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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茂伟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 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因科举考试的发达而留下了丰富的科举文献。在各朝中，明代科举名录资料最丰富，保存得最完整；明以前各代已属寥寥，清代虽比明代晚，开科也多，而所存也不及明代的五分之一。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天一阁主人范钦有意识地收藏明代科举录有关。明代科举录的大量存世，是天一阁的一大功劳。范钦为什么喜欢收集科举录？应该是一种收藏爱好，一种眼光。同时，天一阁主人范钦有意识地收藏明代科举录，折射出当时浙东科举发展的鼎盛局面。 明代科举名录的编纂，可分为官方与民间两大系列。官方有一套按考试成绩编纂的文献，分别称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进士题名记。民间也有一套科举名录，称同年齿录、同年便览。现存明代科举录457种，其中天一阁370种，是国内收藏明代科举录资料最多的藏书楼。在414册、4万余页中，90%为世上孤本。随着时间的不断往后推移，使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的价值不断升值，成了国宝级文物，历来为天一阁的镇阁之宝。几百年来，由于天一阁的封闭，这些资料没有被充分利用过。2006年开始，在历经10年修复基础上，《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陆续出版。至2010年底，乡试录将全部出齐。《选刊》的出版，等于向公众开放了明代科举的大部分历史，这为明代科举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 明代科举名录，实际是当时国家精英名录，是研究明代人物和科举制度的第一手资料，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留下的实物例证，当然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宝藏。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史料价值的挖掘，可以大大提升明代科举研究的深度。然而，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出版以后，社会反映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大。目前，仅有做明代科举录的几位相关专家使用这套丛书。 这有印刷版本、发行机制上的问题，有宣传上的问题，更有引导、如何发掘上的问题。可能是天一阁方面仿古的需要，这套书用的是线装版式，定价高，只有图书馆能购买，限制了个人的购买力。从发行渠道来说，也不是太畅，宣传更是不足。由于经费全部由宁波市政府资助，出版社已经收回成本，没有经销的动力，结果，相当多地方不知道这个信息。最后，自然是如何引导、发掘明代科举文献的价值问题。科举录资料，可以从教育、文学角度开发，也可以从历史学角度来发掘。从历史学研究来看，登科录价值较高，而会试录、武举录、乡举录则稍为逊色，可能教育史研究价值更高一些。本文拟重点对历史学视野下的明朝登科录的文献价值做一点思考。 一、由《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看明朝登科录早期编纂体制 关于标准的登科录格式，明人陆容有详细说明： 今进士登科录，首录礼部官奏殿试日期，合请读卷及执事官员数，进士出身等第，圣旨俞允，谓之玉音。次录读卷、提调、监试、受卷、弥封、掌卷、巡绰、印卷、供给各官职名。又次录三月一日，诸贡士赴内府殿试，上御奉天殿亲试策问，三日早，文武百官朝服锦衣卫设卤簿于丹陛、丹墀内，上御奉天殿，鸿胪寺官传制唱名，礼部官捧黄榜鼓乐，导出长安左门外，张挂毕，顺天府官用伞盖仪从，送状元归第。四日，赐宴于礼部，宴毕，赴鸿胪寺习仪。五日，赐状元朝服冠带，及进士宝钞。六日，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七日，状元诸进士诣先师孔子庙行释菜礼。礼部奏请，命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朝廷或有事，则殿试移它日，谓之恩荣次第。