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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专栏稿：6月15日。发表时有较大删略，全文请参阅拙作《纸江湖》。 1932年春夏间，周作人应邀到辅仁大学做了八次演讲，并于9月出版了经周氏订正的演讲稿，即《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1月，22岁的钱钟书（1910—1998)，在《新月》月刊4卷4期上发表了同题书评，在对周作人“载道”、“言志”文学观提出争鸣之余，顺便还提到了一本书，这就是后来选编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梅花草堂笔谈》。他在文中写道： 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swim into his ken”；这个人便是张大复。他的《梅花草堂集》（我所见者为文明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我认为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荣誉，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同的。此人外间称道的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 前居绍兴时家中有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四五本，大约缺其十分之二，软体字竹纸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时候常拿出来看，虽然内容并不十分中意。移家来北京的时候不知怎地遗失了，以后想买总不容易遇见，而且价目也颇贵，日前看旧书店的目录，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这回《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的《笔谈》出板，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来看，总算得见全本了，也不记得那几卷是不曾看过的，约略翻阅一遍，就觉得也可以满足了。 这段文字，是在间接告诉钱钟书，你还在学《三字经》时，我就看过《梅花草堂笔谈》了，而且还至少是清代线装的古籍版本，但还真不觉得这书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这书现在北京不易读到，“价目也颇贵”，所以他赞成翻印，就是为如钱钟书这样的“少见多怪”的青年读者们着想。接着，他用其一贯的不紧不慢的拉家常式笔法写道： 这里须得回过去说《梅花草堂笔谈》了。我赞成《笔谈》的翻印，但是这与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为是难得罢了，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如王稚登、吴从先、张心来、王丹麓辈，盖因其为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见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欢，与傅青主、金圣叹等视。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世间读者不甚知此种区别，出板者又或夸多争胜，不加别择，势必将《檀几丛书》之类亦重复抄印而后止，出现一新鸳鸯蝴蝶派的局面，此固无关于世道人心，总之也是很无聊的事吧。如张心来的《幽梦影》，本亦无妨一读，但总不可以当饭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为饭，而且许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坏肚皮宜矣。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笔墨，而又是低级者，故谓之假，其实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盖风雅或文学都不是粮食也。 读过明人张大复文章的，用闲适、精致、独特、隽永等多种形容来评价其文，应不为过。但在这五百字里，周氏阐明了他不喜欢张氏文章的根本原因。他并不是认为张的文字不够漂亮，而是不喜欢这漂亮背后的“山人气味”。所谓山人气味，即是一味的追求闲与雅的文字形式与风味，在形式与风味之外，别无他物——是没有作者真实思想、切实感悟的“假风雅”。周氏认为，这样的文章只是饭后闲嗑的“瓜子”，算不得开宗立派、真有思想的特立文字。把瓜子当饭吃，肯定吃不饱；如果还不知吃的是何瓜之子，那就不是吃不吃得饱的问题了，接下来该拉稀、闹肚子了。 在此，他再次强调，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这一记回马枪，显然仍是刺向钱钟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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