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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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年少时读书用功，一如王安石。他叫赵顼。二十岁当皇帝，面对百官常常显得忧心忡忡，眼睛在几个宰辅大臣身上扫来扫去。唐介、赵拤、曾公亮……他们都老了，面皮打皱，齿落发稀，走路慢吞吞，上朝要打瞌睡。
神宗做太子的时候，最不想看的就是父皇英宗的病容。国家就像病人。这话是苏轼讲的，他印象很深。当年宋太宗被北方的契丹人追杀，身中两箭，侥幸逃脱；随行嫔妃却被掳走……神宗对臣下提起此事，泪流满面。这是国耻。而眼下却年年向北辽、西夏输金求和。堂堂大宋帝国，一百多万军队，这算什么事儿啊!
然而富弼对神宗的复仇心理不以为然。神宗召富弼谈话，从正午谈到黄昏。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恩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干戈一起，所美祸福不细。”
神宗默然。
老臣看出这年轻人锐意勇为，心思都写在脸上，又提醒说：“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附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之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
神宗点头。
这段话，显然是这位三朝重臣的经验之谈，是行之有效的帝王术。富弼不愧是老狐狸，他知道该怎么点拨新皇帝。为人君者，不能动声色，必须显得莫测高深。人君当如天，天不语，却对天下善恶洞若观火，以和风扬善，以雷霆罚恶……宋神宗年少有志，又身处一群学问、智慧均系一流的大臣之间，成长迅速。他虽然二十岁登基，给人的感觉却已有几分老成。不能以通常意义上的二十岁去判断他。
当然，宋神宗的意志力的运动方向，还是可以称作血气方刚。他身体好，精神抖擞；对美女兴趣有限，也许是因为来不及上瘾。旺盛的精力付与纷繁的国事，血气一冲十八年，终于未能持久。
王安石这个名字，对神宗来说，几乎如雷贯耳。他有个近臣叫韩维，议事常有精辟之语。他表示赞许时，韩维总是说，“这不是我的观点，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讲的。”而京师盛传王安石的大名，甚至有不少高官视之为“圣人复出”。神宗迫切想要见见这位百年不遇的高人，诏下，却遭到王安石的婉拒。
神宗纳闷了：这王安石对先帝这样，对朕也这样。真有病呢，还是挟名自重另有图谋？
高人本难求。刘备求孔明，三顾茅庐方请得大贤出山。神宗不生气，复命王安石任江宁太守，王安石没上辞状，接受了。
王安石此举，可能真有点玩弄高人名头的意思。他掌握主动，也把握分寸。如果拒绝做江宁太守，他就过分了，惹神宗生厌。高人之为高人，来点手段亦正常：孔明先生不是让刘玄德顶风冒雪白跑了两趟吗？
高人的“出”，有讲究的。《古松》一诗说：“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这话反过来说：世有良匠，稀世大材就亮出躯干任他砍伐。王安石已经做好被砍伐的准备，但朝廷人事复杂，他这一出，务必直抵皇帝左右，不能按常规一步步往上爬。政治时机稍纵即逝，等他爬到皇帝身边，一切已是明日黄花……姜太公、诸葛亮也是这么考虑的吧？高人的高明处，就是要打破常规，决不能从基层干起。
由此可见，技术层面的政治智慧，在宋代，已经高度发达。
神宗想着王安石，王安石也想着神宗。君臣二人却不能见面，神交而已。王安石学姜太公一点不着急，稳坐钓鱼台。人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牛形人把牛劲按下，气定神闲的样子，治理州郡毫不费力。他坐等年轻皇帝的召唤。
我读王安石的史料，发现此人的确有些招术。他是诗人、学者，却又能对政治老谋深算。而这两种东西由它们各自的惯性所推动，向来不易糅合。也许北宋有这个气场。文人主政绵延百年，生长出奇特的、令后世感到惊讶的脑袋，并且不是呈单个，是长出一批。学术与政治，尚在分流的途中，尚有产生交互作用的空间。
黄庭坚说：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
这模样酷似阴谋家。但王安石谋国不谋家。政治手段服务于他的政治理想。
他在江宁，几乎独自勾画着重振帝国雄风的蓝图。
而蓝图一旦实施，所有的人都将大吃一惊。
宋神宗果然忍不住，频频问他的大臣：王安石这人怎么样？
神宗的言下之意是：王安石能当宰相吗？
皇帝这么问，他希望得到的回答一目了然。朝廷官员，谁都关注着新皇帝的每一个念头。其中不乏揣摩之辈：思绪和皇帝保持一致。揣摩这种心态的流行程度，历来是检测官场风气的有效试剂。揣摩风行，真相消隐。揣摩生附会，附会生阿谀。上级想听奉承话，下级便苦练阿谀本领。大家都来揣摩，揣摩就必有竞争。
立国百年后的神宗朝，揣摩未成气候。
赞成王安石当宰相的，倒不是附会宋神宗。宋人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舆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司马光直接给王安石写信，称：“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成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立可致，生民成被其泽。”
安石为宰相，朝野呼声大。温公对荆公，评价尤高。
然而朝廷反对的声音也很大。左相韩琦对神宗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参知政事(副相)唐介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天下必困扰。”
看来京师的大臣，对隐于江宁的王安石不是不了解。
最有趣的是侍读(皇帝的老师)孙固，神宗接连四次问他，王安石究竟怎么样？孙固每次的回答都一样：“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其人也。”
最后一次，他索性写在纸上，懒得再费口舌。
孙固，《宋史》有传。单凭上述记载，他就显得可爱。
皇帝的意图碰上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
这事儿耐人寻味。
宋神宗一如唐太宗，被他心直口快的臣下搞得不愉快。不愉快却要忍着。宽松的格局得来不易，既定的言路不可堵塞。他要珍惜。他也必须珍惜。
熙宁元年(1068年)，诏下，召王安石入京为翰林学士。朝野紧张关注着。王安石似乎不当一回事儿，迟迟其行，途中又走了几个月，写诗，会友，游山戏水。
高人之“出”，何其潇洒。
王安石抵京，刚到阁门报到。神宗就“越次召对”，破例在便殿和安石谈话。由于事关重大，这次谈话被后世学者反复书写。王安石一身破官服，气宇轩昂入宫。太监带路，一路上都在讨好他。
北宋大臣厉害，太监说话像蚊子叫。这一点，盛唐也是望尘莫及。
神宗对王安石的穿戴早有耳闻，此刻微微一笑，表示理解。
神宗赐坐，安石也不推辞，在龙椅前坐下。
神宗问：“治国以何者为先？”
安石答：“治国以择术(统治术)为先。”
神宗问：“唐太宗如何？”
安石答：“陛下当师法尧舜，唐太宗何足道哉!”
