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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金匮》之古今及注本 何 任 （浙江中医学院，浙江 310009） 提要：本文以大量的文献为基础，从《伤寒论》与《金匮》注家比较的角度，系统介绍了《金匮要略》古今之注家、著作及研究概况。文章还介绍了研究《金匮要略》必读的四家注本（徐彬的《论注》、沈明宗的《编注》、尤怡的《心典》、魏荔彤的《本义》）的特长。进而介绍了历代对《金匮要略》多有发挥的医家及其造诣。对学习和研究《金匮要略》有很大指导作用。 主题词：金匮要略方论；注释 《伤寒论》经金·成无已第一个阐注，《金匮要略》经宋·王洙重新发现，明·赵以德第一个阐注。两书虽都系晋 王叔和整理编次，其间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合而再分，若即若离，绵延至今。但同中有异的是：两书发现的年代不同，发现后显晦的遭遇不同，因之在学术上被重视的程度，疏注的众寡，差殊更甚。《伤寒论》传世以后，有加例的，有阐注的，补亡的，订误的，删定的，还有为之证方合论的，分论的，以证类方的，以经分证的……编注之多，比“百家注杜”更有过之。而《金匮要略》编次后即默无所闻，由晋、唐至宋、元、明，疏注者仅赵氏一家。同是张仲景述作，同是王叔和编次，由于“伤寒”、“杂病”之分，好像挛生兄弟之肥瘠太甚矣。后人疏注《金匮》与疏注《伤寒论》的，在数量上，固不能比拟，在版行传世方面，《金匮》亦瞠乎其后。 新中国成立后，这两部书，方同列为古典医著，均为中医学院的必修课。《金匮》韬光匿采五百多年，至此始得与《伤寒论》并为世重。 就《伤寒论》与《金匮》注家比较来看：《伤寒论》系统作注，成无已为之首创。别撰《明理论》，论证五十篇，论方二十篇。其实宋·许叔微已有《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之作，阐发仲景奥义，早属不注之注，以后，朱肱的《伤寒百问》继之。金元间，刘守真、张壁各有伤寒著述，其辨脉、辨证、辨方，皆补仲景未备。明·王肯堂的《伤寒准绳》，张卿子的《伤寒论注》，李士材的《伤寒括要》，许宏的《金镜内台方议》，陶华的《伤寒六书》中的《续明理论》等前后十家，都是发挥《伤寒论》原文或注或议之佼佼者。参照曹炳章氏《历代伤寒书目考》所提未：宋代计五十七家，金二十家，元三十家，明九十一家，共一百九十八家。至于《金匮》。仅明·赵以德之《衍义》。回顾往昔，我们真为那时《金匮要略》的默默无闻而遗憾。 从文献中查得，《金匮》在被宋王洙发现以前，仅有唐 孙思邈、王焘把有关方论采入于《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中，《脉经》、《肘后》、《三因》虽各有引述，但提张仲景者多，提《金匮》者少。书不题名，遑论注释。再从宋王洙时代（约为1063年）迄明万历戊戌（1958年，即徐榕校梓《金匮》的一年）五百三十五年中，《金匮》的方论传布于当时医籍中的，有宋之朱肱、陈无择，金、元之刘守真、李东垣、张洁古、王海藏、朱丹溪；其中以丹溪对《金匮》方推崇备至，称之为“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引例推类可谓无穷之应用”（见《局方发挥》）。以上七家，俱为宋、金、元间医学大师，著书立说，足以振古铄今，然而仅钦敬《金匮》为载道之书，却都没有奋笔为之注疏。如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引易水张氏说：“仲景药（方）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如神，后之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说明对《金匮》方论景仰的心情，意在言表。王海藏《此事难知》云：“余读医书几十载矣，所仰慕者，仲景一书为尤，然读之未易通达其趣，欲得一师指之，遍国中无能知者。”他所谓“仲景书”，后文特加以点明说：“《金匮玉函要略》、《伤寒论》，皆张仲景祖神农，法伊尹，体箕子而作也。”综合以上二家之说，可知注《金匮》是有所思而未尝做的。 大概是由于《金匮要略》发现较晚了些，不象《伤寒论》在晋、唐时已有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编次引述，它直至北宋王洙才发现于馆阁，又列为官书，民间较少流传，一般都无法看到，更谈不到整理和注释。