又次录进士甲第，第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每人名下，各具家状。最后录第一甲三人所对策。其家状式，姓名下云贯某府某州某县某籍，某生治某经，字某，行几，年几岁，某月某日生。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庆下。父母俱存，曰具庆下。父存母故，曰严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永感下。兄某，弟某，娶某氏，某处乡试第几名，会试第几名。[①] 这是明朝比较规范的格式。然而，事物总有一个发展过程，登科录编纂也如此。明朝二百多年中的登科录编纂体系，有一个完善过程。天一阁保存了明朝第一科《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与后来的登科录仔细比较一下，会发现许多不同： 首先，“玉音”格式不同。《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直接就是总提调官、读卷官、监试官、掌卷官、受卷官、弥封官、对读官、搜检官、监门官、巡绰官、提调官，共十一类考试官员。而后来的明代进士登科录“玉音”部分，多一段考试说明文字。如《宣德五年进士登科录》作“宣德五年二月某十九日早，行在礼部尚书胡等官于奉天门奏为科举事，会试天下举人，选中一百名。本年三月十五日，请读卷官及执事等官，少师兼吏部尚书蹇义、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臣杨士奇等四十一员，其进士出身等第，恭依太祖高皇帝钦定资格：第一甲例取三名，第一名从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奉圣旨，是，钦此。”[②]接着，列名读卷官、提调官、监试官、受卷官、弥封官、掌卷官、巡绰官、印卷官、供给官，共九类官员。由此可知，洪武四年考试官与后来考试不同，少说明一段文字。而且，考试官员名称与数量也不同。洪武四年有对读官、搜检官、监门官，而后来少此三项目，多供给官。这样的不同，表示考试官员种类的不同。 其二，《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与后来科录最大的不同是，多授职记载。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共3名。吴伯宗，授礼部员外郎。郭翀，授吏部主事。吴公达，授户部主事。第二甲赐进士出身，共17名，皆主事一级官员。 其中，杨自立、赵友能、熊谊、王谊、赵旅6人为吏部主事。黄载、杜浚、卢贶、周子谅4人为工部主事。王谏，户部主事。吴镛，户部司计。毛煜，户部主计。丁辅、王敬中2人为刑部主事。仇敬、刘寅2人为兵部主事。陈信之，礼部主事。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100名，全部授县丞。由此说明，一甲与二甲，没有大的区别。除了第一名吴伯宗授礼部员外郎，余皆为主事一级官员。其中，吏部主事最多，其次是工部、户部。至于三甲，则全为县丞。这与永乐以后，一甲入翰林院、二甲多庶吉士不同。为何会不同？这是由明朝初期与后来的官场情况不同决定的。开国之初，官员缺额较大，考中好可做官，所以，登科录直接有授官记载。到了后来，除了翰林院、庶吉士外，登进士以后不可能做官，必须到各部实习，然后等待吏部来分配岗位，于是，登科录一律不记载。此时的登科录，是由礼部操作的。 其三，进士家状格式不同，只有祖先记载，没有兄弟记录。这与后来既有祖先又有兄弟记载不同。何以后来的登科录要增加兄弟一类？可能反映出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 其四，一甲、二甲进士有进士家状，三甲大部分没有，只有黄德润、丁时敏、刘长辅、杨文、伍洪、何文信、叶砥、康缙8人有家状。字、年信息记载不规范，有的记载，有的不记录。只有9人有年龄记载，姚宗敬年五十。贾敏年三十八，九月十六日生。康缙年五十二。叶砥，年三十，三月初六日生。何文信，年四十四。伍洪，年四十四，三月十四日生。黄德润，年五十七。丁时敏，年五十七。刘长辅，年四十四。信息如此不全，只能说明当时礼部刊刻登科录时，时间相当匆忙。从仅有的9例年龄来看，当时录取的进士，年龄相当大。 其五，没有学校来源记载一项。后来的科录，多有国子生、府学生、州学生、县学生、儒士四类。此外有民生、军生等。这正是明朝科举必由学校的表现。而在国初，尚没有实行这套制度，所以，第一科没有学校来源记载，只有户籍出身记载。 