，最高时，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从二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国级；最低时，调任琼州别驾移廉州安置，从八品，相当于现在的副科级。他直到65岁病逝，一生为官。即使在三次贬谪中，都还是有虚职的。造成苏东坡忽上忽下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碰巧赶上了北宋朝廷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在他做官的四十年中，一共经历了仁宗、曹太后、英宗、太皇太后高氏、哲宗、向太后、徽宗等七次政权更迭。苏东坡草根出身，是科举制度点燃了他心中的希望之火，参加科举时，又恰好遇上仁宗这样一个千年难逢的好皇帝，赶上了由仁宗造就的一个开朗、开明的时代，再加上时任主考官欧阳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他一当官就得到了惊人的破格提拔，被任用为凤翔府判官，一步就到了从六品的官职。当时，他只有25岁，很具有轰动效应。接下来，他任密州太守、河中太守、徐州太守、湖州太守，再后来，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等职务。对于苏东坡来说，最为难得的是，他无论担任的职务是高是低，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始终保持一颗从容心，这很具有做官的标本意义，值得人们探求和研究。 首先，苏东坡是做官的成功者，他是一个任何时候都想有所作为的官，在他的任职上，没有不作为的记录，也没有乱作为的记录。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认真了解百姓疾苦，为百姓办实事。在杭州时，他建议开仓放粮，用各种办法使灾民不至于流离失所，确保灾民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房子住。他还经常下乡，带领官员和群众人工捕蝗，修六井，解决百姓吃水困难。他号召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集资兴修水利，改造整修了城边淇河长堤，既有利于引水入城，又能防止水患；他任徐州太守时，徐州的官衙破旧，办公条件很差，可他没有把政府不多的钱用来修建官衙，而是把钱用在民生工程上。他上任三个月时，黄河决口，他带领官员群众日夜奋战，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到加固防洪大堤的战斗中，扛沙包，打木桩，整整四个月，没有离开抗洪一线，最终保住了徐州城；他任颍州太守时，修建了使邓艾沟和颍河的水一并汇入淮河的水利工程；他任扬州太守时，恢复了准许私船运营的政策，这是开放搞活、给朝廷增加税收的利国利民的好事；他被贬惠州时，只是一个连生计都很困难的“不得签书公事”的“犯”官，可还在四处集资为百姓修桥筑堤，深受群众赞扬。 苏东坡的可贵之处除了爱民，还有许许多多，比如他谦虚，哲宗年代，他官居二品，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相当于现在的副国级，他不但是个高官，更是个名人，仰慕他、崇拜他、迷恋他的人，不仅在官员和文人中大批存在，连很多百姓也成了“苏东坡迷”，可是，他没有忘乎所以，他时常提醒自己牢记“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古训，提醒自己《易经》中的“谦”卦是六十四卦中最吉利、最有运气的一卦，提醒自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是政治家最佳的心态；比如他简朴，他反对奢侈和浮华，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不富裕，囊中羞涩。另一方面，他吃过苦，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他曾劝以奢侈闻名、认为奢侈就是“得道”的好友蒲宗孟不要奢侈，并写信道：“闻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劝：一曰慈，一曰俭也。”；再比如他脱俗，他做官的态度、做派、方式方法，跟别人完全不一样，他不像有些官员，每天迎来送往，吃喝应酬，吹牛撒谎，欺上瞒下，他做官是有原则的，他曾为一名考生的一首诗作序道：“‘求官’的目的在于‘得’，否认这点是虚伪的，但‘得’与‘道’发生矛盾时，不要为了得到高官厚禄就放弃自己所学的道。”他做官达到自在、自由的程度。他任杭州最高长官时，能够“无日不在西湖”，在游玩中轻松处理公务，秘书背着文件跟着他，他在游览的途中，随时随地“现场办公”。他的逍遥自在并没有妨碍和耽误他履行杭州太守的职责，他确保了一方平安，创造了安居乐业的环境，给杭州的百姓带来了稳定、繁荣和安康，以致一周九县、家家户户都悬挂他的画像，很多地方立他的生祠。 总之，苏东坡的品质始终光明磊落，他是个诗人，是诗人的官，他常怀悲天悯地之心，骨子里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总是想着知民情、纾民困、助民乐，认为不管到哪里，作为一个主持一方的封疆大吏的职责范围，首要的任务是保一方平安、稳定，在平安无事的基础上谋求发展，使百姓富足，使国家税收增长，不能交白卷，不能对不起当地百姓，对不起朝廷，对不起自己。