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陇蜀古道研究

RK588 201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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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6-06-21 魏晴晴 丝绸之路溯源

蜀道研究由来已久、成果丰硕，学者们不仅详细考证蜀道线路，还兼论沿线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民俗文化，同时重视对交通现象的观察，不断拓展蜀道研究的局面。陇蜀古道是蜀道交通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与同属蜀道交通系统的陕境古蜀道相比，陇蜀古道的研究成果还比较有限，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高天佑先生《陇蜀古道考略》[1]首次将沟通陇蜀两地的蜀道统称为陇蜀古道，并对其发展过程及主要道路进行论述；冯汉镛先生《栈道考》[2]以栈道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川陕栈道、陇蜀栈道、川滇栈道及川西栈道等几条重要栈道的沿革；鲜肖威先生《阴平道初探》[3]详述陇蜀古道干线阴平道沿线的自然环境及历代战事，考证线路走向；蓝勇先生《历史上的阴平正道和阴平斜道》[4]着眼学界争议较大的阴平道线路问题，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重新考证阴平正道与阴平斜道的线路走向；苏海洋先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祁山道》[5]则论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祁山道沿线地区的商业贸易及文化交往。三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短暂却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既是汉末军阀割据混战的延续，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形成中央集权统治后第一次大分裂格局的开端，在分裂割据的大环境中，偏居一隅又被魏、蜀两国及西域部族长期控制的陇蜀古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陇蜀古道及沿线自然环境

陇蜀古道是分布于今甘肃省南部、四川省北部、陕西省西南部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它沟通陇蜀两地，乃至西北与西南地区，干支线兼具、水陆兼备，并与陕境古蜀道相连。具体来讲，陇蜀古道由祁山道和阴平道组成。祁山道，又称羌氐道，以天水为起点，穿越秦岭抵达祁山堡，继续向南延伸至成县，由此向东到达徽县，在徽县分为南北两段。北段经两当在凤岭附近的凤州与故道交汇，再通过连云栈道在武休关与褒斜道交汇，最终经金牛道或米仓道抵达成都平原。南段越过青泥岭，通过仙人关到达略阳，再向南抵达金牛道北端金牛镇，通过金牛道到达成都平原。阴平道以武都为起点，南下至文县，在此分为两路，一路为阴平正道，一路为阴平捷道。正道，又称景谷道，它由文县出发沿白水江而下，经碧口、白水街至嘉陵江畔的昭化与金牛道交汇，这一段道路为水陆兼行道，沿嘉陵江上溯可至广元，沿金牛道南下，经剑门关、剑阁，越过五妇山可到达橦梓和绵阳。捷道，又称左担道，它以文县为起点继续南下，经平武至左担，向北可至青川、景谷，向南可经江油至绵阳，最后通过金牛道南下至成都平原。此外，阴平道还包括由昭化沿嘉陵江而下至阆中，再转陆路从东北方向进入成都平原的古道。

今甘、川、陕交界地区山地多、平原少,山川相间，海拔落差大，地理环境极其复杂。这里横亘着岷山和秦巴山，为众多河流提供了水源涵养地，涪水、梓潼水、羌水、西汉水和汉水及它们的支流自西向东几乎覆盖了陇蜀古道沿线的全部地区。陇蜀古道的线路走向正与这一地区的山川走势一致。由于古代道路修筑水平的限制，陇蜀古道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全面塑造，多以栈道和碥路形式呈现。栈道大多修建在河面狭窄、水流湍急，两岸悬崖壁立的峡谷地带，人们在崖壁上凿出石洞，穿横木为梁，又在对应的河身石底上凿竖洞，插竖木为支撑，再在梁上铺木板和土石供人马车辆通行。碥路则采取“回山取途”的方式修造，在有一定坡度的崖壁上削坡铲石，再利用铲下来的土石铺成道路供行旅使用。与栈道相比，碥路因距水面较远，又以土石为路基而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却也有里程较长、易被雨水冲毁的缺陷。

二、魏蜀战争中的陇蜀古道

魏、蜀两国的对峙早在其政权建立以前就已开始，今甘、川、陕交界地带是两国争夺的重点。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据巴蜀，与此同时，曹操也以讨平张鲁为名取得关中、陇右地区，又乘胜追击于建安二十年（215）经故道夺取了汉中，命夏侯渊、张郃、徐晃等人驻守：

（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张鲁，至陈仓，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张郃、朱灵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至河池……秋七月，公至阳平。张鲁使弟卫与将杨昂等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余里，攻之不能拔，乃引军还。贼见大军退，其守备解散。公乃密遣解剽、高祚等乘险夜袭，大破之，斩其将杨任，进攻卫，卫等夜遁，鲁溃奔巴中。公军入南郑，尽得鲁府库珍宝。巴、汉皆降。复汉宁郡为汉中；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置太守；分锡、上庸郡，置都尉。