对学术研究来说，“异”总比“同”更让人感兴趣。 二、由宁波杨氏家族科举史看明朝一经传家的科举神话 登科录的核心是“进士家状”，详细记录了进士的三代祖先及兄弟名字及身份。这样详细的家族资料，近于诗文集中的墓志铭。登科录提供的详细家庭资料，辅以其他传记资料，可以对进士群体作进一步的研究。台湾学者于志嘉利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序齿录》，对77位军籍进士祖孙五代的社会身份做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分析，为进士家族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③]登科录也让我们对明代宁波杨氏及相关的陆氏、李氏家族研究有了新的发现。 启杨氏文献之传的是陈守陈祖父杨范（1375－1452），是地方上的教书者。走向家族复兴之路的是陈守陈父亲杨自惩（1395－1451），最终只谋得泉州府仓副使一职。一直儿子陈守陈（1425－1489），终于考中景泰二年进士。三代的不懈努力，终得成功。杨守陈的成功，带动了家族其他成员成为进士。第三代出了4位进士，杨自惩长子杨守陈进士后官礼部尚书，次子杨守阯（1435－1519）官吏部尚书，杨自悆子陈守随（1436-1512）官工部尚书，杨自忞子杨守隅（1447－1525）官广西布政使。第四代中2位进士，杨守陈二子，杨茂元（1450-1446）官刑部右侍郎，杨茂仁（1460－1509）官四川按察使。这几位进士，除杨守隅所在的《成化二十年进士登科录》失传外，其余圴传世。 《景泰二年进士登科录》“杨守陈，贯浙江宁波府鄞县，民籍，县学增广生，治《易》经，字维新，行十一，年二十七，闰七月十七日生。曾祖浩卿，祖九畴，父自惩（泉州府仓副使），母张氏，重庆下。弟守防、守随、守阯，守□（造字：左耳右为），守隰，守陉，守□（造字：左耳右或），守隅。娶丁氏。浙江乡试第一名，会试第十三名。”[④] 《成化二年进士登科录》“陈守随，贯浙江宁波府鄞县，官籍，府学生，治《易》经。字惟贞，行五，年三十二，八月十八日生。曾祖浩卿，祖九畴，父自悆，母张氏。具庆下，兄守陈（编修）、守防，弟守阯（举人），守□（造字：左耳右为），守隰，守陉，守□（造字：左耳右或），守隅，娶陈氏。浙江乡试第三十八名，会试第六十八名。”[⑤] 《成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杨茂元，贯浙江宁波府鄞县民籍，国子生，治易经，字志仁，行一，年二十六，十月二十二日生，曾祖九畴，祖自惩（副使，赠编修），父守陈（待讲学士），母丁氏，具庆下，弟茂贞、茂义、茂智、茂忠、娶钱氏，浙江乡试第五名，会试第四名。”[⑥] 《成化十四年进士登科录》“杨守阯，贯浙江宁波府鄞县，官籍。国子生。治《易》经，字惟立，行八，年四十三，七月初七日生。曾祖浩卿，祖九畴，父自惩（仓副使，赠编修），母张氏（封太孺人），永感下。兄守陈（侍讲学士），弟守隰。娶全氏。浙江乡试第一名，会试第四名。”[⑦] 《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杨茂仁，贯浙江宁波府鄞县，民籍，国子生，治《易》4经，字志道，行三，年二十八，十月十七日生。曾祖九畴，祖自惩（赠侍讲学士），父守陈（少詹事兼侍讲学士），母丁氏（封宜人），具庆下。兄茂元（按察司副使），茂贞，弟茂礼，茂行，茂清。娶陈氏。浙江乡试第五十名，会试第二百八十三名。”[⑧] 据统计，杨氏五世之中，有“四开府、三翰林、两台谏、四监司，而守牧以下无论也”[⑨]。 总结杨氏成功经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进士的生产，是需要一定家族文化积累的。二是母亲的聪明能干也是相当重要的。 杨自惩夫人张素纶（1400－1474）相当能干。从遗传学来说，儿子像娘多。于是，有了聪明的儿子杨守陈。杨守陈成功以后，为其他弟兄树立了一个典范，他继续教育几位弟弟，于是，堂弟陈守随、弟弟杨守阯、堂弟杨守隅（大家族不分家，故同属一个家）也先后成为进士。第四代中，杨守陈的两个儿子也中进士。这五个人是杨氏家族中最为成功的人物。 杨氏的发达，也带动了相关的女婿家族陆氏与李氏。 杨守阯大女婿陆偁（1457－1540），字君美，是陆瑜的从孙。《弘治六年进士登科录》，“陸偁，贯浙江宁波府鄞县，军籍，府学生，治《易》经，字君美，行五，年三十七，十二月初二日生。曾祖应祥，祖琦，父垸，母钱氏，永感下。兄偕、仪、儦、佾，娶杨氏。浙江乡试第二十名，会试第二百六十六名。”[⑩]则陆偁生于天顺元年（1457）。 