神宗说：“愿闻其详。”
安石侃侃而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晓，以为高不可及耳。”
神宗不禁动容，趋前说；“卿再言之。”
安石捋须而笑：“陛下倒不必急在一时。今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可谓不多矣。而虑无人助治，是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即使有贤人，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
安石说到兴奋处，连比带划的；又起身踱步，双目闪闪发光，两臂交叉挥舞。这情形，仿佛再现了诸葛亮在茅庐中对刘备的那一番高论。国家的未来，只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安石忽然朝殿门走去，神宗急忙唤他，好像担心这位贤人“卷怀而去”。
安石退。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是他写给皇帝的第二篇大文章。第一篇写给宋仁宗，石沉大海；现在写给宋神宗，石破天惊。文章在历数了朝政的各种弊端之后，总结说：“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日人事，亦天助也。”
高人高论。当时除了王安石，也许再无人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尖锐，难听。国家百年承平，三分在人事，七分在天助。换句话说，国运长久不过是碰了运气而已。神宗前的英宗、仁宗，他们近五十年的文治武功，几乎被王安石一笔勾销。
伏惟陛下知天命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神宗把王安石的奏书连夜读了好几遍，热血沸腾，夜不能寐。有几个关键词，火苗般在他眼前跳动：“变风俗，立法度。…当务之急，理财为先。”
翌日上朝，百官济济一堂，神宗只看见王安石，只听到王安石发出的声音。朝堂孕育着大风雨，所有的官员都面色凝重。
退朝时，神宗又留下安石单独谈话。
皇帝的心思，昭然若揭了。王安石的治国主张，以“邸报”(官方小报)的形式流布于京师。变革的细则未出台，其方向，其力度，已令人拭目以待。
高人之“出”收效显著。七月，王安石游汴梁八角镇的西太一宫，三十多年前他随父宦游到过此地。他在道观的壁上挥笔题六言诗：
三十年前故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诗句含蓄，想说的话都在言外。几十年人事感慨，透出他此时际会风云、即将大展平生抱负的心境。后来苏东坡读到壁上的原作，叹曰：“此老野狐精也。”
然而高人之外另有高人，感觉不对劲了。八月，朝廷按惯例举行郊祀(祭天地)，神宗也依例赏赐中书、枢密二府。他初登皇位，对政务和军事两大机构当有所表示。国库再吃紧，皇帝手上可不能吃紧。多少官员等着这一天呢。针对这件看似不起眼的事，司马光与王安石针尖对麦芒了。
这一年河朔受灾，朝廷为救灾款大伤脑筋。司马光请神宗免了对官员的赏赐，把钱用于灾区。神宗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不同意。他说，国用不足，是由于理财不善，靠节约解决不了大问题。区区万贯赏赐，何必大惊小怪？
司马光冷笑：善理财者，不过是加赋税、刮地皮而已。
王安石摇头：君实此言差矣。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
司马光愤然抨击：真是岂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官府就在民间。变尽法子夺民财，其害甚于加赋!