……

十一月，鲁自巴中将其余众降。封鲁及五子皆为列侯。刘备袭刘璋，取益州，遂据巴中；遣张郃击之。
　　十二月，公自南郑还，留夏侯渊屯汉中。[6]

汉中是巴蜀之咽喉，曹操在此经营，对刚刚取得巴蜀的刘备构成了极大威胁。建安二十年和二十三年（218），刘备分别遣张飞，吴兰、雷铜，在宕渠、武都、阳平关等地与夏侯渊、张郃等曹军交战，双方各有胜负。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又派黄忠主动出击，斩夏侯渊及刺史赵颙，发动定军山之战，蜀军据险避战，逼退了亲自率军南征的曹操，在汉中一带掌握了主动权：

二十四年春，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山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7]

通过定军山之战，刘备不但保有了汉中，还取得了阴平道上的重镇武都，魏蜀两国建立之前的对峙形势基本形成。《水经注·沔水》描述了当时的形势：“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并刘璋，北定汉中，始立坛，即汉中王于此。其城南临汉水，北带通逵，南面崩水三分之一，观其遗略，厥状时传。南对定军山，曹公南征汉中，张鲁降，乃命夏侯渊等守之。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遂斩渊首，保有汉中。”[8]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建安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曹军讨伐张鲁或是魏蜀双方互相攻伐时都利用了陇蜀古道，不但通过道路调拨军队，还在通行过程中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氐人发生冲突。“公西征张鲁，至陈仓，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张郃、朱灵等破之。”^[6]此处“自武都入氐”的道路就是阴平道，曹操在通过这段路时受到了氐人的阻击。“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至河池。”^[6]“出散关，至河池”的这段道路就是祁山道的一部分。“（刘备）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为曹公军所没。”^[7]吴兰、雷铜的行军路线正与阴平道线路相合，先沿嘉陵江上溯，再转而由陆路自南向北到达武都。

魏蜀两国建立后，双方的战争更加频繁，旨在完成统一的要地争夺和领土收复在魏蜀两国间全面展开。在这些战争中，最著名的当属诸葛亮“六出祁山”与“邓艾灭蜀”。

学界对诸葛亮“六出祁山”是否为实指存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诸葛亮“六出祁山”是指从蜀后主建兴六年（228）至建兴十二年（234）的六次北伐战争，是真实可信的，并非约言泛指，亦非向壁虚造，但不可否认的是，“六出祁山”中真正到过祁山者只有两次，即建兴六年和九年（231）的两次北伐。[9]也有学者认为，“六出祁山”并非实指，而是对诸葛亮多次北伐的泛指和对蜀国整体北伐战略的概括。本文认为，无论“六出祁山”是否为实指，诸葛亮在屯驻汉中、屡次北伐的过程中都与这一地区的道路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诸葛亮早在北伐前就于汉中屯驻，一边劝农，一边练兵讲武，同时还对汉中附近的道路进行修缮。《水经注·沔水》载：

沔水又东经西乐城（今城固）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险固，城侧有谷，谓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獠，诸葛亮筑以防遏。^[8]

“（蜀后主建兴）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据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10]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的进攻路线，赵云、邓芝为掩护主力由斜谷道（陕境褒斜道）攻取了郿县，而诸葛亮则亲率大军先从汉中出发经金牛道抵达沮县，再通过祁山道南段出祁山。从蜀军的进攻路线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总体上采取了“避敌主力，迂回陇右”的策略，他深知魏军实力远强于蜀军，若先得陇右，一方面可以此为跳板攻取关中，甚至是洛阳，另一方面可以震慑魏国，缓解汉中方向的压力。诸葛亮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思想贯穿了他统率的整个北伐战争。看似顺利的第一次北伐以“马谡失街亭”而告终，此外，与魏军主力作战不利的赵云与邓芝在撤退时还烧毁了一段栈道以阻追兵：

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8]

“（建兴）七年（229），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10]“（建兴）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11]建兴七年和建兴九年的这两次北伐，诸葛亮都以陇右为重心，攻取武都、阴平和祁山一带，近逼关中。而魏国对蜀国屡次北伐的应对则是派司马懿、张郃、曹真等人进攻汉中，断蜀军之后路。

