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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飞翔 近日，随着作家陈忠实的逝世，“大部头”写作再次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形成一个传统，那就是一定要写长篇、写史诗、写死后可以“垫棺做枕”的大部头。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是这样，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是这样，年轻一代的青年作家亦是如此。追求大部头写作，幻想一本书就可流芳百世写进文学史，几乎成了陕西几代作家至今仍割舍不断、挥之不去的一种深重情结。对此，有人忧心忡忡。 众所周知，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陕西一直是一个“重镇”，陕西作家以其空前的勤奋与努力，始终占据着重要而突出的位置，被世人誉为“陕军”。陕西的作家大多属于生活资源型作家，他们的吃苦精神在全国都是出了名的。当年，柳青在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创作出了具有史诗性质的《创业史》，从而被尊为“陕西文学的教父”。从那以后陕西的作家便形成一个传统，一窝蜂地搞长篇小说创作。结果，不少人像夸父一样倒在前进的路上。路遥、邹志安、京夫、陈忠实。如今的贾平凹、高建群、红柯等人依然是前赴后继。高建群说，他的《最后一个匈奴》光是酝酿准备就用了10年，创作用了1年零10天。为了写这本书他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在一年多的创作过程中他抽了一百多条烟，瘦了十三斤肉，掉了三颗牙齿。高建群是如此。陕西的绝大多数优秀作家也是这样，他们在用鲜血乃至生命在置换文学。放眼全国其他省份的作家似乎很少有陕西作家的这种为文学的“殉道精神”，可是人家同样写得也很精彩。那么，这些几乎调动了作家所有生活体验、耗尽了作家全部人生智慧的大部头，究竟能不能达到“史诗”和“经典”的标准呢? 1823年9月18日，世界文学大师歌德在同爱克曼谈到诗歌创作时这样说：“你得当心，不要写大部头作品。许多既有才智而又认真努力的作家正是在贪图写大部头作品上吃亏受苦，我在这一点上也吃过苦头，认识到它对我有多大害处。”接下来歌德详细地剖析了写大部头的危害“如果你脑子里老在想着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此外一切都得靠边站，一切思虑都得推开，这样就要丧失掉生活本身的乐趣。为着把各部分安排成为融贯完美的巨大整体，就得使用和消耗巨大精力;为着把作品表达于妥当的流利语言，又要费大力而且还要有安静的生活环境。倘若你在整体安排上不妥当，你的精力就白费了。还不仅如此，倘若你在处理那样庞大的题材时没有完全掌握住细节，整体也就会有瑕疵，会受到指责。这样，作者尽管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牺牲，结果所获得也不过是困倦和精力的瘫痪。反之，如果作者每天都抓住现实生活，经常以新鲜的心情来处理眼前的事物，他就总可以写出一点好作品，即使偶尔不成功，也不会有多大损失。”最后，歌德警告爱克曼：“写小题材是最好的途径。” 试想，以歌德那样的文学大师尚且苦于结构的安排、细节的处理，并一再声称大部头让他吃过苦头，遑论我们了?纵观文学史，的确有不少名著是大部头，但文学史上同样也有不少短小的东西跻身经典。《论语》全篇一万一千字，《老子》总共不过五千字，可它们却是中华民族数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化基因。鲁迅一生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可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光辉地位。由此可见，经典的构成，是不能单从字数、篇幅和部头的大小上来做判断的。 过分追求大部头的直接后果有两个：一是重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而轻视其它文学种类，从而造成文学样式和生态的失衡;二是容易使作家形成一种沉重感、使命感，甚至是无谓的牺牲，容易造成“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有吞掉一头大象的欲望和勇气，而无捉拿一只耗子的本领和手段，这就是今天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企图要写大部头小说的作家们所面临的尴尬境遇。一句话，陕西作家应慎写大部头。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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