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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杭州的西湖书院就性质而言，与中国其他的古代书院较为不同，这座书院竟然是以整修书版、校书、刻书为主业。虽然古代的书院大多都附带有藏书与刻书的功能，但像西湖书院以此名于世者，却仅此一家。对于西湖书院的这个特点，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中给予了这样的评价：“生产图书是书院与生俱来的一种职能，自唐代丽正、集贤书院的‘刊缉古今之经籍’，到五代、北宋时期由修书到刻书的过渡，到南宋‘书院本’的赫然面世，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书院的这种职能不断强化，到元代终于分立出近乎专门从事出版事业的书院，出现刻书专业的倾向。其时，具有这种专业倾向的书院不在少数，最具典型意义的则是杭州西湖书院。”
红楼的侧立面红灰相间 邓洪波说书院自唐代之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元代就分化出了一些主要从事出版事业的书院，他说这种书院其实不仅是杭州西湖书院一家，但还有哪些家，他却没有点出来，而其他学者对于古代书院的研究文章中谈到藏版与刻书，其主要所指也都是西湖书院，看来西湖书院专以刊版为事，这是它最大的特长，也是后世学者对它的主要关注点。
想从侧面进入，结果此路不通 按照资料记载，西湖书院藏有书版二十万片，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称：“凡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余万（片），约合三千七百余卷”，更何况这是元代初年的事情，这个数量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极其庞大，但是这些书版大多不是西湖书院所刊刻者，而是接手了宋代的遗产。这么大量的宋代版片集中于此，听来都让人叹羡不已。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宋代版片呢？这件事还要从宋代讲起。 门前的小广场 自从赵构把宋朝的国都搬到了杭州，这里就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代文化的繁荣与全世界横向地来比较，那个时期绝属一流。虽然迁都到了南方，但是文脉并未断绝，朝廷仍然刊刻了许多书籍。到了宋代，书籍已经由写本时代转换到了刻本时代，因此大量的刻书也就会产生大量的书版。最初这些书版分藏在不同的地方，而后汇集到了太学。当时朝廷的最高学府——太学，就建在杭州岳飞的府第里，这是宋绍兴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143年的事情，当时皇帝下令“诏以钱塘县西岳飞宅改为国子监太学”，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故事就太长了，在此不啰嗦。 另一侧的大楼原本也属西湖书院范围 清王昶的《金石萃编未刻稿》中录有原西湖书院山长陈泌所撰《西湖书院三贤祠记》，此记中讲述了西湖书院的来由：“西湖书院，本故宋太学，其初岳武穆王飞之第也。岁丙子，学与社俱废。至元二十八年，以其左为浙西宪司治所，其右先圣庙在焉。三十一年，东平徐公琰为肃政廉访使，乃即殿宇之旧，改为书院，置山长员主之。”
细部见有风化 南宋的太学当时跟宋国子监相邻而建，蒙古人把南宋灭掉之后，太学这个机构也就荒废了，而太学旧址则变为了元朝肃政廉访司衙署。当时徐琰任浙西肃政廉访使，于是他就把西侧的国子监旧址改建为了书院，同时他把原本在西湖锁澜桥的三贤堂也迁到了这个书院内，这三贤堂就是纪念三位跟杭州有关的名人，即白居易、林逋和苏轼。三贤堂的后面则是讲堂，而讲堂的两侧则改为了宅舍，后面还有尊经阁，在尊经阁的北面建有专门的书库，此书库里收藏的就是宋太学原藏的书籍。同时徐琰还专门安排了一个人来管理这些书籍，这个职位叫司书，即此可证，当时留下来的书籍数量很庞大。因为书院离西湖边较近，故将其起名为“西湖书院”。
花饰完好如初 到了元延祐三年（1316年），周德元对书院进行了扩建，又过了20年，到后至元元年，特默格、胡祖广再次对西湖书院进行了扩建。到这时，西湖书院成为了中国南方规模最大的书院。第二次整修完毕后，当时著名的文人贡师泰写了一篇《重修西湖书院记》，此记中也谈到了西湖书院的来由：“西湖书院在杭州西湖之上，故宋岳武穆王飞之第，后更为太学。至元丙子，天兵临城，学废，礼殿独存。其地与宪治实皆为岳王第，故来长风纪者，莫不以作兴为先务。三十一年，容斋徐公琰始即旧殿改建书院，且迁锁澜桥三贤堂附祀焉。三贤者，唐刺史白居易、宋处士林逋、知杭州苏轼也。置山长一员主之，遂易今名。” 省级文保牌 这段叙述将西湖书院的来由讲的清晰明了，但是有些事情一旦所换非人，就会变成另一种局面，而这本由徐琰建起来的西湖书院，没过多少年，就再次荒废了：“延祐三年，周公德元徙尊经阁，建彝训堂，创藏书库，益增治之。至元元年，特默格公、胡公祖广重葺大成殿，开志仁、集义、达道、明德四斋以居来学，匾三贤祠曰‘尚德’，别室以祠徐公，曰‘尚功’。于是，书院之盛遂为浙东西之冠矣。”