魏蜀双方的战略战术，使分布于此的道路使用更加频繁。诸葛亮出祁山经祁山道自不必说，陈式攻武都、阴平二郡则需要经过阴平道，而司马懿、张郃、曹真等人从关中进攻汉中，还利用了陕境的子午道、褒斜道和金牛道。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在经略汉中、开展北伐的过程中总结了许多经验，“木牛”、“流马”的发明就是其中之一，蜀军利用“木牛”和“流马”通过陇蜀古道向前方运送的大量粮草，为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蜀国能与魏国长期对峙抗衡提供了保障。“木牛”首次使用于建兴九年，“流马”则在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中发挥了作用：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11]

《三国志·诸葛亮传》也注引《诸葛亮集》中的记载，对“木牛流马”的形制和用途进行说明：

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流马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10]

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的北伐中病逝于五丈原。此时，“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11]魏延败退时再一次焚烧了蜀军第一次北伐时曾被赵云烧毁过的道路：

后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谓是道也。^[8]

诸葛亮死后，虽然蜀国仍未放弃统一全国、兴复汉室的宏图伟志，多次发动对陇右乃至河西的进攻，但终因国力日衰，再无建树。

三国末年，蜀国已在宦官专权和连年征战中耗尽国力，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掌握着魏国军政大权的司马昭正积极准备着灭蜀的战争。景元四年（263），魏国向蜀国发动进攻，以钟会为主力分三路进攻汉中，同时派邓艾和诸葛绪分别进攻沓中、祁山，牵制在沓中屯驻的蜀国大将姜维，阻断他东援汉中之路。

早在魏国发动进攻以前，姜维就曾上表后主，希望后主能遣兵加强各关口及阴平道的防守，抵御魏军南下，但后主却听信宦官黄皓谗言，对此置之不理：

（蜀后主景耀）六年（263），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败，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12]

面对魏国的攻势，孤立无援的姜维只能匆忙应战，他首先摆脱了邓艾的牵制，又绕道避开了司马绪的截击，暂时缓解了后方的压力。但此时，钟会已进入汉中，只待攻克蜀军聚守的汉（今勉县）、乐（今城固县）两城便可南进蜀中。姜维只好与在外围援助的张翼、董厥诸军汇合，据守剑阁。剑阁天险，钟会久攻不下，邓艾抓住时机，绕过剑阁开辟阴平捷道，打破了僵持的战局：

艾上言：“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13]

邓艾正是通过这条异常艰险却仅有数十里的小道，绕过了重兵把守的剑阁直抵涪县，最终迫使后主投降，成为魏国灭蜀的功臣。

通过分析这几次战例，我们不难发现，魏蜀两国虽然在长期对峙的过程中不断烧毁栈道，但却因道路重要的军事作用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它重建。除了路况良好、关隘众多的“正道”外，为了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双方还通过“斜道”完成转移或进攻，如姜维为避免司马绪围堵所绕行的道路，“邓艾自阴平由景谷道傍入”^[12]的“景谷道”等。这些事例都证明了陇蜀古道与陕境蜀道的密切联系，以及蜀道作为一个干支线兼具、水陆兼备的交通网络对于古代军事战争的重要意义。再者，魏国灭蜀的这次战争之所以可以取得成功，除了准备充分外，更在于他们转变了传统的进攻策略，不仅把汉中作为进攻的核心，更把陇右作为重点，从而牵制了大量蜀军。这一进攻策略的转变，使陇蜀古道的作用得以凸显，由关中向沓中、阴平，由沓中、阴平至汉中、巴蜀的道路被频繁使用。

一般情况下，统一的王朝政府会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道路开辟与修缮活动，例如秦朝为北击匈奴而修筑的秦直道，西汉时为联络西域而开辟的丝绸之路，这些开辟与修缮道路的活动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巩固了统一的政权，与此相反，在战乱不息、经济衰退的分裂割据时期，则会形成道路阻塞、交通颓败的局面。但魏蜀战争环境下的陇蜀古道并非如此，战争状态下，魏蜀两国对道路的利用反而更加频繁，不论是战争准备阶段为运输战略物资、调集军队而对道路进行的修整，还是战争进行时双方为争取战略优势而破坏道路，以及在战争结束后对战损道路和基础设施的恢复等，无不体现着战时保持道路畅通对交战两国的重要性。

三、陇蜀古道辐射区的社会经济

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民族融合的社会环境以及三国鼎立的政治环境中，三国时期陇蜀古道辐射区的人口发生了显著变化，独特的社会经济随之形成。

三国时期，陇蜀古道的主要辐射区蜀国仅辖益州一州，据《三国志》记载，蜀先主章武元年（221），蜀国约有200000户，900000口。而到蜀国灭亡之年，即蜀后主炎兴元年（263），蜀国的户数已增至280000，人口也增至940000，另有102000带甲将士和40000吏，那么，这时蜀国的总人口应约为1082000。[14]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三国时期陇蜀古道沿线地区的人口与户数呈现增长趋势，而这一趋势的形成是由众多因素促成的。首先，陇蜀古道辐射区虽然与北方政治经济中心区相对隔离，但物产极为丰富，有供养众多人口的物质资源，《汉书·地理志》记载：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15]

