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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

 联合参谋学院 2016-06-12

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内容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研究资料,;唐宋以后,科举制度不断完善,进士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关于科举家族的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统计上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差,尚待方家指正;1[明]文徵明:《甫田集》卷十七,《送陆君世明教;2[明]郎瑛:《七修类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3关文发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


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研究资料,对明代全国的进士家族进行了初步统计,得出全国一门三进士以上家族的地域分布状况:浙江以82户为全国之冠,南直隶78户紧随其后,第三为福建39,第四为江西36户,湖广31户排第五,山东29户列第六,北直隶22户列第七,四川21户列第八,以下依次为山西19户,河南18户,陕西18户,广东4户,广西和云南各1户,贵州为0,全国合计399户。其中,一门三代以上中进士者全国合计189户,依次为浙江51户,南直隶32户,江西20户,福建16户,山东15户,山西13户,湖广11户,四川11户,北直隶10户,陕西5户,河南3户,广西、广东、云南各1户,贵州无。这样一个排位,与全国进士总体分布规律基本相符。进士家族有以下几个规律:地域集中,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优势,构成高级官员的主体,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士家族形成的主要原因:重视家庭教育,拥有足够的家族经济实力。 关键词:进士 科举 家族 明代文化

唐宋以后,科举制度不断完善,进士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明代尤其如此,“今之高官要职,非进士不畀”1,而“进士一旦居要地,遂过数十年之财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2。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明代士人纷纷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为博取一介功名,不惜皓首穷经。然而进士录取的名额有限,考生无穷,“从生员考试,到成为进士,只有三千分之一的机会”3!一家能出一个进士,就足以光宗耀祖了。在竞争如此惨烈的大背景下,有些家族却能数人、数代十余人考中进士,甚至数代鼎甲,一门高官,为时人所歆羡,而流芳于史册。对这些家族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明代的科举制度、政治格局、地方文化乃至家庭教育等等诸多方面,获得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关于科举家族的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吴仁安就长三角地区,深入研究了各家族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因素以及存在状况,但涉及的明代进士家族数量有限4。曹国庆以铅山费氏为切入点,对江西的科举世家崛起过程及其在地方的作用做了探讨5。总体而言,这类文章和专著尚不多见,应该说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研究领域,值得我们深入展开。在开展深入研究之前,对明代全国的进士家族的分布及其特点的调查,是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课题。当然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涉及的人物实在太多,资料实在太丰富。本文在《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之明代部分的研究基础上,对明代全国进士家族做了一个初步调查,统计出了其在各地的分布,各家族进士数量、甲第、任官等诸多情况,并总结出了一定的规律。正如前面讲到的,本课题涉及人物及资料太多,而某些人物的关键资料又缺失,使得本文在

统计上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差,尚待方家指正。

1[明]文徵明:《甫田集》卷十七,《送陆君世明教谕青田叙》。

2[明]郎瑛:《七修类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第210页。

3关文发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63页。

4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01年。

5曹国庆:《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的作用》,《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一 地域分布统计

1.所据资料说明:本文是在《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之明代部分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主要依据明代各科考试录(包括《登科录》、《会试录》、《进士履历》、《同年序齿录》等)1、明代焦竑编《国朝献徵录》(简称《献徵录》)、清初盛子邺编《类姓登科考》,并以雍乾时期的各省地方志及其它相关史料作为参考。

各朝考试录中的《登科录》、《同年序齿录》、《履历便览》等,记载了每位进士的曾祖、祖、父、兄弟甚至儿子的名字、出身与历官情况,是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献征录》中收集了万历中期以前的各种人物传记资料,其中进士近二千四百位,相关墓志、圹志、神道碑铭等1180余份,行状、行实等170余份,传记900余份,为我们研究人物的家世、履历等提供了十分翔实的原始资料。