一字排开的简介 经过重新整修，书院又恢复了起来，同时为了不忘徐琰的创院之功，本院里又专设一尚功祠来纪念他。到此时，西湖书院成为了浙江地区最大的一家，但是二十年后，这里又被损坏了：“越二十年，城燹于兵，书院亦废，像设堕剥，庭庑污秽，居人马迹交集其中，书籍俎豆狼籍弗禁。明年，三贤堂毁。又明年，尊经阁坏，学官廪稍久绝，彷徨莫知所措。”看来书籍是如此的脆弱，而后众人出资，在至元十八年重新将书院修建起来，于是写出了此记，同时将此记刻成了一块碑，此碑幸运地保留到了今天。 中间一段谈到这里曾藏20余万片书版 该碑原存在西湖书院内，清嘉庆年间移到了杭州府学，此府学就是今天的杭州碑林。我在杭州寻访时，特意到碑林内找到了这块碑，该碑在碑林内的编号为“D-02（199）”，处在碑廊的单独一个区域，即此可见，碑林的管理者也知该碑极具价值。而有意思的是，这块碑的背面却刻着《太上感应篇》，不知为什么将《西湖书院记》之碑与《太上感应篇》相结合。
看展的人并不多 到了元至正年间，书院又受到了损坏，而后又被整修起来，当时著名的文人杨维桢也写了篇《重修西湖书院记》，此记中称“至正十有六年春，浙省丞相金紫达公、浙西监宪丑公各捐俸金新之。比明年大阅，募兵益众，聚庐益隘，军栖于寺观，演于庠序，院之新者随毁。平章光禄张公谂，其故长院者，白之。明日令下，驱部伍、徙营翼，院之缺者补之，弊者易之。弱不支者壮之。三贤诸像彰施粉绘，六经版籍重加修补。白垩黑黝，焕焉烨焉，视旧观为有加。”原来西湖书院修建完毕后竟然被士兵占用，这里又遭受了破坏，这些士兵被赶走后又进行了重新整修，这里还提到了对书版的修补。
前言中提到了这里的藏版历史 西湖书院整理所藏的宋代版片，从已知的文献中，此事最早记录于汤炳龙所撰《西湖书院增置田记》，此文作于元延祐六年（1319年），此记中有这样一句话：“特为劝率有高赀乐助者，并取补刊书板”，而后的文献记载中又对这些书版进行过几次整理，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至治三年到泰定元年。西湖书院用了三年时间将所存宋代书版彻底地清理一过，而后编出了《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这个书目留存至今，此目仅列书名，没有卷数，看上去很简单，但它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邓洪波认为此目：“这是书院历史上第一个刻书书目，也是中国印刷史上最早的刻书书目之一。”这个书目有当时的大文人陈基所写的序言，此序收录于他的文集《夷白斋稿》卷二十一。
一楼走廊 陈基在其所撰《西湖书院书目序》中，赞誉了本院所藏书版是文化不绝的一个重要标志：“秦汉而降，迄唐至五季，上下千数百年。治道有得失，享国有久促，君子皆以为书籍之存亡，岂欺也哉？宋三百年来，大儒彬彬辈出，务因先工旧章推而明之，其道大著，中更‘靖康之变’，凡百王《诗》、《书》、《礼》、《乐》相沿以为轨则者，随宋播越东南。国初，收拾散佚，仅存十一，于千百斯文之绪不绝如线，西湖书院板库乃其一也。”
一楼的第一展厅 陈基称西湖书院所藏的这些版片虽然价值很大，但后来又被损坏了：“故书板散失埋没，所得瓦砾中者往往刷毁虫朽。”面对这种惨相，有志之士仍然是捐钱出力，重新将其修补：“至正二十一年，公复厘补之。俾左右司员外郎陈基钱用董其役，庀工于是年十月一日。所重刻经史子集欠缺，以板计者七千八百九十有三，以字计者三百四十三万六千三百五十有二。所缮补各书损毁漫灭，以板计者一千六百七十有一，以字计者二十万一千一百六十有二，用粟以石计者一千三百有奇，木以株计者九百三十。书手刊工以人计者九十有二。”
第一块展板介绍的就是西湖书院 这么详细的统计数据也足见当年补刊工作之庞大，因为所补的版片就将近有八千片，而为了补这些书版，竟然用了930棵树的木材，同时写手和刻工多达92位，可见这次补刊规模之宏大。 西湖书院虽然是官办，但是这些补刊费用上面却并没有给予补贴和划拨，那这些费用是哪里来的呢？根据资料记载，西湖书院的经费一是靠学田收入。当年官府划拨给书院一些田地，在书院创建的初期，本院就“有义田，岁入其租，以供二丁祭享及书刻之用”，而后书院的义田面积越来越大，最多时有1923多亩。
西湖书院遗址的另一侧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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