两个大人物，治国方略严重对立。都是心中雪亮的人，几句对话下来，已知对方路数。老朋友要翻脸，实在是因为分歧太大。原则问题，毫无妥协的余地。不伤及个人私谊是不可能的。司马光从欢呼王安石到抨击王安石，前后不过数月光景。介甫要兴风作浪，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君实怎能袖手？这位胸中激荡着历史风云的大学者，亦能洞察当世。他是主张“养民”的，同时约束全国的官吏，使他们各守其责，厉行节约。也许他此间并无一整套治国的措施，但王安石的变革意图初露，他立刻嗅出了危险，并将自己毫无保留地、迅速地置于安石的对立面。
皇帝面前的几句简单争辩，却有刀光剑影。
大人物的念头，对国家举足轻重。
司马光的个人生活相当简朴，以至造访他的朋友抱怨说，到他家，不要说酒不能足肉不能饱，就连蜡烛也惜着用，一次只点一根。烛台却是皇宫所赐，称金莲烛，能点一圈火，烛照十丈开外。司马光这不是浪费宝物吗？可是去他府上的人，除了苏东坡，谁也不敢提醒他再点一根烛。冬天，造访司马光的人明显减少，因为客人与之对谈，他从不生炭火……
王安石同样不奢华，他连酒都不喝。近女色更谈不上。一个北宋高官，如果他拒绝酒色，就等于拒绝了高官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而王安石享有盛名，则说明像他这样的异类，尚未逸出一般官员的视线，成为某种怪物。一般官员是既想奢华，又想“圣人复出”，让大宋帝国在百年之后能持续地繁荣下去。
皇帝也这么想。
他对声称“善理财”的王安石寄予厚望。
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王安石究竟有哪些高招呢？
4
熙宁二年初，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同期，请置“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当日批准。这是一个全面推动新法的领导机构。三司相当于财政部。新机构放在财政部，表明新法的主要目标是理财，充实国库。这个条例司，显然独立于朝廷的权力格局之外，它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中书、枢密二府的任何约束。变革也涉及军事，最高军事长官枢密史却无权过问。
王安石变法度，先变机构。权力运行要畅通。条例司的人选由他自己定，三员大将，吕惠卿、章布、曾布。就个人能力而言，这三个人确实非常出色。王安石把苏辙也拉进去，任检详文字。苏辙写过一篇文章，痛陈朝廷的若干弊端，王安石表示赞赏，请苏辙参与他的变革大业。
王安石既是变法的理论家，又是实践者。他亲自执笔，笔下“横风疾雨”，书法和书写的内容完全合拍。横风疾雨扫九州。
条例司一经组建就异常忙碌，起草新法的工作有序展开，各办公室几乎每夜都是灯火通明。朝廷的其他部门，工作量骤然减少，很多官员闲着没事干，观望的，焦急的，骂娘的，白天佯装镇静、半夜奔走敲门的……百态纷呈。
议论蜂起，举朝哗然。
四月，条例司派出八个钦命提举官分赴各路，考察农业、赋税等，为制定条例提供依据。路，是州以上的有专业区分的行政单位，提举官不专设，因时而定。也许是王安石有意安排，八大提举官，于同一天同一时刻离开汴粱，八支队伍，车盖摇摇马蹄嗒嗒，市民聚道围观，有略知内幕者，悄声散布着朝廷将有大动作的小道消息。
京城百姓的政治神经，向来敏感。
王安石是制造轰动效应的大师。短短几十天，新法已酿成必行之势，邸报一份接一份，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京师波及全国。
王安石一口气推出三个大法，交给朝廷讨论。他稳操胜券，因为皇帝比他还急，频频催问他的进展情况。日理万机之余，他独自溜出去，沿汴河散步，穿便服，蹬草鞋，像个山里的老农民。没人认识他，他觉得很有趣。而他心里想的，笔下写的，即将掀起全国范围内的大风暴。他自语、自笑、自露表情，细长的手指头还在空中画着什么符号，旁人怀疑他是疯老头。
王安石对吃穿行毫不在意，面容，身形，比实际年龄要大。
此刻他感觉好极了，举国上下，满朝文武，将随着他的念头的每一次波动而受影响。历史高人，雄视古今。高卧隆中的诸葛亮能与他等量齐观吗？区区一蜀国，怎能比大宋帝国？
有统计说，当时的人口已近一亿。京师一百五十万人，城市规模和人口数字俱称世界第一。单看巍峨的宫殿、大片的豪宅，人头攒动的街市，繁荣也不假。王安石一心想让这繁荣局面再维系一个百年吗？高人为了高远的目标，要让国家暂时休克吗？
细腻进入王安石的内心世界，非笔者能力所及。
包括他的动机在内的许多事，恐怕已成千古之谜。
介甫这个人，颇善于沾沾自喜。他不介入社交，偶有闲暇就神出鬼没，皇上、部下往往不知他的行踪。可是有一个人一直在找他，见一次吵一次，他躲避，这个人就写信，或在街头堵住他。此人是他最老的好朋友曾巩。当初一同考进士，算来已近三十年。
曾巩反对他，态度极其坚决。说服不了他，曾巩自请离京，放弃京师繁华到遥远的越州去了。曾巩此举，是不想和王安石发生更大的正面冲突。王安石黯然神伤。
但这仅仅是个开头。
王安石搞变法。应该说理由充足。士大夫普遍认同，变法有舆论基础。早在仁宗朝，苏轼就撰文说：“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杰之士，务以其所长，角奔而争利，唯恐天下一日无事矣，是以人人各尽其材……而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
苏轼撰文时二十几岁，议论很精辟。承平日久，各级官员容易昏睡，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北宋官场有个流行词：享国。皇帝享国，官员享国，到处都有歌舞宴乐的享受。到神宗朝，享国一百年了，日子真舒服。然而“三冗”问题日趋严重，国家财政空虚，一旦打大仗，凶多吉少。王安石说：百年无事，亦天助也。但是天命这东西却是猜不透靠不住的。百年之后，还能支撑多少年，谁的心里都没数。皇帝希望江山永固，却又难以回避摆到明处的历史现象：汉代江山姓刘，唐朝江山姓李，大宋江山姓赵，往后姓啥呢？多少皇帝啊，国运长的几百年，国运短的几十年，甚至几年……