至明代赵以德承丹溪之学（赵为朱之弟子）始为之“衍义”，但仍未有刻本，见者亦不多，清康熙间，周扬俊认为赵注“理明学博，意周虑审。本轩歧诸论，相为映照，合体用应变，互为参酌。”鉴于赵注尚未完成，周又采喻嘉言之说（周为喻之弟子），加以“补注”，融汇而成《金匮玉函经二注》。此后，《金匮》注本就逐渐地、从仅有到较多地问于世。 赵后周前的有卢子颐《金匮要略论疏》，书未见，据记载，谓其对《金匮》研究较深。在清代，周扬俊为赵氏《衍义》作《补注》外，有徐彬的《论注》，程林的《直解》，沈明宗的《编注》，魏荔彤的《本义》，尤怡的《心典》，黄元御的《悬解》，陈念祖的《浅注》，唐容川的《浅注补正》，还有清廷作为国家编审印行的《医宗金鉴·金匮论注》等。有清260余年中，《金匮》注本传世而为我们见到的仅此十家（有其书而未见者不计人）。其中分卷较多的为徐彬、沈明宗、黄元御三家（各22－24卷），较少的为程林、尤怡（各3卷）。就其注本的内容来说，这十家《金匮》注，俱系积学之士，对《金匮》毕生摸索，其造诣各有擅长。可以说，《金匮》的注家虽不多，然均精湛可诵。 除了这些《金匮》专注以外，还有从杂证方书用释症、释方面阐及《金匮》方论证治的，虽非专门注本，但对《金匮》的阐述，亦多卓而不凡。例如王晋三选注古方而释及《金匮》，邹润庵以疏证本草而释及《金匮》，更有如喻嘉言、徐大椿、张璐玉等阐述杂症而释及《金匮》者。 近六十年来，中医学者如恽铁樵、曹颖甫等付出不少辛勤劳动，对《金匮》的研究探索业绩斐然。解放以后的述作则更多。发展亦甚快。由于《金匮要略》作为中医院校的学习课程，不仅有了较好的《金匮要略》教材，且极多医家与医学机构著撰的《金匮》注释等读物，或简或详，或通俗或深探，已多达数十百种，真可谓满目琳琅，举不胜举。卫生部曾为研究整理中医古籍，特列课题中，《金匮要略》校注及《金匮要略语译》经过几年的校勘编撰，均已完成，出版问世。此外，在发掘祖国医学遗产过程中，也发现了有关《金匮》以往少见的撰述或注释，如清朱光被撰的《金匮要略正义》，清 叶霖撰的《金匮要略阙疑》，清韩善征撰的《金匮杂病辨》等多种珍本（见1991年出版，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传道，授业、解惑之书，遍及国内并推及海外。《金匮》方的临床应用方面，各地医药杂志所报道更是十分丰富。抚古瞻今，对《金匮要略》的研究探索，发展提高，更是后来居上，越过前人。 在多家《金匮》专著中，他们都是术业有专攻，议论赅今古，出其心得，启迪后人，但我们亦应有所抉择，不能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更不能象“广原博兔”，致网罗多而弋获少。选读注本，从“两大”，“两小”入手。“两大”即徐彬《金匮要略论注》、沈明宗《金匮要略编注》各24卷，为大部注本；“两小”即尤怡的《金匮心典》，魏荔彤的《金匮本义》，各3卷，为小部注本。这四家注本，各有特见，各有造诣，略述如下。 1. 徐彬的《论注》 其本例自谓：“正义疏释备于注，或有剩义及总括诸证不可专属者备于论。”意味着：注是解释原文，论是广泛阐述。他指出读《论注》法，须先将方论药味，逐字不遗熟读贯串，竭其知识，探讨既久，然后，将《论注》验其得失，不可摘段取便，不可仿佛涉略。言简意赅处，其《论注》所阐述的，从一字一句，到脉、因、证治，都作了详细的剖析。举例如：“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中湿，亦名湿痹。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此条的注释，他首先点名病因，“此证湿之挟风，而湿胜以致痹者。”接着分析病机，“风走空窍，故流关节；风气滞于中，故通心而烦；风为湿所搏，失其风之休，故脉沉而细……气既为湿所痹，则气化不行而小便不利；大便主滞，湿行反快而不艰——病风者多便闭，故以湿胜而快者为反耳。”这一解释，夹叙夹议，研探极细。后段分析治法，亦推勘入微。此类注释，徐氏《论注》中比比皆是，询不愧为喻氏高弟，深得乃师薪传，允推《金匮》的一个好注本。 2. 沈明宗的《编注》 其书致力于“编”与“注”两个方面。他认为仲景书多编次失序处。以《金匮》来说，首篇最明显。沈氏指出：“从来著书立言，必先纲领，次及条目，而是编乃以治病问答冠于篇首，叙例大意仅次后章，且诸方论（指首篇中后八节）头绪参差不贯，使读者如入雾径，失其所之。”