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上期） 二、从民族音乐学学科历史看其批判性文化反思精神 1．欧洲与北美民族音乐学学术途径的异同 其一，匈牙利人（巴托克、柯达伊等学者）研究的对象似不能完全定位为“自我音乐”，因为其中既包括异族音乐文化（如少数民族罗马尼亚人），也包括与其“精英”身份不符的其他异阶层音乐文化（如农民音乐）。 其二，仅从20世纪中叶及后来北美民族音乐学的情况看，当时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似乎并非“专门研究美洲原住民的原始音乐”（即北美印第安人音乐，梅里安姆[Alan P. Merriam]、涅特尔[Bruno Nettl]等人均有涉猎）；除此之外，其实他们的研究对象至少还兼及了城市黑人音乐（如数量颇多的爵士乐、摇滚乐研究课题）、乡村音乐、亚非音乐（如孔斯特[J. Kunst]、胡德[M. Hood]等人对印尼甘美兰音乐的研究）乃至虽是不分人种共有，但以白人为主要欣赏群体的欧洲严肃音乐及北美专业创作音乐等。 如果说早期比较音乐学研究主要是以对象进行区分，体现了欧洲与非欧之间文化关系的话，后期以北美为代表的现代民族音乐学（及人类学）则摆脱了对象论，更多强调并体现出某种学科方法论的特点。该派许多学者采纳人类学的观点，极力强调作为文化研究者和批评者，在处理和调节同一地域内部（如北美）不同族群之间以及“主文化、亚文化、交叉文化”（马克·斯洛宾[Mark Slobin]语）之间文化关系时，应该贯彻自我批判和文化反思的精神，以达到不断地自我调节和反省，以适应学术局势的发展变化的目的性要求。可以说，这是世界范围内同类学术研究课题的初次较成功的尝试。同样，以此为学术基础的现代民族音乐学目前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较明显的扩展和普及，应该视为某种局部性“区域文化系统”的多元文化研究学术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放大或推广，而不应该简单视为“西方学术精神”向其他地区的漫延。换言之，可以把它看做是某种后现代主义时期文化思维范式的主流化、全球化的具体体现，而不宜将其简单地归类为一种在现代或前现代主义时期出现的世界性的殖民化思维现象的当代延续。 就此笔者所想到的是：当我们考虑建立自己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轨道时，在强调与上述其他国家、地区民族音乐学之间的“并列”问题及自身“个性”因素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再看一看：我们彼此之间还具有哪些社会文化和学术思维上的共性因素？其中又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加以吸收、学习的已有的成功经验呢？ 2．从人类学的三个时代看民族音乐学方法观念的异同 应该说，人类学的这三个时代，其实一直是在欧美与“非欧”发生密切文化联系的过程中展开。就此来观照其中的第一个时代，所谓“自发、随意、业余”，指的就是西方人在非欧国家（包括中国）做田野考察，又在欧洲的“统一国家”学术环境里展开研究。 第二个时代，西方学者所依赖的仍然是以往欧洲的“统一国家”社会背景，以致他们总是站在一种纯粹客位的、欧洲人的立场上来看待非欧文化。而在当时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和音乐学学者无疑也是以同样的立场观念来看待不同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和不同阶层（“精英”和“草根”）文化。那时，看似受到“兄弟”般对待的少数民族及“草根”阶层，在文化上却不得不接受了实质上并不平等的“帮助”和“改造”，这种现象一直沿续到“文革”乃至如今。 到了第三个时代，由于“二战”创造了世界科学格局重组的契机，人类学（含音乐人类学）的重心转移到了北美，鉴于自身多民族融合国家的国情及其与欧洲的“统一民族国家”和相关文化立场之间已经形成的区域政治、文化反差等关系的均势对比，北美的人类学率先祭起了对传统人类学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大旗，其学术观念具体从下面一段话中体现出来：“从理论上讲，人类学是一种富有创造性意义的寄生性研究，它通过亲身的民族志调查获得对异文化的个案认识，并依据这种认识来检验经常具有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色彩的人类理论。”笔者认为，上述“异文化”观念，不仅适用于族群文化之间，在不同社会阶层文化之间也同样适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在现代文化人类学影响下，民族音乐学学科引入了“主位—客位”“局内—局外”双视角研究方法。