变革是大势所趋。但怎么变，又是一个大问题。渐变还是骤变，对天下苍生，“所关祸福不细”。
二者有如冰炭不容。
苏东坡终其一生，是坚定的渐变派。他形容渐变说：要让白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不能从酷暑一下子跃入严冬。
牛形龙睛包公脸的王安石，大力推行骤变。这头野牛要发足狂奔，牛车上拉着大宋帝国、几千万黎民百姓。
谁是谁非呢？数百年来，学者们争论不休。
王安石动作快，上半年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下半年，三个大法出台。
七月，颁行均输法。
九月，颁行青苗法。
十一月，颁行农田水利法。
另有涉及徭役、商贸，军事的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法，正紧锣密鼓地炮制着，书写着。据说条例司的官员，除了苏辙，全都受到王安石书法风格的影响，横着来竖着去的，宛如风雨交加。
高人率领着一批年轻人，呼哧呼哧拉大车。高人捋须而笑，年轻人活蹦乱跳。可是这拨年轻人却大半是小人。他们天生是小人么？未必。急于进身，迅速往上爬，才使他们摇身一变而为小人。王安石亲自排练的大戏，自定为英雄角色，岂料小人七手八脚把他变成悲剧人物。这个后面再谈。
王安石倚仗皇权顺利了，朝廷大臣步履蹒跚。
针对五位执政重臣，当时的官场流行五个字：生老病死苦。怎么讲呢？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拤苦。
曾公亮七十一岁了，长期做宰相，养成了凡事悠着点、观风向看局势的作风。王安石这么搞，他不表态。可是新法与反新法的斗争必然激烈，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曾公亮，不得不掂量他还有多少“悠着点”的空间。
富弼明确反对王安石，对皇帝说：“大抵小人唯喜生事，愿深烛其然，无使有悔。”神宗听不进去。生事有啥不好？不生事坐享富贵就好么？不过，神宗对富弼这位三朝老臣非常尊重，虽然他心里偏向王安石，却对富弼礼数周到恩宠有加。变革大业，神宗希望富弼帮他一把，可是君臣的心思不对路，各自的殷切希望都落空。王安石春风得意马蹄疾，富弼脚痛，数月不出家门。他上章十几次辞相位，做个地方官。神宗不得已，终于批准。老臣临行别君王，君王流泪了。问他谁可替代，富弼举荐文彦博。神宗沉默良久，反问：王安石如何？富弼不答。再问，亦不答。富弼一走，王安石把一个叫陈升之的人扶上了宰相位。
唐介对王安石有宿怨。他是火爆脾气，口才一般，偏偏喜欢辩论。当众与王安石辩新法是非，辩一次输一次，回家生不完的闷气。恶气憋成了背上的恶疮，竟然一命呜呼。
唐介死了，赵拤冲上去，也和王安石辩论，还是辩不赢，气呼呼回转阁内，弹指叫苦。熙宁二年，赵拤叫苦不迭，执政办公室，人人听够了他的唉声叹气，看够了他的愁眉苦脸。次年乞外放，到杭州做了知州。他叫苦，倒出了苦水，庶几避免了生恶疮……
王安石作为新法的理论家，非常能辩。四个执政，没一个是他的对手。赶走三个，气死一个。他在家里练习辩术，墙上一大堆论敌的影子。去掉四个，又生出五个……司马光苏东坡范纯仁，个个是顶尖高手，王安石能逐一将他们打败吗？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正直、博学均如乃父。
还有老上级韩琦，还有恩师欧阳修……
究竟是为什么，熙宁新法招致这么多人的反对？
先看影响面最大的青苗法。乡下的农户，每年到了正月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向地主借贷，夏秋还钱，半年加息三分以上。青苗法从地主手中夺利，以官方贷款取代私人贷款，半年取息二分。王安石的本意是好的，抑制了地主，又减轻了农户债务。他以前做县官州官，搞过试验，很成功。但青苗法推行全国三百州，问题层出不穷。首先是地方官吏为政绩搞强行摊派，并暗中加息，勒索农民。农民还不起官债，举家逃亡，官府派人追捕，关进监牢。逃亡的农户多了，青苗法的补充措施紧急出台，将十户农民结为一保，其中若出现逃亡户，其他农户要赔偿逃亡户欠下的官债。这就把富裕户也牵涉进去了。一户跳墙，九户慌张……其次，一般农民没见过大把的钱，贷款到手，心花怒放。尤其是那些不知艰辛的后生，一溜烟扔下锄头就跑，进城吃喝嫖赌，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再也不想回家。苏轼写诗形容：“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再看让朝廷获利最多的市易法。这是王安石的商贸大法，把原本属于商人的利润收入国库。汴京是商品集散地，商人做买卖，大小商家各有赚头。王安石让官方资本进入市场，成立“市易务”，等于购销批发总公司，兼营银行业和典当铺。资本的运行有权力作后盾。商家须从总公司进货，或用现款，或以财产作抵押。货源和批发价均由官方控制，商人的利润空间大大萎缩，亏本的，破产的，不计其数。可是生意还得做下去，商人不做买卖，难免要喝西北风。于是，年复一年的，大宗银子源源不断流入官府。王安石兴奋之极，下令在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全面铺开，设市易务，而京城的市易务升格为提举市易司，掌控全国的下属机构。
变法的第一炮：均输法，也是在商人手中夺利。
另外，王安石大搞专卖，盐、铁、茶、酒、绢、矾等，由官方严格控制。这些物资，以前也专卖，但民间私贩多，朝廷管不过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物资的巨大利润，朝廷与民间共享。王安石要调整这个绵延百年的利益格局，不惜动用各地的军队打击私贩，确保专卖。抓人，甚至杀人，后者通常针对有武装的私贩。有一年，单是两浙(浙东、浙西)地区，因贩私盐而入狱的就多达一万七千人。产盐地的人，竟然三月不知盐味儿，深山老林也禁卖私酒……