杨守阯二女壻李堂（1462－1524），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据《成化二十三进士登科录》，“李堂，贯浙江宁波府鄞县，民籍，国子生，治易经，字时升，行十一，年二十六，六月十一日生。曾祖泰亨，祖伯儒，父鼎，前母何氏，母沈氏。具庆下。兄益、杰、麒、麟（贡士）弟常。娶杨氏，继聘林氏。浙江乡试第四十名，会试第十八名。”[11]则李堂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有关李堂的家庭背景，后人了解不多。藉此，可以对李堂的家族背景有一个全面了解。从这个记载来看，李堂出身于一个三代皆白板的平民之家，只有一个兄弟是贡士。 考李堂成化十二年（十五岁）治易经，就傅外宿。成化十六年应乡试，失败。成化十七年（1481）娶杨氏的。成化十九年，取得浙江乡试。成化二十年，参加会试，“馆于杨文懿公，赠唐韩、柳、宋文鉴、各子集，以资博洽”。落第。成化二十二年，杨氏卒。成化二十三年，中进士。依亲，继娶林氏为妻。[12]由此可知，李堂与杨氏生活时间不长，才五年。从李堂专攻《易》经来看，显然是接受过杨氏影响的。 在外公家及父亲成功影响下，陆偁三个儿子均成进士。 陆偁长子陆钶（1488－1554）是正德九年进士，可惜此科登科录没有传世。据《四明月湖陆氏宗谱》，生于弘治元年（1488），卒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享年55岁。 次子陆铨（1492－1543），字选之，嘉靖二年（1523）进士。《嘉靖二年进士登科录》，“陆铨，贯浙江宁波府鄞县，军籍，国子生，治《易》经，字选之，行五十七，年三十二，十月二十七日生。曾祖琦，祖垸（赠监察御史），父偁（按察司副使，封中顺大夫），母杨氏（封恭人）。具庆下。兄镐、钺、登（监生）、鉌、鋐、钶（南京兵部郎中）、璜，弟釴（翰林院编修）。娶陈氏。浙江乡试第十四名，会试第三名。”[13]则陆铨生于弘治五年（1492）。 三子陆釴（1495－1534），字举之。“甫能言，母杨氏命之以字，百试不爽。稍长，慧智开发，一目辄数行。”《正德十六年进士登科录》“陸釴，贯浙江宁波府鄞县，军籍，府学生，治易经，字举之，行六十一，年二十七，七月二十五日生。曾祖琦，祖垸（赠监察御史），父偁（按察司副使，封中顺大夫），母杨氏（封恭人）。具庆下。兄镐、钺、登（监生）、鉌、鋐、钶（南京兵部郎中）、璜、铨（贡士）。娶王氏。浙江乡试第六名，会试第五十五名。”[14]则陆釴生于弘治八年（1495）。 三个外孙皆成为进士，除了父亲的智商因素外，母亲杨氏的遗传基因也不可忽。外公家的成功经验，鼓励了外孙努力成才。 值得注意的是，从杨范开始，这个家族专经《易》经。上面可查的13位进士，均治《易》经。显然，他们掌握了《易》学窍门，从而得以靠《易》经传家。这有点类似东汉以来的门阀，靠一经起家，也靠一经传家。由于掌握了一经的窍门，家族氛围又比较浓，优秀的进士家族是容易出人才的，在科举考试中占一定优势。 进士名字不是一个符号，背后有着一个家庭的支撑。区域、家族文化的积累，是造就进士的直接因素。 三、可以不断发现人物生年资料的登科录 明代进士登科录最为直接的历史学参考价值，无疑是提供了进士的生年资料。近代学人治史，十分强调历史人物生卒年的确定，以便知世论人。中国史传不书生卒年资料，二千多年一惯制，这就坑苦了广大的治史者，他们经常得花时间去考订某个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有了进士登科录，相当多的进士生卒年就可以搞清了。这可以改变学术界考订历史人物生卒年多据文集、宗谱、方志等资料局面。笔者上世纪80年代治明代史学开始，就一直重视利用登科录资料，补充进士的生卒年资料。[15]需要说明的是，登科录的生年资料，主要是补，而不是正。 譬如，嘉靖二十九年，俞宪（1508－？）在绍兴重刻《皇明进士登科录》，幸而得宁波友人章贞叔帮忙，借到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楼主范钦所藏明登科录，补上所缺洪武三榜登科录。此章贞叔何许人也？有关资料均不详。检索百度“字贞叔”，知为章粟，嘉靖十四年进士。再检“章粟”，无此人。复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知为“章檗”之误。再查《嘉靖十四年进士登科录》，知“章檗，贯浙江宁波府鄞县，民籍，县学生，治易经，字贞叔，行三十四，年三十四，六月十九日生”，可知生于弘治十五年（1502）。再检百度，“章檗，字郭正，浙江省鄞县人。嘉靖十四年进士，兴化府推官。《汲冢周书注》十卷，晋孔晁注。明嘉靖二十四年，浙江省鄞县章檗刊本。”由此可知，章氏热衷图书刊刻。