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威尔》序言（选） ［法］雨果（1802－1885） 缪灵珠译 在原始时代，当人类在那新创造的世界中觉醒，诗也跟着人一起觉醒。面对着那些光辉夺目、令人陶醉的新奇事物，人最早的语言不过是一首赞美诗。他同上帝还是这么接近，他所有默想都状若狂迷，他所有梦境都如在幻觉，他的胸中若有波澜起伏，他一呼一息都在歌吟。他的竖琴只有三条弦线——上帝，灵魂，创造；可是这三重神秘笼罩着一切，这三重意思包围了一切。大地还是一片荒凉。那时只有家庭，没有国家，只有族长，没有帝王。每个种族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没有财产，没有法律，没有争夺，没有战斗，一切财产都属于个人所有，也属于大众所有。社会是同甘共苦的团体，人是毫无拘束的。他过着游牧生活，一切文化都是从这游牧生活开始的，而这种生活极其适合于寂寞的冥思，空幻的梦想。他遵从一切的启示，他随意之所之到处漫游。他的思想，像他的生活那样，宛若一片流云，变化万千，随风飘散，这就是原始的人，这就是原始的诗人，他是年青的，他是潇洒的，祷告是他唯一的宗教，颂歌是他唯一的诗式。
这首颂歌，这首原始时代的诗，就是《创世记》。
然而这世界的青春期慢慢地消逝了。一切领域都在进步；家庭变成部落，部落变成民族。这些人类集团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点定居下来，于是王国出现了。社会本能继游牧本能而兴。野营渐成城市，蓬帐渐成宫殿，约柜渐成庙宇。不错，这些新生邦国的首领还是牧人，然而却是民牧，他们的牧杖业已形成王笏的样子。凡百事物逐渐固定下来，一成不易；宗教取得了一定的形式，祷告受到了仪式的限制，教条指定了崇拜的范围。于是祭司与王者同为人民的长者，于是神权社会继族长公社而兴。
同时，种种民族开始在大地上蕃衍起来，显得太拥挤了。民族与民族彼此骚扰，互相排斥，从此便有国与国的冲突，——战争发生。一族有人满之患，则流入他族中；遂有民族的迁徙，——渡海移民。诗反映此等重大事件，诗从“言志”发展而为“咏史”。它歌咏时代、民族、王国了。它变成“史诗”，它产生荷马。
真的，荷马卓然独立，雄视古代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一切都是朴素的，一切都是一篇史诗。诗就是宗教，宗教就是法律。远古时代的童贞变成了近古时代的贞节。一种严肃的持重到处都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个人的风度或在社会的风习。这些民族并没有保留以前时代流浪生活的痕迹，唯有礼待他乡旅客的风俗还存而已。家庭有了祖国，一切都与此有关，于是有了宅神的崇拜与祖墓的崇拜。
让我再说一次，此种文化只在史诗中找到其唯一的表现，史诗可以有各种形式，但决不失掉它的特性。品达罗斯像祭司甚于像族长，有史诗风韵甚于抒情。尽管编年史家，这世界的第二时代所不可少的附属物，着手去搜集古代传说，开始用世纪来计算年代，他们徒劳无功，没有达到目的——编年史不能排斥诗歌，历史依然是史诗一首。希罗多德就是一个荷马。
然而，尤其是在古代悲剧上，史诗处处迸发出来。史诗登上了希腊舞台，它无限的、宏伟的规范可以说并没有失掉丝毫。它的人物依旧是英雄、半神、神灵，它的主题是幻觉、神谕、命运；它的设景是战争、葬礼、名将的阵容。昔日史诗朗诵者演唱的，如今由悲剧演员口述——这是唯一的区别。
还有一点，史诗的全部情节、全部情景既已搬上舞台，歌队只担任余下的任务。歌队解释剧情，鼓励剧中的英雄人物，并予以描写，欢呼白昼，目送落日，或喜或悲，有时歌咏风光景物，说明主题的道德意义，奉承观众的欢心。那么，歌剧，那种介乎剧中人与观众之间的异常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可不就是诗人在完成他的史诗吗？