免役法，方田法，均有生财的高招。前者一改大多数民户须服徭役的“差役法”，人人可免役，但要按户等出助役钱，以前受照顾的贫下户，单丁户，女户不免；后者通过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登记造册，按地势及土质优劣定税额，严防土地隐瞒和偷漏税。因北宋瞒报的土地数额巨大，方田法收效显著。
保甲法，则是王安石的民兵制度。规定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挑选有财力和能力的人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每户选一丁，农闲时操练武艺。每一大保选出“巡警”五人，捕捉盗贼，强化治安。保内出现了杀人越货的罪犯，知而不告，连坐治罪。按王安石的设想，这个遍及天下的民兵组织，和平时期维护秩序，打起仗来补充正规军。
保马法，农田水利法，都是调动民间力量的思路，节省财政开支。
同时整顿军队，“减兵习战”，深得宋神宗赞许。
“介甫终日目不停转”，他在江宁一待五六年，脑子里转的东西，大抵如上述。有些源自古法，比如青苗法源自周公的“泉府”，市易法取自汉武帝倚重的理财高手桑弘羊。熙宁年间十来个新法，此二法为重头戏。安石看古书，直接看到当下。令人诧异的，是他坐在书斋里想出来的新法大都具有操作性。没有讨论草案的班子。从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新法出台，仅半年光景。一经推行，翻江倒海。高人的确有高招，善理财不是编故事。一张大网撒下来，民间财富藏不住。赵宋立国百年，好比一潭深水，大鱼老鳖有的是。王安石的龙睛能穿透深水，小鱼小虾悉数打捞。犹如巨鲸张口，一次就能吞下成吨的鱼类。
国库看涨，皇帝高兴。
年轻皇帝想打仗，雪宋太宗之耻……熙宁三年(1070年)的正月初一，王安石写了一首《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屠苏：屠苏酒。古人元日相聚，习饮此酒。瞳瞳日：太阳光辉灿烂。桃符：桃木板上画门神，驱邪气，图吉利。新年换新符，迎接万象更新。
诗写得轻松自在。王安石心情蛮好。新法初试锋芒，一切都在预料中，包括反对他的声音。干大事，成大业，没人反对才叫奇怪呢。波及全社会的重大举措，势必伤害一些人的利益。这很正常嘛。古往今来皆如此。辅佐成王的周公旦那么厉害，不是还有一群小人围着周公狂呼乱叫吗？王安石觉得自己跟周公不相上下了。牛形人奋力向前，身后拖着庞大的帝国。一亿人啊，这可了不得，城市人口两千万!
王安石破例喝了酒，醉醺醺满街走。这是他快乐的小秘密：神不知鬼不觉，溜出家门，离开阁门。衣衫破旧如当年，甚至跣足、散发、不洗脸。吕惠卿为他介绍了一种洗面的方法，用芜荽汁反复洗，效果好。王安石模仿孔子的语气说：“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余何？”又有朝廷太医想为他去黑，说他的面色是“垢汗”所致，建议用澡豆，一洗了之。王安石说：“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余何？”
这头大黑牛，难怪人称拗相公。
这一年他五十岁，知天命了。自负三十年，视天下为流俗，以“三不足”安身立命：天命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他的战斗口号，又拿去做官员考试的文章试题：几个大臣联名上奏，乃止。
天命，人言，祖宗法度，对所有官员都具有神圣性，凛然不可犯，比皇命更要紧。王安石这头黑牛“敢当天下先”，一代高人，玩历史于掌股之间。
然而大戏刚刚拉开了序幕，高潮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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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熙宁变法，主要想触动两种人的利益：一是大地主，二是大商人。当时土地兼并普遍，商业竞争激烈。乡下的富豪，城里的巨贾，呈迅速生长的态势。王安石眼力好，看透了这一层，集中火力向这两个强势集团开战。江山是皇帝的江山，国库焉能空虚？把商贾和地主的利益拿走，在他看来倒是顺应了天意：皇帝就是天子嘛。他的变法思路，不同于范仲淹的，是并不触动“冗官”。他甚至反对节约，提倡官员享受，得到应得的俸禄和赏赐。也许这是他减少变法阻力的一种策略吧？范仲淹的失败，败在他首先拿官吏开刀，使本来支持“庆历新政”的宋仁宗，迫于形势翻脸，将其逐出京师。
王安石为官，一辈子廉洁自律，却对部属宽松，全不计较小节。吃点喝点，玩玩娱乐场所，他佯装没看见。他是工作狂，倒鼓励他手下的年轻人准时下班。若加班，一定奖赏丰厚。他的人才观，是把才干放在首选。几员大将，吕惠卿在朝廷可以说臭名远扬，因他公然宣称，除了王安石通通不买账，章惇是其父亲与其岳母的私生子，是能量巨大恶名昭彰的魔头，李定公然不服母丧，闹得全国舆论总攻击，沈括阿谀奉承、下绊子插软刀的本领，和他广博的学问不相上下……这些人在条例司活跃得很。王安石领导他们，通过他们又掌管几十个后生，在熙宁之初的两三年内，工作效率奇高。黑牛弹琴，“百兽率舞”。
王安石看重的德，只限于部属忠于皇上和他本人。这一条决不含糊。却也形成了他的软肋，经不起攻击的。
王安石一手掀起的新政风暴，对一般官员并无损伤；对部属，更提供了进身的快速通道。可是令他想不到的是几年间腹背受敌：官员在前面横身挡路，部属在身后反手捅刀……