通过人类学这面镜子，把该学科中包含的旧有的音乐学内容定位并归入到“客位”或“局外观”的学术层面，同时强调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必须重视从“主位”或“局内”的角度，以“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方式去考察和认识研究对象。至此，民族音乐学不再是一种单一性层面和视角的旧有学科，而演变为善于在“主位—客位”“局内—局外”融入跳出、以双视角进行观照的新的学科，从而开始了该学科囊括了传统的音乐学和现代人类学双重学科属性的新时代。 由此看来，我们主张在音乐批评中接受民族音乐学或人类学方法，并非单纯强调它所注重的文化研究的外在倾向（表征层面），而主要是看重它强调批判性文化反思的实质精神。同样，为什么在不同历史时期于不同洲际地域产生的民族音乐学方法中，我们更注重借鉴使用北美民族音乐学的经验和方法，其原因也在于目前人们所认识到的，这种批判性文化反思精神以往主要是，也只能是在这类多元民族混融国家和地区，而非单一民族的欧洲文化语境中产生。因此，我们的音乐批评者，同样身居于多元民族混融国家和社会，在自身的学术思维和文化观念中无疑也需要注入更多的批判性文化反思精神。 三、批判性反思文化功能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 另外，在这种跨文化——地域、民族或阶层范围的文化批评活动中，是否愿意取（多元性的）文化的角度甚于取（一元性的）艺术、审美的角度，直接涉及到研究者的文化观念及其身份角色和立场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在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由于目前中国音乐的研究群体以国内（汉族）学者为主，以致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学者（主要是指其所具有的中国汉族的民族身份）研究中国的乡土文化（主要指汉族传统文化），乃是“局内人研究本文化”。笔者对此不予完全苟同。因为，中国当代学者凭据“新学”为文化基质，有特定的社会阶层和文化群体属性，他们与较纯粹的中国（汉族）传统文化或民间文化及其“内部文化持有者”——民间社会及艺人群体之间，其实不同程度存在着能否在彼此间进行文化沟通、理解和身份认同的问题，此亦即某种事实上“异文化”差别。由此来看，“局内（客位）——局外（主位）”与“异文化”关系并不仅限于指称民族（族群）关系，同时也涉及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某种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的批评对象是与你具有同一族群族性因素的某一文化内容，若它与你并非属于同一社会阶层，也应该对其基于本阶层、群体而固有的文化意识和艺术审美标准予以适当的尊重，并对之予以“客位—主位”“局外—局内”的换位思考和评价。由此看，这里所涉及的，已经不仅只是一个单纯从研究方法上而言的，是否存在对“音乐”或“文化”问题有所偏爱的问题，而成为一个已超出了单纯“艺术”或“音乐”的范围，而必须从“文化”的角度涉入，不得不为之的问题。 总之，作为音乐文化批评家，在面对异文化研究对象时，自觉不自觉地以“客位——主位”“局外——局内”双视角及“换位思考”的观念态度去进行研究工作，是一种必须持有的文化立场。在不同的族群文化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身为“主文化”（汉文化、某一较大族群文化或主流社会阶层）的一员，如果对于“异文化”社会或阶层的音乐文化事象有过于强烈的“主人翁”或“老大哥”精神，甚至习惯于“越爼代庖”，包办代替，就容易犯“好心办坏事”的错误。对此，我们已经有无数的历史教训可资借鉴。 如今，各种囊括不同族群、阶层音乐文化类型的比赛、评选（例如“申遗”），其基本的话语权都掌握在政府部门和极少数专家学者手中，而其文化批评则又有可能在他们与整个学术界及不同社会阶层、族群之间广泛展开。因此，怎样才能不重犯历史性错误，用好人民给予的手中权利？是摆在相关部门、学术界和音乐评论界面前的一个共同课题。要想真正完成这项课题，充分借鉴人类学的批判性反思精神，重视发挥中国音乐文化批评的“自律”“自省”等功能作用，应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 （全文完） 本文系删节版，全文原载《人民音乐》2009年第2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