古人的剧场，正如他们的戏剧，是巨大的，适合于祭仪，而有史诗规模。它能够容纳三万个观众，戏就是在天朗气清阳光随处中演出的；从朝至暮，弦歌不辍。演员吭喉高歌，带假面具，穿靴以增高身段；他们使自己显得雄伟轩昂，以切合所扮演的角色。舞台是宽阔的，它可以同时代表庙宇的内外，宫殿，营幕，城市。在舞台可以呈现巨大的景象。我们只靠记忆来引证——普罗米修斯囚在巍峨的山上；安提戈涅立在碉楼顶上，远望她在敌军中的长兄渡吕尼刻斯(《腓尼基人》)；厄瓦德尼从悬崖投身于火坑，卡帕纽斯的尸体就在那里焚烧（欧里庇得斯的《乞援人》），一艘巨舶驶入港湾中，送五十个公主及其扈从到岸上（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建筑物，歌诗，一切都是规模宏大，无可比拟。在整个古代，再没有什么比戏剧更庄严、更宏伟的了。它的历史和它的宗教在舞台上结合起来。它的最早的演员是祭司；它的剧景的表演是宗教仪式、国家庆典。
最后一点意见，完成我们对于那个时代史诗特性的阐述：无论就它所处理的主题或是它所采取的形式来说，悲剧不过是史诗的回响罢了。所有古代悲剧作家尽取材于荷马。写的都是同样的英雄事迹，同样的人生苦难，同样的英雄人物。他们个个都痛饮于荷马的源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明证。宛若阿喀琉斯拖着赫克托耳在战车后面，希腊悲剧环绕着特洛伊而发展。
然而，史诗的时代已成强弩之末了。像它所描写的社会那样，这种诗体作茧自缠，消磨殆尽。罗马模仿希腊，维吉尔效法荷马；仿佛从容就义，史诗在分娩的阵痛中与世长辞。
是时候了，另一个时代要开始了，拓开了新的世界和新的诗歌。
一种重精神的宗教，取那重物质、重俗世的异教而代之，深入到古代社会的心脏，杀死了它，在老死的文化的尸体中植下了现代文化的幼芽。这个宗教是美满的，因为它是真理，在它的教条与崇拜之间，包涵着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观。首先，它提出一个基本的真理，它教导人，说人有两种生活，一者朝露，一者不朽，一在世间，一在天国。它指出，人一如其命运，是二重性的，人的一身含有兽性与灵性，肉体与灵魂，一句话，人是一个交叉点，是宇宙万有的两条长链——从顽石到人的物界之链与从人到神的灵界之链——的共环。
在这些真理中，也许有一部分真理曾被古代的哲人怀疑过，可是精辟深广、辉煌鲜明的启示却是始自《福音书》。异端邪说的学派，宛若在黑暗中走路，摸索着前进，或走入迷途，或寻得正道，皆出于偶然。有些哲学家偶或对一些问题投射一绪微光，照亮了问题的一面，却使得一面更加暗而不明。因此，古代哲学往往造成许多幻影。唯有神明智慧才能以一种洞烛幽微、普照万物的光辉，代替了人类智慧的明灭不定的光线。毕达哥拉斯、伊壁鸠鲁、苏格拉底、柏拉图不过是爝火，基督却是白昼灿烂的阳光。
古代希腊的神统观，确实是最具体而唯物的。它绝不像基督那样主张灵魂与肉体对立，反之，它把形相赋予一切，甚至赋予无形的本体，赋予人类的才智。一切灵物都是可见的，可触的，有血有肉的。希腊的神灵需要云霞为屏障，以避开人类的眼，他们有饮食男女之事。他们会受伤流血，他们会成为残废，甚至呵，以后永远跛脚行走！希腊的宗教有神，也有半神，宙斯的雷霆是在铁砧上千锤百炼的，其中还有三条曲折的雷雨电光放在它的结构中。宙斯用一条金链悬挂这个世界；太阳神驾着驷马的战车；冥土是一个悬崖，悬崖的边沿就在地球上，天国是一个高山。
所以，希腊的异教用同样的泥土塑造一切，贬低了神，提高了人。荷马所写的英雄们尽是昂藏七尺之躯，堪与神灵媲美。埃涅阿斯睥睨宙斯，阿喀琉斯堪与战神匹敌。反之，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划下一条宽阔的鸿沟。它在灵魂与肉体之间摆下一个深渊，在人与神之间隔着一个无底洞。
讲到这里，（为了我们大胆去陈述的梗概不至于有所遗漏，）我请读者注意一件事实；一种新的情绪，随着基督教一起而且通过基督教，传入各国的人心中，这种情绪是古代人所不知道的，而在现代人中得到惊人的发展，它较严肃为重而较悲哀为轻——那是伤时忧世。真的，一向被纯粹是祭司当权、僧侣执政的古教弄得奄奄一息的人心，一旦感受到另一种正因为超凡入圣而合乎人情的宗教的气息，可不是会觉醒起来，感到生意盎然吗？这个宗教是以穷人的祷告当作富人的财富，它的教义是平等、自由、博爱。既然福音书指出了感觉之外还有灵魂，今生之后还有永生，人类的心灵可不是会以新的目光来观察万物吗？