考虑到他是范钦后一科进士，当与天一阁主人范钦有着较多联系，这正是他得以帮助俞宪借到洪武朝三科进士录的因素所在。这里也透露出信息，天一阁曾有洪武朝三科进士登科录，可惜今天只剩下洪武四年一科了。 史家过庭训，笔者曾据《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进士履历便览》“甲戌年九月初五日生”，知过氏生于万历二年（1574），但未及卒年。近读赵维寰《雪庐焚余稿》卷一《祭亡友过尔韬文》“余年六十有五”[16]，考赵维寰65岁是崇祯元年（1628），则可知过庭训卒于崇祯元年。复检浙江通志网介绍，卒年与此相同，而缺生年。 近注意到一位嘉兴黄洪宪，知为隆庆五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有《碧山学士集》等，曾培养出陶望龄、董其昌、朱国祚诸名学生，然缺乏有关生卒年资料。于是，检《隆庆五年进士登科录》，很快在第二甲十三名找到黄洪宪有关资料。“黄洪宪，贯浙江嘉兴府守御千户所军籍，嘉兴府嘉兴县人，府学生，治书经，字懋忠，行二，年二十八，九月十四日生。”则系嘉靖二十三年（1544）生。 近检索《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其《纂辑书籍》有管琪《国朝登科录》。检索有关《四库全书》，知管琪是成化十四年进士。查《成化十四年进士登科录》“管琪，贯直隶苏州府昆山县，民籍，国子生，治诗经，字儒珍，行一，年三十，正月初五日生。曾祖盛，祖信，父昌，母王氏，继母沈氏，重庆下。弟珣、瑄、瑢、珩、玢，娶吴氏，应天府乡试二十五名，会试第二十名。”由此可知，管琪生于正统十四年（1449）。复检有关资料，知管琪曾官广东左参议、广西右参政、湖广右布政使司。关于管琪《国朝登科录》，此前稀闻。考明人编纂登科总录，始于景泰年间的《国初以来历科进士总录》[17]。近检得明人晁瑮(1507-1560)《宝文堂书目》，有《国朝登科录》，刊于景泰五年（1454）。从时间上判断，此《国朝登科录》当即《国初以来历科进士总录》。杨慎称“予观近日刻《国朝登科录》”，黄溥称“今有刊本《国朝登科录》行世者”[18]，从时间上判断，应是嘉靖年间的事[19]。李濂说，《国初以来历科进士总录》有福建建阳书坊翻刻本，“以洪武丁丑科韩克忠榜误为辛未科，而丁丑科则阙之不书”[20]。而黄溥也说“今有刊本《国朝登科录》行世者，去许观名，及此科进士姓名俱不刊，乃别录第一甲一名韩克忠，二名王忠，三名焦胜，第二甲蔡彧等二十九名，第三甲苏文等二十九名” [21]。从两人记载来看，此《国朝登科录》，应即所谓管琪编纂者。因为，它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将洪武丁丑科韩克忠榜误为辛未科许观榜。这样的差错，不应是政治原因，而应是校勘不精所致，这正是坊刻本质量低的表现。由此可知，所谓管琪，可能是书坊托名。 近注意到赵鹤《金华文统》13卷、戚雄《婺贤文轨》四卷。赵鹤为弘治九年进士，官至山东提学副使。据《弘治九年进士登科录》“赵鹤，贯直隶扬州府江都县民籍，国子生，治易经，字叔鸣，行四，年二十九，五月初二日生。”[22]可见，生于成化四年（1458）。《金华文统》是赵鹤任金华知府期间，根据元人吴师道《敬乡录》为蓝本，重新编纂而成的。戚雄，正德六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据《正德六年进士登科录》“戚雄，贯浙江金华府金华县，民籍，国子生。治诗经，字世英，行三，年三十四，七月初一日生。”则生于成化十四年（1478）。戚雄认为赵鹤《金华文统》去取未当，于是重新编纂，成《婺贤文轨》。 又如晚明宁波人李康先官至礼部尚书[23]，但一直不知生卒年，近从国家图书馆所藏《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登科录》检索到详细资料，“李康先，浙江宁波府鄞县民籍，县学生，治书经，字嵇仲，行四，年二十六，八月二十一日生。曾祖堂（工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祖维孝（通判），父承寀（教谕），前母黄氏，母杨氏，慈侍下，兄庆先，应先，来先，娶范氏，浙江乡试第三十九名，会试第四十二名。”由此可知，原来他是李堂（1462－1524）的后裔。由李维孝到李承寀，官位越来越小，说明李氏家族的科举竞争力在下降。不过，到了万历三十五年，李康先中进士，且在崇祯初年官至尚书，再次将李氏家族竞争力推到高峰。据此当生于万历十年（1582），只可惜卒年不详。 相关的科录资料价值更大，如《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进士履历便览》，可让我们考订出杨守勤的生平时间。