这里重点提一下《类姓登科考》的情况。该书为清初盛子邺所编,以韵为目,依姓归类,收集了自洪武四年至崇祯十六年几乎所有的进士,记载其朝榜甲次、籍贯,位至显要者则列举其官爵赠谥。尤为可贵的是,该书还利用了《登科录》等资料,考证出了相当部分进士之间的血亲关系,可以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最基本的线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的考证并不完全,而且其中有些信息还是错误的。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卷二:“钱喜起 浙江仁和县人,若赓子,二甲,三代进士。”[子226-434页1实际上钱喜起与钱若庚没有任何关系。喜起一家是三代进士不误,但他是仁和县人,《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载其“祖立,嘉靖乙丑进士,广西副使……;父养廉,万历己丑进士,吏部员外……;本生父养度,刑部主事”,则钱立、钱养廉和钱喜起为一家族。而钱若庚是鄞县人,见同卷:“钱敬忠 浙江鄞县人,若赓子,天启壬戌二甲。”[子226-433页]又:“钱肃乐 浙江鄞县人,丁丑二甲,若赓孙。”[子226-434页]据此,钱若庚、钱敬忠和钱肃乐为一进士。《类姓登科考》张冠李戴,误将二者混为一谈。

再如卷一:“孙如洵 浙江余姚县人,癸丑二甲,燧子。”[子226-423页]“燧子”误。据《献徵录》和《登科录》的记载,孙如洵是孙鑨的儿子,孙鑨是孙陞的长子,孙陞是孙燧的季子,则如洵为孙燧之曾孙。与孙如游为从兄弟,而同页记载:“孙如游 浙江余姚县人,三甲,燧曾孙。”不误。

卷三:“郭鎜 山西高平县人,鋆弟,同胞三进士,三甲,庶吉士,南京工部右侍郎。”[子226-698上]同页载“郭鉴 山西高平县人,二甲,鋆弟,兄弟同榜”。其实三人并非同胞,而是是叔伯兄弟,见《献徵录》所载《郭公鎜墓志》:“郭氏……质知光州,生定,…定七子,以长子鋆贵赠官。次子城,判安州,生銮及公。……公与从弟鉴又同年举进士,鉴副使,而公为侍郎。”[卷五十三,第2250页]

此外,该书还存在错简等其他诸多问题,本文在使用时,做了必要的考证。

2.统计数据:

我们确定是否同一家族的标准,是看有没有确切的材料证明他们之间的直系亲属关系。对于有些籍贯相同、姓名相近的进士,尽管很有可能出自同一家族,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我们未将其采入统计,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有些家族历经迁徙,后代落户于其他府县,则别为一个家族。怎样的家族才能算作是进士家族呢?目前学界尚无确定的说法,本文也只是采用一个大致的标准。据我们统计,明代全国一门二进士以上的家族达到1595户,而三进士以上的仅399户,因此本文把一门三进士作为进士家族的标准,这样处理,既便于操作,又不失代表性。

1本文所使用的试录主要来自台湾学生书局版《明代登科录汇编》、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及天一阁藏本。

经我们细致统计与考证,明代全国进士家族共有399户(见文末附表1)。浙江以82户为全国之冠,南直隶78户紧随其后,第三为福建39,第四为江西36户,湖广31户排第五,山东29户列第六,北直隶22户列第七,四川21户列第八,以下依次为山西19户,河南18户,陕西1 8户,广东4户,广西和云南各1户,贵州为0,全国合计399户。这样一个排位,与全国进士总体分布规律基本相符1:

表一:各省进士总数与家族总数排名对照表

直、省

南直隶

浙江 总数/排位 4283/1 3704/ 家族/排位 78/2 82/1 直、省 四川 山西 总数/排位 1369/9 1206/10 家族/排位 21/8 19/9

江西

福建

北直隶

山东

河南

湖广 3023/ 2382/4 1771/ 1746/6 1608/ 1503/8 36/4 39/3 22/7 29/6 1 8/10 31/5 陕西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1002/11 876/12 195/13 120/14 32/15 1 8/10 4/12 1/13 1/1 3 0/15

1依据吴宣德全国进士地理分布统计数字制表,见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册。 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是明代的进士大省,四省进士总数超过全国的一半,在进士家族排名上,同样占据着前四的位置,而其比例则约占全国三分之二强。其中南直隶、浙江两省共158户进士家族,占到全国的42%,超过其进士总数在全国的比例(32%)10个百分点。

从各府情况来看,产生10户以上进士家族的府有:南直隶苏州府26户、常州府19户,浙江绍兴府24户、嘉兴府19户,陕西西安府15户,福建福州府10、兴化府11、泉州府12户,江西吉安府11户、南昌府13户,湖广黄州府11户,山东青州府10户。以上12府总计1 81户,约占全国46%强。