一个地方官出一点成绩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能得到当地老百姓和同僚的真心赞扬也不是不容易，但是要想做一件让群众永远记住的事，不是那么容易，可是，苏东坡却做到了，他做官可以说是合格的、过硬的，有智，有谋，有勇，可圈可点，他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他心系百姓、爱民如子的精神境界，值得人们学习。那个年代，能有他这样的高境界、高水平的中高级领导确实不容易。 然而，由于朝廷动荡不安，苏东坡纵有满腹才华，也难以施展，他的仕途走得并不顺利，而且异常艰辛。他由于政绩突出，文章全国闻名，官声全国闻名，深受百姓爱戴，所以在皇上有意提拔他时，厄运降临了。中国有句古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高出森林的大树总是要被大风先吹倒。比喻才能或品行出众的人，容易受到嫉妒、指责。苏东坡红得发紫，就会对别有用心的人构成威胁，朝中的一窝小人开始密谋陷害他。苏东坡开始经历了两次大的磨难，一次是“乌台诗案”，他被陷害关押，在狱中遭到非人折磨，差点死去；一次是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后，身陷政治漩涡的他，虽然一直设法明哲保身，但无法躲开政治对他的折腾，他被一贬再贬，直至被贬到荒凉的海南岛，职务也从正二品降到从八品，甚至是不拿薪酬的虚职。 第一次的磨难是一种怎样悲凉的情景？苏东坡是怎样坦然应对厄运的呢？“乌台诗案”后，苏东坡从皇家监狱里走出来，他一个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中高层领导干部，一个当了几个地方太守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囚徒，变成了一个平民百姓。他虽然保留了“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官职，但“不得签书公事”，是个虚职，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他被贬到黄州时，正值天寒地冻，官方不提供任何交通工具，全靠步行，他和家人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黄州，为此，他写了几首描述在赶往黄州途中遇到大雪的诗，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到了黄州，朝廷不分配住房，没有一分钱的薪水，住在破庙里，一家二十几口人饥寒交迫，再加上一顶“犯官”的帽子，逼得他走投无路。“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 面对这样几乎连基本生活条件都不具备的窘迫困境， 如果是一般人，恐怕早已被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所压垮，可是，苏东坡却在困境中重新搭建起宽广壮美轻松有趣的精神家园。有人说，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苏东坡虽然从过去的一棵树变成了一根草，但他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厄运打倒，在天塌地陷的时候，在自己完全处在黑暗的低谷、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他没有趴下，没有垂头丧气、痛苦不堪，他笑对生死，从容地面对坎坷，寓心态于平和之中。他本来住在破庙里，却以为自己得到“城南精舍”。他本来喝的是长江水，却以为自己是“江水风月的主人”。他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很充实，养生、读书、画画、练书法。酒醉饭饱之后，他半卧在窗前，沉醉在那白云缭绕、江水滔滔的迷人风景中，和如画的风景融为一体，也正是这长江及江上的一轮明月，愈合了他流血的伤口，让遭遇沉重打击的他找到心灵的慰藉，能够在危机面前淡定，在困难面前从容。他这种自我解脱的方法，给后人，特别是身处逆境的人，指明了一条通往安心之乡的途径。同时，苏东坡还从劳动中找到快乐，没有收入，他找了一块废弃的荒地开垦耕地，以种地为生，又在山坡的高处盖了三间草房，房子可能竣工时飘起了雪花，取名“雪堂”，他自号“东坡居士”。 他带领全家开垦那片赖以为生的“东坡”荒地。他生活在劳动人民之中，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向老农学会了犁地、整墒、播种，学会了唱劳动号子和粗狂、优美的山歌，甚至学会了讲粗话、说俗语、骂脏字。农闲时，他把读书当作消遣，手不释卷，过起了与世无争、无忧无虑的牧歌式的晴耕雨读的生活。他用汗水浇灌着“东坡”这个文学意义、人生意义上的新概念，“东坡”和“雪堂”不仅写在他的诗词歌赋里，也逐渐形成一种审美境界和文化象征。他的佳作不断地从黄州流传到全国，黄州成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向往之地。他酿造的这种精神食粮不仅使“东坡”在当时名噪一时，而且光照千秋，使人从“东坡”身上发现了丰厚的哲理、诗一样的生活和美的享受。 苏东坡第二次大的磨难是高太后死后，北宋的政局重新洗牌，他从二品官员贬到岭南、再到遥远的海南岛。从定州到岭南惠州，一个在最北方，一个在最南方，相距四千多里，对于已步入老年、并且还有痔疾的苏东坡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临走时，他给弟弟苏辙写了一首诗：“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其内心充满无限的悲凉。