条例司一群干将，唯有苏辙，是公开反对王安石。君子对君子，争锋相对在明处。青苗法试行之初，苏辙认真研究后，发现弊端甚多，建议王安石要慎重。王安石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可是过了，一个多月，京东转运使王广渊禀报：“放青苗钱，年可获息甚巨。”王安石决定向全国推开。苏辙几番与他争辩，力陈青苗法将对农民造成莫大的伤害：“虽日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然而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目深，民受其害!”王安石不耐烦了，反问苏辙，你想换个部门工作吗？苏辙一气之下递上了辞呈，并上疏皇帝：“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另除一合人差遣。”
苏辙被调到河南府做了推官。
当时苏辙三十二岁，苏轼三十五岁。兄弟二人服父丧，在老家眉山丁忧三年，刚回汴梁不久，双双卷入反对王安石的斗争。按今天某些人理解的官场路数，他们回到久违的京师，应该观察动静，辨认风向，以免仕途栽跟头。王安石的权力如口中天，他们不趋附也罢了，却又何必赤膊上阵对着干？这里边究竟藏着什么玄机？
答曰：无玄机。
一切皆坦然，可以摆到阳光下的。兄弟二人，由他们的修养所决定，把天下苍生可能遭受的灾难视为自己的灾难，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注入血液，使他们有了一种“文化本能”。达则兼济天下，这可不是奇怪的高调，脱口而出的空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话意味着：文章和道义，具有某种源头上的亲密关系。只有在源头上方能理解，何为知识分子的超越意识；只有在源头上方能领悟，为什么说百姓的幸福重于泰山，而区区一顶乌纱帽轻如鸡毛。
语言，潜藏着人类生活智慧的全部密码。
苏轼、苏辙，价值观一致而性情迥异。苏轼激烈，苏辙温和。苏轼猛打猛冲，苏辙稳扎稳打。兄弟俩官都不大，而影响力非同一般。尤其是苏轼，越职言事，超常发挥，变换攻击策略，调动他的浑身解数抗击王安石。熙宁初年的汴京城，数他最忙：史馆发议论，写奏章，两上皇帝书，三敲宰相门；面对宋神宗毫不客气，联络高官结成统一战线。
不过，我们先看陕西人司马光，如何狠斗王安石。
司马光长期治史学，是个绵里藏针的人物，混合了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而政治原则性有如钢铁。王安石从江宁到汴京，他曾为之欢呼，给予极大的舆论支持。御史中丞吕诲对王安石早有防范，袖章（奏章笼于衣袖）弹劾，司马光还说：“众喜得人，奈何论之。”可是时隔数月，司马光感觉不对劲了，立刻对王安石倾力发难。二人本是老朋友，又同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皇帝的左右二膀……可是这些“关系”，一夜之间变得一钱不值。道不同，要反目。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司马光连写三封长信，要王安石悬崖勒马、“改过从善”，在他看来，一系列新法必将置天下人于水深火热之中。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变暴敛为巧夺，使“财聚于上，而散于下”。司马光眼中的王安石，已经是另一副面孔了：
用心太厚，自信太过……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毁之! (司马光《与王介甫第一书》)
司马光是保守派，而保守并不是贬义词。一个国家能延续百年、“粗至太平”，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存并守护。守护是说：护送成功的经验到未来。所以，保守本身就具有前瞻性，保存、护送而出色者，有能力打通历史与未来。保守与激进，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把握度的分寸，其难度，大于保守或激进的抉择。
三封长信七八千言，总结出王安石的四条严重错误：生事、征利、侵官、拒谏。而所有这些，已经导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写到最后，司马光提醒这位昔日的老朋友说：“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
介甫不以为然，不相信他一手提拔的亲信会出卖他。
他回信反击司马光，《答司马谏议书》，称得上一篇好散文，立论明确，论据清晰，情绪饱满又不温不火，变法之志因受到强劲攻击而愈加坚定。信中说：
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至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干入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矣……
王安石表示，不可能如司马光所言，“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熙宁诸法，开弓没有回头箭。
二人尖锐对立，半辈子友谊难以为继，绝交不可免。
司马光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力敌新法，要“救天下之民”。王安石也强调“膏泽斯民”。看来都是以民为本，但谁更真实呢？不可能二者皆真实。一方为真，另一方必定有假。
没过几天，神宗的御座前又有一场争辩，吕惠卿出场，王安石旁观。吕惠卿辩不过司马光，转而恶语相向，进行人身攻击，闹得皇帝出面调停。司马光始终“气貌温粹”，而吕惠卿睑铁青，手发抖，骂人之后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
旁人议论说：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仔，怎生厮合得著!