从县的分布情况看,拥有6户以上进士家族的县有浙江余姚10户、山阴6户、会稽6户、秀水6户、平湖6户,南直隶武进10户、吴江6户、华亭6户,福建莆田11户、晋江9户、闽县6户。其中以福建莆田为最。以上诸府县都是盛产进士的地区,这充分说明,在进士总量占优势的地区,更容易产生进士家族。

从单个家族中进士人数来看:全国一门10人以上的进士巨族有8户,分别是山东新城王氏,总共14人;北直隶任丘边氏,总共12人;浙江余姚孙氏10(另有武进士2)人,秀水项氏11人,浙江乌程闵氏11人,鄞县陈氏10人;南直隶吴江吴氏11人;四川巴县刘氏10人。9进士的4户:浙江平湖陆氏,陕西渭南南氏,南直隶武进吴氏、宜兴吴氏。8人进士的3户:浙江会稽的陶氏,江西安福的伍氏,福建闽县的林氏。7人进士的5户:浙江慈溪冯氏,四川新都杨氏,湖广麻城刘氏,南直隶金坛周氏、武进陆氏。6进士的15户:浙江仁和江氏、平湖屠氏、仙居应氏,山东临朐冯氏,南直隶太仓州王氏、兴化李氏、吴江沈氏,福建长乐陈氏、莆田柯氏、莆田方氏、惠安张氏、南安洪氏、晋江史氏,江西安福彭氏、铅山费氏。

在这些进士家族中,有的家族历经数代而不绝,其影响力更为深远,因此我们又对三代以上的进士家族做了一个统计(见文末附表2):一门三代以上者全国合计189户,依次为

浙江51户,南直隶32户,江西20户,福建16户,山东15户,山西13户,湖广11户,四川11户,北直隶10户,陕西5户,河南3户,广西、广东、云南各1户,贵州无。浙江绍兴府15户、嘉兴府13户,南直隶常州府11户、苏州府9户,江西吉安府9户,山西平阳府9户,是全国最为集中的地区。以县计,浙江余姚6户、平湖5户,南直隶武进5户,江西安福5户,福建莆田5户,为全国之最。

二 明代进士家族的几点规律

从以上数据看,明代进士家族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地区分布的差异性明显,主要集中在东南一带科举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浙江和南直隶两处,由于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文化昌盛,在科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此也培育出了为数众多、影响巨大的进士家族,余姚孙氏、吴江吴氏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尽管北方也出了诸如新城王氏、任丘边氏这样的大族,但从总体数量还是从其历官情况上看,北方是远远比不上南方的。

第二,进士家族的考生取中巍科的比例特别高。出自以上家族的进士总数为1466人,不到全国进士总量的百分之六,但其中状元18人,榜眼22人,探花13人,约占全国鼎甲人数的百分之二十。此外还有解元20人,会元7人,传胪10人,庶吉士78人等等。其巍科比例之高,远非寻常出身的进士所能比。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科举考试,具有智力测验性质1,从技术层面看,进士家族因为有前人的应试经验,无论在学习方法还是在考试技巧方面,都可能比一般人高出一筹,从而在应举时占尽优势。例如浙江临海秦文,56岁即致仕归家,“杜门谢客,足迹不及公府,日惟教养子弟,波及乡之后进焉”,侄子鸣夏、鸣雷从其学,“授以家学,不烦而成”2,后来鸣夏中进士,选为庶吉士,而鸣雷更是高中状元,官至尚书。其前代若身居要职,其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居正家族。张嗣修于万历五年参加廷试,时张居正已位居首辅,“于是假其柄于四维,而詹事申时行使所知以嗣修卷上之,四维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进御,上启姓名,则简拔嗣修一甲第二人,而召先生曰:?无以报先生功,贵先生之子孙以少报耳?”3,且不说下属考官暗献殷勤,就连皇帝也公开舞弊,直接把榜眼奖赏给了张家。下科又亲赐张懋修状元,敬修二甲前列。当然,我们并不排除智商的遗传性和家族聚居性,但与此相比,显得更为次要。