因此，他把《金匮》首篇的次章冠首，而为叙例，次以时令，问答阳病、阴病、五脏病、四诊、治法等相贯于后，为一卷；2至22卷，均以病带方，23、24两卷则存而不论。这一编次，既合实际，且有理致。关于注的方面，亦多明白晓畅，并能发人所未发，如：“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条，诸家注释，多从证属虚寒，病在肝经，治以温养着笔。而沈氏强调冲脉，一经点明，使条文的病机、治法和方药更多一番新的悟境。他指出：此连冲脉为疝……肝木受邪，乘脾则腹中痛；本经之气不舒，故胁亦痛，连及冲脉则里急矣。治以当归养冲任而散风寒……”。此类别出心裁的解释，开辟奇经证治之路，扩而充之，颇多启发。 3．尤怡的《心典》 其书卷帙不多，注解极简明扼要，以少胜多，堪称《金匮》注本中既精又少的代表作。徐大椿称其“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虽此书之奥妙不可穷际，而由此以进，虽入仲景之室无难也。”江阴柳宝诒称其“于仲景书尤能钻研故训，独称心得。”这些都是对“尤注”的实际评价。《医宗金鉴金匮要略注》，多采取尤氏之说，足以概见其注疏之价值。值得称述的，尤氏对《金匮》的深入理解，不仅见之于注文，还见之于临床实践。他在《静香楼医案》中，以制肝益脾法治咯血胁痛便溏及中满肿胀，以葶苈大枣泻肺汤治浮肿咳喘，以理中汤合黄土汤治五年不愈的泻痢便血。特别以肾气丸加减治内饮，治肾虚肺实的喘咳，治阳虚不能化水的水肿，治冲气咳逆，治肾虚齿痛等等，都是得心应手，把《金匮》方用到机圆法活的境界。 4. 魏荔彤的《本义》 魏氏对仲景书研索极深，注释多透彻，说理详明。其释证、释方、释药、阐明经义，更觉精切。如释射干麻黄汤谓：“以射干为君，散胸中逆气，佐麻黄、姜、辛以散表邪，紫、冬、五味以润肺气，半夏开郁，大枣补中，一方兼解表润里，邪去而正气行，结开而津液复。”议药议方，一以贯之。释泽漆汤方证，更出以精心，首先分析证因，指出：“咳而脉沉，里热病也，必素日形寒饮冷，伤其肺脏，变热入里，耗其正津，瘀其痰血而欲成痈也。”继以释药，他说：“泽漆，大戟苗也，较大戟寒性虽减，而破瘀清热利水降气有同性，且性缓于大戟，故宜于上部用。佐半夏开之，黄芩泄之，白前、紫参润之，生姜、桂枝升散之，参、草补益之，可谓预治肺痈稍以急治者矣。”层层分析药性药效，使泽漆汤方证无剩义。 上述四家注本，各有特长，各臻化境。他们对《金匮》的探索，从不同角度上深入，从不同方法上浅出。深入为了明理，浅出为了喻人。不论明理或喻人，其促使《金匮》更好地古为今用，是殊途同归的。上接仲景心源，可称瓣香一贯，值得我们研录取用。 虽然，《金匮》注本不及《伤寒》十分之一，但由于它是古曲医著中最早一部有论有方的杂病文献，涉及内、妇、伤、外科44个病种，病因病机有风、寒、湿、暍、火毒、五脏六腑、气、血、痰、食、虫、水等多样，出方226个，选药158种。病证方药如此繁多，后世——特别是明清医家，无论在杂病方书或论药的著作中，都有一定的论述来阐发《金匮》的病证和方药。这些论述，虽非《金匮》专注，而碎金片玉，却是作者全神贯注所在，也是各种方药著作中的结晶部分。金元之李（东垣）、罗（天益）、明之王（肯堂）、李（士材）、张（介宾）、赵（献可），在其全集中各有关于《金匮》症证方论的阐述，清代诸家更在所多有。 特别要提的是喻嘉言的《医门法律》。喻氏继《尚论》伤寒之后，取《金匮》证方要旨，精思冥悟成《医门法律》，论证论方，悉本《金匮》而有所阐发，是一部不名《金匮》的：“金匮衍义”。次为徐大椿的《兰台轨范》，其书对《金匮》方的串解和临床运用，各有要言不繁的指出，着墨不多，但都是传神之笔，其金针度人之处，不能其廖廖数语而忽视它。与此同调，王晋三的《古方选注》，对《伤寒》、《金匮》方的注释，都能阐幽发微，不释则已，释则洞中款要，既释方，又释证、释药，一释而“三关”俱通，各家之注，自是不凡。再次为邹润庵的《本经疏证》，其书原以释药为主，参证《伤寒》、《金匮》、《千金》、《外治》等方，说理精当，疏解详备，以药证方，据证论药，方与药相互印证，而经义愈明，颇可作《金匮》方注读。 我们常认为徐、沈、尤、魏四家之书，无妨看作清代注《金匮》最佳之本，并以喻、徐、王、邹书中解释《金匮》方证及方药部分，作专注以外的散注，朝夕观摩，对读书的深造有得，一定是有所帮助的。 （收稿日期：1991年5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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