王安石一直不动声色。他不能在气度上输给司马光。
这一年王安石正式拜相。而神宗施行平衡战略，升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不受。他上章对皇帝说：“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
这一段载于《宋史·司马光传》的话，今天读来，亦令人十分感动。司马光真是一位好官。这番话也是下赌注：以自己的名望和才干，促使皇帝调整治国大略。如果皇帝采纳他的意见，他就留下。否则走人。留在枢密院，必定配合王安石，他做不到。而走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家几十口卷铺盖，离开生活了若干年的繁华京师。
神宗不作正面回答，这“不回答”却已经回答了。下旨，旧命重提，请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再上辞状，以含有忠告和警告的口吻对皇帝说：“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
司马光断言：“十年之后，百姓无复存者矣。”
百姓不复存，跑光了死绝了，君王皮将焉附？不知道宋神宗读了这个辞状会怎么想。
司马光走了。去洛阳一待十五年，埋头写他的《资治通鉴》。无力改变本朝皇帝，且做后世帝王师……
满朝文武关注他的离去。各部门“大抵默默”，唯有条例司拍手称快喝酒庆祝。王安石去掉了最大的对头，赶走了三十年的老朋友，既高兴，又惆怅。条例司的庆功宴他不参加，独自溜上街头。
高人击退了另一个高人，那滋味却有点怪。汴河旁杨柳下，王安石回想着御史中丞吕诲的那张脸。吕诲曾于四、五月两度弹劾他，言辞比司马光更火爆：
臣伏睹参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阴贼害物……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切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吕诲列出王安石十大罪状，弹章却被神宗封还。吕诲乞外调，六月举家离京……王安石此刻的思绪，跳跃于吕诲、司马光之间。谏官走了，对头走了，宰执大换血，宰相府枢密院均听命于他。朝堂之上，唯有他一个人的声音才是声音，其他的声音都灭掉了。黑牛、野牛、铁牛、蛮牛……四蹄对付八方，双角抵垮劲敌。王安石有过一丝一毫的反省吗？也许有吧。然而高人行事，哪能中途改弦更张？他自视为一头巨牛，足踏大地头撞青天，奋勇向前。
司马光将行，神宗请吃饭，希望他举荐一名谏官以替代吕诲。司马光举苏轼。神宗当时应允，下来转问王安石，王安石一口否定。苏轼这种人，比吕诲更难缠，怎能让他当谏官？
神宗无奈，只得“听命”于王安石。铁腕宰相说一不二。
其时苏轼任职于史馆。王安石不让他当谏官，就能阻止他发出声音吗？
王安石心里，委实没底。
熙宁三年将结束，又是新年将至，王安石还有心情写去年《元日》那样的诗吗？他感到奇怪的是，接连几夜做梦，梦里都有苏轼。苏轼化身为大力神，手执铁绳来套他的牛脖子……
王安石拜相前后，苏轼两次上书皇帝，一次与皇帝直接对话。言辞尖锐激烈，对皇帝丝毫不留面子。今天读来，真是令人感慨。古之君子，确实能把百姓的祸福置于个人的命运之上。当时的情形，一般人都能看清；宋神宗力挺王安石，其变革意志不可动摇。皇帝要朝东，“食君之禄”的臣子们偏要向西，这是什么缘故呢？盖因变法事关重大，为臣者，稍有远见良知，则很难做出别样选择。如果是一般朝政，大臣们糊涂一点未尝不可，干吗非得跟皇帝、也跟自己宝贵的乌纱帽过不去呢？
这里，孟子的“民贵君轻”浮出水面。
达则兼济天下。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熙宁新法来势太猛，激活了潜伏在士大夫血液里的“文化本能”。反对王安石是群体现象，从高官到小吏，各个层面都有勇士。姑且不论是与非，单就站出来讲话的勇气而言，已经足以垂范后世。
朝廷发不出声音，不少官员就选择离京，到州县，继续和王安石对着干。
查一查史料，例子不胜枚举。
苏轼官小能量大，又“性不忍事”，所以他能超常发挥。仁宗朝他是变革的鼓吹者，英宗朝他在陕西凤翔历练、在老家眉山思考；神宗上台，骤行新法，他亮出反抗者的姿态，和王安石斗争到底，一直斗到他为官各地、万里贬谪岭南炎荒。渐变与骤变不两立。然而苏轼与王安石，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心照不宣的朋友，政治严重对立，文化高度认同。元丰年间在金陵，二人促膝谈心谈不够。这事顿奇特。北宋高人的胸怀，看来不是虚构。苏轼遭遇乌台诗案，王安石在他性命攸关的时刻施以援手。
苏轼反对王安石，何以如此激烈？原因简单：“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安石语）苏轼小时候的生长环境，与王安石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长居蜀地温情环绕，一个随父宦游备尝奔波的艰辛；一个从常识出发，读书破万卷又返回到常识，一个追慕远古圣贤，无限忽略当下，对日常生活之“意蕴层”不屑一顾……这种种差异，最终影响各自的价值观，形成对立。
苏轼并不一概反对熙宁新法，但新法来势太猛，他不可能反对五个赞成三个。针对极端，要用另一种极端反制它。
苏轼年轻，精力旺盛，旋风般在京城刮来刮去，官小声音大，位卑名头响。朝廷王公大臣，一半是他的朋友，另一半是他的崇拜者。英宗的遗孀高太后，堪称他的“粉丝”。神宗如果忘了吃饭，那一定是刚刚读到苏轼的新作……
我们来看苏轼反对王安石的理由：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贵。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
苏轼为何这么讲呢？他不赞成国家富强吗？其实这番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所担心的，是朝廷挖空心思夺民财，百姓遭殃。历史上教训多，而苏轼对历史了如指掌。他维护民间的自由贸易，反对官方资本垄断市场，对市易法深恶痛绝。我想，这和他的祖辈在眉山纱毂行世代经营小产业有关，商人赚一点钱，天经地义。再看青苗法，青苗法之前有常平仓和广惠仓，农民青黄不接时，有国家的储备粮平抑物价。这本来挺好，是惠民的举措，而青苗法一颁行，却让农村的富户贫户一同遭殃。国家放债，权力资本运行，“年可获息甚巨”，朝廷是通吃天下的大赢家。