况且，在那个时候，世界正在经历着如此彻底的变革，人心也就不能不有一种变革。迄今，国家的兴亡绝少能打动老百姓的心灵，那不过是帝王的倾覆，王朝的陨灭，仅此而已。雷电的轰击仅及社会的上层，我们已经指出了，世运的鼎革，以史诗似的庄严，相继演变。在古代社会里，个人占着这么低的地位，如果恶运要打击他，祸患必须降落到他的家庭。所以，他在家愁之外不知有国恨。国家的普遍灾难殃及个人的生活，那几乎是闻所未闻之事。然而，一旦基督教的社会已经根基巩固之后，古老的欧洲大陆便陷于纷乱，山河改色。一切都颠倒乾坤，根翻叶落。世运如斯，古老的欧洲注定要破灭，崭新的欧洲注定要诞生，这些历史大事风驰电掣，接踵而至，天翻地覆；乱世苦人，有些国家走入光明，有些国家沦于黑暗。烽火连年，嚣声四起，它的回响不可能不触到老百姓的心灵，这不仅是一种回声而已，这是一个反击。人在这些当头的横祸面前，抚心反省，开始悲天悯人，想到人生朝露，痛感幻灭之苦。这种情绪，在异教徒加图看来是绝望，基督教却把它造成伤时忧世的情绪。
同时，好奇探索的精神也产生了。这些巨大的灾难也是巨大的奇观、动人的激变。那是北方侵入南方，罗马世界的河山易色，整个世界在垂死挣扎中的痉挛剧痛。一旦这古老的世界死了，于是，雄辩家，语法家，诡辩家，如云集，如蜂拥，飞来猛扑这个巨大的尸体。人们看到他们争肥追臭，听到他们嗡嗡唧唧，在腐尸败肉之间。他们竞相探奇索秘，评头品足，争论不休。这具庞大伏尸的每个肢体，每块肌肉，每条筋络，都被翻动过，转移过。真的，这些心理解割家，初出茅庐，便能够作大规模的试验，能够有个已死的社会来剖开，供给他们第一次的“探究”，那当然是令人满意，妙不可言的！
所以，我们看见忧伤与默想、分析与论争两个恶魔同时出现，仿佛是并肩携手而来。在这个过渡的时代，朗吉努斯站在一个极端，圣·奥古斯丁站在另一极端。我们得要当心，不要以蔑视的眼光看那个时代，今日已开花结实的一切当时尽在它的萌芽中，那个时代即使最无名的作家——恕我用一句不雅的但意味深长的话——都是为未来的收获而下的肥田料。中世纪是接枝在后罗马帝国的母干上的。
于是，一个新宗教，一个新社会诞生了，在这个二重性的基础上不免要产生一种新的诗。请恕我先提出绪论，从上文所说的一切大概已经预见到了——从前古代纯粹的史诗诗人，追随着古代多神教和哲学所走过的道路，只从一个方面研究自然，在他所摹拟的宇宙中，凡是与某一类型的美毫无关系的一切艺术，尽被弃置一旁。这一类型的美初时未尝不是富丽堂皇，然而，正如一切有规律的事物的演变那样，到了后世就成为虚伪的、琐屑的、因袭的了。基督教把诗引到真理的路上。现代的诗人，正像基督教那样，从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事物。他体会到：宇宙万有，按照人情看来，并不尽是美的，其实，丑与美共存，畸形与妩媚同在，有崇高则有怪异，有善则有恶，有光明则有黑暗。他要反躬自问：艺术家的狭翳而相对的感觉是否胜于创造主的无限而绝对的感觉；人能否矫正上帝的错误；残缺的自然是不是正因为残缺而显得更美；艺术有没有权利所谓依样画葫芦来复写人、生活、自然；凡物若夺去其肌理和精力是不是反为发展得更好；简而言之，残缺不全是不是取得和谐的妙法。于是乎，诗人睁眼凝视着可笑又可畏的事情，在我们上文讲过的基督教悲天悯人与哲学批判之精神的影响下，诗便踏进一大步，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有若山岳崩颓，天翻地覆，改变了知识界的整个面貌。诗开始像自然那样做法，在其创作中混合——但是并不淆乱——黑暗与光明，怪异与崇高，换句话说，肉与灵，兽性与理性，因为宗教的起点就是诗的起点。万物都连系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为古人所不知的原则，一种引用到诗中来的新类型；凡物有部分的增添，则必至改变其全体，所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发展起来。这个类型就是“怪异”；它的新形式是喜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