“杨守勤，琨阜，诗一，丁卯十二月初十一日生，慈溪县人。……丁巳卒。壬戌，赠少詹事。”由此可知，生于隆庆元年十二月，公历当为次年（1568）。复据杨守勤中进士时为38岁，倒推正好是隆庆元年。而丁巳年则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说明享年50年，这个年份可能有误。据其子杨一琛所用《请恩疏稿》，杨守勤卒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四月十四日。[24]网络上所谓杨氏生卒年1570-1630、1566-1625，均是猜测。 随着历史研究的需要，登科录这样的生年资料价值会不断有新发现。不过，在目前研究视野下，相当多人物资料可能会沉睡。因为，登科录所收多为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由于数量过大，往往只有大人物受人注意，其他人物难以入研究者法眼。当然，如果能与地方文化研究，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特别是地方志人物编纂。 武汉大学陈文新等主编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2009）已经收录了台湾、天一阁明代进士登科录有关的传记资料。实际上，其登科录进士名录部分可以单独出版。龚延明的《明代进士登科总录》也在编纂之中，只是工程量太大，一时难以完工。由于注意力集中于传统的文本出版，所以，其资料价值不能得到及时的体现。如果能转换思维，将这部分资料做成电子信息库，甚至上网，可以供人自由查阅，当更能发挥登科录的公共资源价值。 四、由儒户看明代进士的户籍研究 笔者较早地对明代进士登科录中的户籍资料做了综合分析[25]，后来又指导研究生对官籍做了专题的研究[26]，也有学者对明代宗籍进士做了专题研究[27]。其实，明代进士的户籍研究，尚有深入的空间。譬如，儒籍，就值得深入研究。 据笔者的统计，明代儒籍进士总数155人[28]。从洪武四年至天启二年（1371－1622），均有儒籍进士。其中，最显眼的是洪武四年科，进士来自儒籍家庭的有65人[29]，竟超过该届进士总和120人的一半，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考证的儒籍进士总数155人的41%[30]，儒籍比例明显高。由于洪武朝其他科的登科录资料缺乏，所以，无法判断儒籍在其他几科中所占比例。至少，建文后，儒户后裔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不复存在。 何以出现儒籍进士占优势现象？儒籍是什么？儒户是元朝初年在原来金、宋地盘实行的特殊的儒生保护政策，比对宗教户待遇而设。儒户的确认，须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至元二十七年(1290)定籍后，东南的儒户数量相对固定，变动不大。江浙一带的儒户有13，000余户。元中后期，一些新兴的儒生家庭的户籍仍为民、军、匠等籍。由于儒户是职业读书家族，所以，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定的优势。经过长期的元末战争，社会上读书人越来越少。明初开科后，没有放弃读书的儒户就抢占了先机，这正是洪武四年科进士儒户数量超多的因素所在。 一甲之中有2位儒户，占三分之二。二甲进士中有11位，占17位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三甲之中的儒户，有叶孝友、尹宗伊、岑鹏、李升、梁临、聂铉、郑廷实、赵铸、包莘、危孝先、刘光先、魏云、林器之、赵实中、俞友仁、王诚、康缙、闻伯异、林信孚、林文寿、王夏、刘杰、陈玄、陈章应、彭泰、严植、李初、陈彝、管贞、吴权、叶砥、刘铸、何文信、何德举、林德亨、蔡士实、杨文、胡澄、柳汝舟、喻文龙、丁时敏、董时亮、陈韶、余集、周潼、刘中、薛大昉、钟霆、刘长辅、黄钺、张必泰、赵松，共52人，占100人中的一半多。由此可见，儒户所占比重之重，说明儒户科举优势相当明显。 合一二三甲儒户进士，浙江20人，江西20人，福建13人，陕西3人（赵铸、王夏、赵松），北平2人（刘杰、薛大昉），广东2人（梁临、陈玄），河南2人（王谊、刘中），山西2人（刘寅、尹宗伊），广西1人（卢贶），共65人。在几个大省中，浙江分别是绍兴9人（赵友能、王诚、叶砥、杨文、胡澄、柳汝舟、喻文龙、董时亮、钟霆）、台州4人（危孝先、赵实中、闻伯异、余集）、明州3人（岑鹏、包莘、陈韶）、杭州（俞友仁）、温州（陈彝）、严州（周潼）、处州（吴公达）各1人。