他到了惠州，住在一个破旧的寺庙里，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庙里的生活和原始部落差不多，房屋漏风漏雨，蚊蝇肆虐，他一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几乎不能维持基本的温饱，靠捡拾山上的野菜度日。过了不久，他又被贬到海南岛，当时的海南岛，荒凉得可怕，如野人经常出没的山野林海。他先是被安排在一个破旧的官舍里，接着又被赶到一个椰子林里，住在茅草房里，房屋到处漏雨，他不得不把床搬来搬去，“一夕或三迁”。 面对这种情景，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误入一棵小草上的蚂蚁，而这棵小草的周围全是水。也确实如此，他刚到海南岛的时候，发现周围全是水，就满怀凄惨地说：“什么时候能从这个岛上出去啊！”可是很快他就释然了，心想，天地都在“积水”中，九州都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谁不是生活在岛上啊！意思是说，无论跑到什么地方，人总是在岛上，只是岛的大小不同而已。对他来说，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可他总能战胜自我，能够在困境中找到人生的快乐，来驱散不断袭来的愁苦。他又恢复了开朗率性、天真烂漫的本性，喜悦和兴奋重又写在他的脸上，以自然的心态面对困苦和磨难。他喜欢上惠州的罗浮山、丰湖、汤泉等诸多名胜，喜欢这里友善、热情的山民，喜欢这里的荔枝、卢橘和杨梅，觉得自己好像来到蓬莱仙境，并不由自禁地写下“不辞长作岭南人”“岭南万户皆春色”的诗句，还说出这样的名言：“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同时，他还一边整理自己的“和陶诗”，一边开设学堂、教书育人。他常常到学生家做客，吃饭、喝酒、聊天、吟诗，尽兴而归。他给闲极无聊的贬谪生活寻找许多快乐，甚至把贬谪海南岛当作一次奇特的旅游，写出了“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 爱尔兰作家曾说过幸福人生三要素，一是有希望，二是有事干，三是能爱人。苏东坡之所以能以惊人的毅力熬过漫长而又黑暗的艰难岁月，让自己的精神世界达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境界，说明他是一个有希望的人，他时时想得到朝廷重用，始终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政治上的不如意和强烈的一展才华的愿景在他内心深处一刻不停地奔腾、汹涌澎湃，他大多数注意力不在生活小事，所以当他身处江湖之远、倒霉郁闷的时候，都有着淡定的心态，都没有生活困顿的忧愁。比如，“乌台诗案”后，他作为一个在鬼门关走了一回的人，更是强烈地感到，活着是多么地美好，多么希望自己的政治理想能得到实现，因此，他把巨大的悲伤、巨大的损失当作一片逝去的浮云。还比如，他被贬黄州时，他的姐夫恳切地邀请他退出江湖，回眉山老家生活，可他没有答应。他被贬到岭南时，已经58岁，完全可以申请致仕退休，从此退出北宋政坛，回家颐养天年，写写诗文，种种花草，悠闲自在地过他的晚年生活，也不失一种美好，可是，他依旧不甘心，认为退出就是彻底的失败。困苦的日子里，他有时会站在自家的窗前，向着皇宫的方向，凭窗远望道：“皇上啊，看到我了吗？我是个大材料，我能帮助治国安邦啊！”这说明他任何时候都眷恋官场，对重返北宋政坛最高领导层，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认为，政治气候如同天气，天有阴雨，总是要晴的，总有一天会冲出沉闷的低级官员的政治生活，会等到东山再起的那一天，朝廷一定会再用他。在困苦中，他终于等来了“苏轼等徙内郡”的诰命，他的这个官职在当时是个最高荣誉官职，一般只授予那些退下来的高官大员，享受正部级或副国级待遇，发给国家最高的工资，想在哪儿居住就在哪儿居住，这可能对苏东坡来说，是最好的结局。他只是在去世前，听说民间有一种说法，做官都是为恶的，辞去官职就等于向上天许愿做一个清白的人，有助于身体健康，他才向朝廷上表，要求免去他的官职，可是朝廷并没有批准他的要求，其实，他何曾不是一个清白的人。如果把做官当作一种职业，苏东坡一生就从事这一个职业，他以此谋生，并为此奋斗终生。 一个人活在世上，纵有万丈情怀，抑或心比天高，总有受挫的时候。然而，受挫之后如何去调节，如何在逆境中生存和提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因外物的丰富、富有而骄傲和狂喜，也不因个人的失意潦倒而悲伤。其内在涵义是无论面对失败还是成功，都要保持一种恒定淡然的心态。这句话在苏东坡身上得以深刻的、淋漓尽致的体验。顺境时，他没有失去自我；逆境时，他也没有落魄。他这种从容是一种超脱，一种智慧。他面对厄运时的洒脱和飘逸让人羡慕。所以有人常说，在郁闷的时候，在心中有许多不平和不解的时候，不妨学一学苏东坡，学习他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信念，学习他在逆境的压力中保持自我，坦然面对人生，那么，你就能战胜逆境，就能感悟到更美妙的人生。这也是该书给人的启示和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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