第三,明代的高级官员多出自进士家族。出自这些家族的阁臣共32人,几近明代总数(约170人)的五分之一;尚书出自以上家族的则更是多达175人。一门两阁臣如安福彭华、彭时兄弟,南充陈以勤、陈于陛父子;一门五尚书如闽县林瀚家族,一门四尚书如灵宝许进家族,一门三尚书如吴江吴洪家族、乌程闵硅家族等。其他官都御史、侍郎、总督、巡抚等等要职者,数量更为可观;从进士家族的形成原因看,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一些家族世代以家学相传,绵延不绝;2守随等年纪相当,在家时即自相师友,共同成材;政(守隅)而下,皆公所启迪者,东南文献,于斯为盛;北方和边远地区能出现比较大的进士家族,更显示出了;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是,进士家族拥有足够的经济实;数目,而家庭或者家族是这些费用的主要供给者;科举社会是个


等要职者,数量更为可观。可以说,这些进士家族构成了明代高层官员来源的主体,对明代的政治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特点的出现,与前一特点有关。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4,进士家族出身者既在巍科中占尽优势,势必也会在选官任职时取得优势,从而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此外,在地方官行取、京官推升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援引的关系,那些有家族背景、关系复杂的进士官员,获取升迁的机会毫要比一般的官员高出许多。

从进士家族的形成原因看,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相当重视家庭教育。考试必须以教育为基础,教育发达的地区,其考试成绩往往更为突出,家族也是如此。 1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218页 2《献徵录》卷三十六,张凤翼撰《秦公鸣雷行状》,第1506页。 3《献徵录》卷十七,王世贞撰《张公居正传》,第647页。 4《明史·选举二》。

一些家族世代以家学相传,绵延不绝。比如江西安福县伍氏,“安成擅《春秋》,伍尤正传”1,世代都以《春秋》经起家。洪武四年,伍洪即以《春秋》考中传胪;其后伍希渊于天顺八年会试,中《春秋》房第一;希渊子伍符于成化己卯乡试,又中《春秋》第一。又如四川富顺县陈氏,以《礼》经世其家。在这样的经学世家中,由于耳濡目染,对于其子弟来说,熟练地掌握经书要义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而在科举考试中游刃有余。进士家族内部的学风兴盛,父子兄弟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比如浙江鄞县陈氏家族,杨守陈与守阯、

2守随等年纪相当,在家时即自相师友,共同成材。后守阯荣登榜眼,教育弟子更为用力,“布

政(守隅)而下,皆公所启迪者,东南文献,于斯为盛”3。

北方和边远地区能出现比较大的进士家族,更显示出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比如陕西渭南氏家族,第一代进士南大吉致仕归家后,构筑书院,亲自讲授4,他的弟弟逢吉受其教育,于嘉靖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山西副使。逢吉致仕后,“又建姜泉书院,收训其子姓门人,接引后学如弗及”5。在前代进士孜孜不倦的教育下,南氏后代陆续又有七人考中进士。 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子孙兄弟之间相互竞争,共同促进。如浙江余姚陈觐还是国子生时,看到两个兄长陈墀、陈陞同时考中进士(嘉靖二十年榜),“益自奋厉,折节读古人书”6,终于嘉靖三十八年登第成进士。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是,进士家族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从生员、举人到进士,由县城、省城到京城,漫漫征途,需要路费以及生活、学习、考试等费用,统计起来是个不小的

数目,而家庭或者家族是这些费用的主要供给者。

科举社会是个倒金字塔形结构,一个进士下面,是众多的举人、生员,在进士家族中也是如此。因此,维持其子孙长期应考,对于任何家庭或家族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办得到的。进士家族是如何达到这个经济水平的呢?