江西吉安9人（杨自立、丁辅、杜浚、周子谅、刘光先、康缙、彭泰、李初、刘长辅），南昌4人（黄载、刘铸、吴权、丁时敏）、抚州2人（吴伯宗、黄钺），其余广信、临江、建昌、贑州、饶州5府各1人（叶孝友、聂铉、严植、管贞、吴镛）。福建集中于福州11人（陈信之、李升、郑廷实、魏云、林器之、林信孚、林文寿、何文信、林德亨、蔡士实、张必泰），泉州2人（陈章应、何德举）。 洪武四年科进士的地理分布的归纳，让我非常感兴趣。除了刘寅、尹宗伊、王谊、刘中、赵铸、王夏、赵松、刘杰、薛大昉9人是北方人，其余皆为南方人。这说明，儒户主要分布于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这一分布，大体可以理解元朝儒籍的分布位置，就是在江南地区。这三个省正是南宋时期文化最发达的三个省。其次，在三个省中，浙江以绍兴、台州为主，江西以吉安、南昌为主，福建以福州为主。儒籍进士分布如此之集中，说明宋元文化集中于几个府，呈点的发展状态。其三，浙江以绍兴、台州为盛，为什么会是如此的？这应与首都的接壤有关。绍兴离杭州近，自然文风也特盛。其实，有明一代，绍兴是浙江出进士人才最多的府。 由于时代过早，留下的资料过少，特别是缺乏墓志铭之类传记资料，这50个儒户的家族背景已经难以了解了。不过，从一甲、二甲13位儒户情况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至少有一位读书人，状元吴伯宗的曾祖吴可是宋朝的漕贡进士，父亲是吴仪是元乡贡进士。探花吴公达曾祖是宋迪功郎，父亲是元乡贡进士。杨自立曾祖是元赠朝列大夫富州尹、轻车都尉弘农郡伯。赵友能曾祖是宋隆与府通判。陈信之曾祖是宋进士、文林郎，父亲是元乡贡进士。其共同特点是，曾祖是宋朝的读书人，祖父一代皆无功名，三位父亲是元朝乡贡进士。这种变化，正反映出元朝前期科举中断、中后期恢复的现象。也有一部分儒户，三代均没有入仕，如丁辅、吴镛、黄载、刘寅、杜浚、卢贶、周子谅、王谊8个家族。这表明，这部分家族，在宋朝尚处于积累之中，元朝因科举的中断，也无法发展，他们是较为弱势的科举竞争家族。只是到了玄孙一代，借助明初科举竞争率低的机会，得以出头露面。由此，元朝的科第之家构成了联系宋明两代江南精英阶层的桥梁。[31] 几点建议 最后，为了进一步推动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研究，在此提出几点建议，供学界参考。 1、继续影印未刊登科录及相关资料。笔者曾建议出版全套的明代进士登科录资料。考虑到天一阁的科举录已经单独影印出版，则可以将全国其他图书馆所藏未刊明代进士登科录资料汇编成册，影印或整理出版。据有关目录，至少可以考虑将以下24种与登科录相关的科录汇编成册。 1．永乐九年进士登科录一卷，上海图书馆 2．正统元年进士登科录一卷，上海图书馆 3．弘治十二年进士登科录一卷，上海图书馆 4．正德三年进士登科录一卷，国家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5．正德十二年丁丑同年增注会录一卷，国家图书馆 6．嘉靖已丑科进士同年便览录，上海图书馆 7．嘉靖丁未科进士序齿录一卷，上海图书馆 8．嘉靖癸丑科进士同年便览录一卷，国家图书馆 9．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会试同年齿录一卷，吉林大学图书馆 10．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履历便览一卷，国家图书馆 11．嘉靖乙丑科进士同年乡籍一卷，国家图书馆 12．隆庆五年辛未科进士履历便览一卷，上海图书馆 13．万历八年庚辰科进士履历便览一卷，上海图书馆 14．万历十一年癸未科进士同年序齿便览一卷，上海图书馆 15．万历乙未科进士同年序齿录一卷，上海图书馆 16．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登科录一卷，上海图书馆 17．万历戊戌科进士同年序齿录一卷，山东省博物馆 18．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登科录一卷，浙江图书馆 19．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登科录一卷，上海图书馆 20．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登科录一卷，国家图书馆 21．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进士履历便览一卷，上海图书馆 22．