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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和平县政府大院，可看见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榕树。 古树绿冠如伞，盘枝曲虬。硕大的树干上还挂着一块醒目的铁牌子：“王阳明手植古榕，500年。”我丝毫不敢怀疑这树的身份和资历，在王阳明奏请设立的县衙治所门前亲手种上一棵榕树是一件再自然不过和轻而易举的事情。驻足树下而观，只见那横生错节的枝丫上，长长的气根垂落下来，如百岁老人飘拂的胡须，密密匝匝的叶片层层叠叠撑起蓬勃生机，而发达的根系沿着墙基地缝四处延伸，伸进了红壤，伸进了浰江，也伸进了500多年的历史深处。 500多年前，这里一定是个荒凉而偏僻的地方，如果不是一条经年不息的浰江接通了外面的世界，地处三省交界位居九连腹地的羊子埔该是何等闭塞。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自然成为贼匪流寇的聚集地。据史料记载，明正德年间，南中地带盗贼四起，暴乱不断。谢志山占横水、左溪一带，池仲容占浰江浰头一带，他们各自称王，并与大庚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遥相呼应，攻城掠寨，袭击府县，搅得粤、湘、闽、赣边区数十年鸡犬不宁。到了正德十二年，福建大帽山詹师富又起兵作乱，时任巡抚大臣的文森被匪患搅得焦头烂额，疲于奔命，万般无奈之中不得不托病辞职。 王阳明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危难之时接替文森担负起巡抚平乱之重责。出人意料的是，一个能与孔子、孟子、朱熹并列成“孔、孟、朱、王”的先哲伟人，数十年寒窗苦读创立的“良知学说”远没有他自学成才的军事谋略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1517年是王阳明战绩辉煌的一年。正月，屯兵上杭，集结完毕便率精兵倾营而出，一鼓作气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贼匪七千余人，七月进军大庚，十月克左溪、横水，捣毁贼巢八十四处，斩俘贼匪六千余人，随后马不停蹄地挥师赣南，直捣浰头池仲容老巢，斩杀、俘获二千余人。谁也不得不服，一介书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穿梭在人生地疏的深山密林之中，指挥了一场场刀光剑影的殊死博杀，最终荡平了为患数十年的贼匪流寇。这种奇迹的出现，让朝野上下一片惊呼：奇才！余秋雨在研究这段历史时说：“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寥若星辰……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 除了余秋雨之外，还有个叫胡哲敷的学者如此评说：“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为清朝的曾国藩。”他在肯定王阳明的战功同时，似乎又把曾国藩镇压太平军与王阳明的清剿平乱联系起来。由此推想，池仲容究竟是贼头匪首还是农民起义头领？也许两者兼有。若真如此，那又将如何给王阳明定位和评价？历史有时只能粗读，不可细究。王阳明身为朝廷命官，肩负巡抚之职，除暴安良，保境息民，既是效力朝廷惠泽百姓，更是他的职责所在。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王阳明比谁都清楚，围剿杀伐不是目的，只是平乱的一种手段而已。地处四县边界的三隙之地， 乘围剿平乱之机 “复建县治，以扼其害”才是长治久安之计。当他的奏报得到朝廷恩准，并把县域治所冠以“和平”县名之时，随即要做的事便是兴农办学，引进技术，力促当地的经济发展。谁也不会否认，历史上大凡被百姓纪念的官吏一定是为民造福、卓有建树的好官，而把地名冠以人名致以纪念的更是政绩非凡和倍受敬仰。赵佗率秦兵南下平越建古邑龙川后人把县城谓之佗城；韩愈贬潮仅八月因驱鳄害以致潮州山水易姓为韩；苏东坡寓惠筑屋白鹤峰当地人把峰叫作东坡亭……和平人除了把羊子埔改称阳明镇外，还把当地生产的土纸和雨伞称之为阳明纸和阳明伞，这些注入了历史人物的内涵的文化符号，既成为一个地方的特色品牌又寄托着和平人民对王阳明的永恒纪念。 再让人联想到的是，曾国藩的部将左宗棠以消灭太平军、捻军的战功彰显于后世，而人们对他最无争议的纪念不是战功，而是在新疆倡植的一种柳树，人们称为“左公柳”。王阳明在和平县府种下一棵“阳明树”，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种上一片片的 “阳明榕”？也许500多年前王阳明亲植此榕时就意在昭示后人：战争是为了和平，生态是为了未来。撑起一片浓绿，庇荫天下百姓，才是最根本的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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