从一些家谱和进士履历来看,进士家族的前身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前代有足够积累的家族。世代官宦之家是可以的,高官家庭自不必说,一些低级官员的家庭通过数代的努力,也能达到这一水平。例如陕西华州东思恭,其高祖良惠在元代做过总管,入明后,其父东昇历官县丞,是一个小官宦之家,思恭四兄弟就有三个考中进士,家业应该比较殷实。或者由数代业农、经商或者其他方式成为富户,再转而业儒,成为诗书之家。例如江西安福伍氏“家富丁繁”,洪性中在明初被选为粮长,“总邑赋输于应天”7,足见伍氏在安福富甲一方,之后其子伍洪以《春秋》相传,子孙纷纷以本经考取功名。四川南充的陈以勤家族,“有兴祖者,当元至正间,为公八世祖。兴祖生思诚,思诚生文质,文质生平,皆受农”8。历数代农耕积累之后,陈家才有能力供子弟读书应举。“平生纪,以儒为博士弟子。纪子衡,贡生,为训导。衡子信,贡生,皆室于蒲氏,以《礼》经世其家”。经陈纪、陈衡、陈信三代的文化积累,陈氏已经完全转变成为诗书之家。自陈信之子大道开始,三代人接连考中进士。 1《献徵录》卷一百一,林俊撰《伍公希渊墓表》,第4491页。 2《献徵录》卷六十八,《杨守随传》,第2957页。

3《献徵录》卷卷二十七,李东阳撰《杨公守阯神道碑铭》,第1146页。 4《献徵录》卷八十五,《绍兴府知府南大吉传》,第3609页。 5《献徵录》卷九十七,马自强《南公逢吉志铭》,第4266页。 6《献徵录》卷一百二,张时彻《陈君觐墓志铭》,第4566页。 7《献徵录》卷八十三,李时勉《安福伍洪传》,第3515页。

8《献徵录》卷十七,许国《谥文端松谷陈公以勤墓志铭》,第631页。 9《献徵录》卷八十四,黄云《张参政穆行状》,第3556页。

第二种是前代没有足够积累的家族。这类家族一般会在兄弟之间进行分工,其中一人事农业、商业活动,资助其他兄弟或下一代参加科举考试,以达到整个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例如南直隶昆山张穆家族,张穆兄弟四人(稹、穆、和、种)都很有才华,但因为经济原因,长兄张稹作出了牺牲,“以父命从农业,资公等学”9,后张穆与张和兄弟同登正统四年榜进士:张种也由科举出身仕至濮州判官。浙江鄞县的戴■家族则更有意思。在兄弟五人中,戴■最幼,但赚钱养家的担子却落在他的身上,“伯仲皆业儒,乃属公治贾事”1。在资助兄长纷

纷登第后,家族已经没有经济压力了,于是戴■也发奋努力,在嘉靖十四年考中进士。 自产生第一代进士之后,该家族的经济、文化水平一般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迅速转变为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一方面,第一代进士会用个人收入反哺家族,在家乡大量购置田地,为后代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他们更重视为后代子孙营造一个比较优越的学习条件,甚至亲自传道授业,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应试能力,从而促进了该家族在科举社会的竞争力。例如,南直隶太仓州王世贞家族,第一代进士王倬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尝置义田千亩赡族人”,王世贞“复以膏腴益之”2;北直隶任丘邝氏,第一代进士邝璠致仕归家后,“建阿陵书院,日课群从”3;陕西陇州阎氏,第一代进士阎仲实“所储书至万余卷,为书院,建崇经阁贮之,增建堂斋,延师择徒,慨然以作人善俗为己任”4,等等。有些没落的前代望族,也通过培养进士的途径得以重振家势,比如浙江平湖屠氏,“历元为巨室,明初被籍没”,经过六代的沉寂,屠勋于成化五年考中进士,官至太子太保、刑部尚书,“始以科举昌大其家”,六个儿子中有三人成进士。其中应埙秉承父训,对下一代“躬自讲授,穷昼夜,孳孳弗怠,盖俱欲教育为闻人”5,又培养出了一大批贡生、举人和进士。 附表1.全国进士家族分省、府统计总表1《献徵录》卷五十一,张时彻《戴公■墓志铭》,第;4《献徵录》卷九十二,杨一清《河南右参政阎公仲实;


1《献徵录》卷五十一,张时彻《戴公■墓志铭》,第2184页。 2《献徵录》卷四十五,王锡爵《王公世贞神道碑》,第1900页。 3《献徵录》卷八十七,费宏《邝公璠墓表》,第3725页。

4《献徵录》卷九十二,杨一清《河南右参政阎公仲实墓志》,第3978页。 5《献徵录》卷八十八,屠应埈《伯兄九峰公应埙行状》,第3816页。 附表2.全国一门三代以上进士家族统计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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