再者，风俗与道德，维系着社会生活，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柔性实力，与军力的强大、国库的充实有异曲同工之效。破风俗，毁道德，将使国本动摇。苏轼是生活大师，能看到王安石的龙睛看不到的生活中的细微层面。
苏轼说：“夫兴利以聚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
朝廷大刮地皮，对谁最有好处呢？对官吏最有好处。苏轼这是跳出自己的利益圈讲话，并且一针见血。朝廷倡导敛财，各部门、各州县必定“兴利以聚”，变尽法子搞钱，绞尽脑汁生财。“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以前财政部门干的活，现在所有的部门都抢着千。官员利字当头，必定横征暴敛，制定各种苛法，滋生众多酷吏。“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害）民。”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谁是终端受害者呢？是皇帝。江山易主社稷改姓，皇帝可能连西北风都喝不成，因为皇权的更迭往往伴随着血腥，他将直接去西天。
苏轼寥寥数语，暗示了这些言外之意。神宗也不傻，能看懂的。
苏轼和司马光一样提倡厉行节约，省费以养财，从皇宫和官员手中取利，以养天下。这些话，私心严重的官吏谁愿听？而所谓私心，是被朝廷的风气给鼓动起来的。人性本自私，但私欲断不可膨胀，社会、文化的一大功能，无非是将私欲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个体的能量要释放，整体的和谐更须维系。所谓健全社会，无非是在二者间取得平衡。如果官风撼动民风，全社会持续地见利忘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动物本能充分调动，丛林法则盛行人世，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景象？
事实上，全社会的和谐，对个体的幸福至关重要。义利并重，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大家都变成乌眼鸡。有道德，有风俗，有审美，有情趣，概言之，有生活之意蕴层，或曰生活的完整性。短暂者（人）活动于其间，充满劳绩、不避艰辛而诗意栖居，当比动物完全依赖“遗传指令”活动于它的凶险区域，实实在在要强一些。
人是万物之灵，这灵在何处，却需要追问的。这个短句，远不能说已然符合了“充足理由律”。而提问的方式，将带出生存之向度……苏轼的民本思想，同时闪烁着人本的光辉。
苏轼引用孟子的哲学家般的语言提醒皇帝：“其进锐者，其退也速。”
财是聚起来了，却不会放在国库官厅不动。官员要花销，要讲派场。北宋官僚比盛唐更奢侈，一些名臣不免。享国百年之后，还要提高享乐的档次吗？藏富于民，则消耗速度慢，一般小民挣钱辛苦，哪有大手大脚坐吃山空的传统？
十年蓄积的民财，一年就可能被刮走吃空，所以苏轼对皇帝说，“其退也速。”
《再上皇帝书》火药味儿十足了：
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苏轼对皇帝，一点不客气。“皆不与治同道”等于说，皇帝之所为，全是乱搞一气!照这么强行搞下去，好端端的一个国家，乱亡随之而来!
话说绝了。
然而宋神宗还是不生气。估计是作好了心理准备。新政推行以来，他几乎每天挨骂，习惯了。老祖宗立下的家法，开言路，不治言论罪，这一点他不敢丢。苏轼严厉批评他，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熙宁三年他对苏轼示以恩宠，突然在便殿召对，苏轼辟头就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苏轼还跑去敲曾公亮的门，希望老宰相出面，劝皇帝收手。曾公亮叹息说：“上与安石如一人，天也。”
知谏院范镇，以朝廷第一谏官的身份弹劾王安石，恶斗了几个回合，斗不过，自请离京。苏轼去送行，对范镇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怅然答：“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于心何忍!”
按宋制，官员求去，要荐人代替。范镇举荐的孔文仲，参加了当年的“制科”试，这种考试，通常是升官的信号。孔文仲却在考场上写下九千言，力论新法不当。考官宋敏求定为优异，安石大怒，将孔、宋二人赶出京师。岂知苏轼饱蘸浓墨，手书孔文仲的文章若干份，在百官中传阅。他的书法太棒了，官员们“索阅甚急”，生怕看不到。
王安石狠狠盯上了苏轼。
大宰相看这史馆小官非常的不顺眼。
他的手下谢景温，翻旧账弹劾苏轼，说苏轼几年前在回眉山丁忧的途中用官船卖私货。事情闹大了，韩琦、欧阳修出面，指出这根本不可能，苏轼的父亲去世，包括英宗在内的各方赠银近千两，苏轼一概不收，怎么会官船夹私货赚几个小钱？
谢景温呈报王安石，安石不表态。他不想一棍子把苏轼打死。才华横溢的苏子瞻，打死可惜了。但苏轼必须走。安石与神宗商量，神宗的意思是“与知州差遣”。安石不同意，让他的宰相办公室（中书）另拟一道命令：苏轼通判颖州。神宗改了一个字：通判杭州。
此间的王安石，几乎和皇帝平起平坐。
不过，他倒无意罗织党羽架空皇帝。一切只为国家，他没有私心杂念。家里还是老样子，府第很寻常：一座普通官宅。有人讨好卖乖，请神宗赐给他一所豪宅，他把这个人连降三级。
夫人吴氏又给他张罗漂亮小妾，他大发雷霆。
夜里睡不着，王安石徘徊中庭，凌晨给皇帝写信，希望鲜花丛中的年轻人不要迷女色。君臣合力，让熙宁诸法冲破一切阻力。
王安石犹如纤夫，拉着大宋这条船逆水而上。急流险滩，纤绳勒进肌肉，他咬牙瞪眼不吭气。还使出拳脚，对付一拨又一拨强悍政敌：这个尚未打趴下，那个又冲上来了。今天赶出京师的，明天到地方生乱。清理外部环境刚有起色，内部又闹将起来……王安石纵有三头六臂，比诸葛亮还诸葛亮，可他能把一艘万吨巨轮拉到他的目的地吗？
刘小川，1960年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县。供职于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苏曼殊》、《汉刘邦》、《暖昧》、《色醉》、《老夫少妻》。主要论著：《苏轼：叙述一种》、《来到汉语中的德国大师》。
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专题阅读：重读王安石_历史_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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