天启二年壬戌科进士履历一卷，国家图书馆 23．天启壬戌科进士同年序齿录一卷，上海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24.《（崇祯壬午科）序齿录》，国家图书馆 25．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一卷，上海图书馆 这些书的出版涉及版权（严格说来是收藏权），所以，如能由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出面，加联合其他几家图书馆，当然做成影印出版。 2、加强洪武时期进士登科的研究。由于登科录的失传，洪武时期的进士录取情况，一直是研究的难点。嘉靖年间学人杨慎提出：“《国朝登科录》，自洪武四年始，盖开科之首也，大魁吴伯宗。然考《苏州钱氏世谱》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苏志》云‘金璹榜’，盖一岁而三开科，三榜取士也。如乙丑之岁，春榜状元花纶，秋榜状元丁显。辛未，春榜尽取南士，状元许观；夏榜（六月一日殿试）尽取北士，状元韩克忠，是一岁二开科也。又有状元张显、陈?，不知为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详。”[32]“予观近日刻《国朝登科录》，洪武庚戌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几开，张显、花纶、金璹不知为何科大魁，况考论洪荒之世乎？”[33]杨慎提出的这些问题与今天的认知不同。一是有否有安大全榜、金璹榜、张显榜、陈?榜？二是洪武十八年是否分春夏两榜？三是洪武二十四年是否分春夏两榜？庚戌是洪武三年，则安大全恐是举人。何以举人称进士？郑真于“洪武六年夏五月，忝以浙江进士典教于中都畿邑”[34]，由此可知，洪武初期，习惯将举人称为进士，可能是沿袭宋元乡贡进士一说，实与明以后通过会试、殿试而产生的正规进士不同。花纶，据雍正《浙江通志》，是洪武十八年榜的探花，但俞宪《登科考》作此榜探花是黄子澄。据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三十《选举八》，金璹榜是洪武六年。据李堂的说法，陈?是洪武二十九年癸酉榜。[35]实际上，是洪武三十年科。张显，恐是“张显宗”，或系丁显改名。[36]韩克忠是洪武三十年夏榜，非洪武二十四年，这应是因袭《国朝登科录》错误所致。[37]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洪武二十四年没有春夏两榜说法。洪武十八年分春夏两榜，仅见于此。由此可见，洪武朝科举史事，传说多多，疑云重重。今天也很难有一个满意的答案，只能提出来供大家继续思考而已。 3、可以做一个《明朝历科进士登科文献编年考》。用编年手法来研究明代科举史，始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科试考》。其后，查继佐《罪惟录·科举志》继承之。20世纪以来被人忽略了，其实这种研究方式有必要加以继承与发扬，幸近年有了郭培贵《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陈文新《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略可弥补这一不足。两者共同特点是重视科举史事的编年考订，而于登科录本身的编年考订忽视。现存大部分登科录资料详细而清晰，但也有相当多科录资料存在残缺、模糊诸问题，有必要加以整理，才可以充分发挥登科录的资料价值。 4、可以考虑按时间流程来写明代科举史。至今的明代科举研究，只有横向的逻辑分析，未见以时间为经的断代科举史。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一类中国科举通史，于明代科举史的介绍又过于简略。如能在编年基础上进一步编纂一部大型的明代科举史，倒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主意。它可以展示明代科举演变的历史过程，让人们对明代科举有一个更为详尽的认知。
原刊《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上海书店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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