这样一来，当中原地区群雄割据之时，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就选择南下入蜀躲避战乱，“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16]刘焉为益州牧时，益州就曾吸纳北方地区数万人迁入。三国时期，姜维还在延熙十七年（254）将原本生活在陇西的百姓迁往蜀地^[11]。此外，东汉以来，生活在西北地区的部族氐、羌开始了有规模的南迁，陇蜀古道成为这些部族南迁的必经之路，西北地区部族的南下与内附也促成了这一地区人口的增长。《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建武十三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馀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冬，广汉塞外参狼种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17]

受汉末割据战争的影响，全国人口减少、土地抛荒。三国初年，为了尽快恢复土地的生产力、增加人口，魏、蜀、吴三国纷纷采取屯田政策，用军事管理的方法将数量不多的人口束缚于国有土地之上，从而加快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魏、吴两国的屯田规模相比，蜀国的屯田在三国中规模最小，其类型是出于战争需要的军屯，同时，屯田的地点也随着军队的进退发生着变化。定军山之战后，蜀国夺取汉中，将汉中作为北伐基地屯田驻守。《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兴）五年（227）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延熙元年）（238）冬十一月，大将军蒋琬出屯汉中”，“（延熙）十一年（248）夏五月，大将军费祎出屯汉中”。^[11]《水经注·沔水》也记载了蜀国将领率军在汉中屯田的情况，“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五丈溪侧有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8]除汉中外，蜀国在武功、沓中、涪县等地也有过短暂的屯田，例如，“（建兴）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10]，“（邓艾）返自洮阳，因求种麦沓中，不敢归成都”[18]，“（延熙）五年（242）春正月，监军姜维督偏军，自汉中还屯涪县”^[11]等。蜀地被群山环绕，交通十分不便，粮食补给成为战争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此时的屯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蜀国北伐的粮食补给问题，支持偏居一隅的蜀国与魏国展开长期的战争。

蜀地以产蜀锦著称，这一地区的织锦业在汉代就十分发达，三国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蜀国的织锦业有官营和私营之分，官营工场生产的蜀锦品质较高，一般供宫廷使用，也用于与吴国的互市或与周边部族的贸易，诸葛亮为丞相时，专门设立锦官以监督蜀锦的织造，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私营工场生产的蜀锦虽然品质参差、规格不一，但数量之多，官营工场难以企及，这部分蜀锦通过走私的方式销售到周边地区，活跃了蜀国的经济。为了保证蜀锦的生产，为织锦业提供原料的桑蚕业在蜀国也很发达，桑树的种植与粮食的生产几乎同等重要，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蚕、缫丝及小规模的蜀锦织造成为自耕农增加收入的一个途径。

正如前文所述，虽然蜀地与北方政治经济中心相对隔离，但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华阳国志》详细记载了这一地区的物产，“（梓潼郡）土地出金、银、漆、药、蜜也”[19]，“（武都郡）出名马、牛、羊、漆、蜜”^[19]，“（汶山郡）特多杂药、名香。土地刚卤，不宜五谷，唯种稞麦”[20]。这些特产有的直接作为商品与周边地区贸易，有的则成为蜀国手工业生产的丰富资源。除了织锦业外，蜀国的冶炼业和井盐业也在汉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三国志·张嶷传》记载：“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馀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为蛮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来诣。嶷使壮士数十直往收致，挞而杀之，持尸还种，厚加赏赐，喻以狼岑之恶，且曰：‘无得妄动，动即殄矣！’种类咸面缚谢过。嶷杀牛飨宴，重申恩信，遂获盐铁，器用周赡。”[21]由此可见，蜀人是通过战争手段从分布于越巂的部族手中学到的冶铁和制盐技术。盐铁是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包含着极高的利润，自古以来就被官府控制。蜀国也设置了掌管盐铁之利的官员监督生产，确保盐铁收入收归国有:

及成都既平，以（王）连为什邡令，转在广都，所居有绩。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於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若吕乂、杜祺、刘幹等，终皆至大官，自连所拔也。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领盐府如故。[22]

秦汉以来，人们对蜀地进行了大规模开发，东汉时期，已形成成都这样“民物丰盛，邑宇逼侧”[23]的商业城市，蜀国建立时，蜀地繁华依旧，蜀国政府还颁布了货币政策，确保府库充实、经济平稳运行：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24]

虽然有成都这样的商业城市，但受到魏蜀战争及封闭地理环境的影响，蜀国的对外贸易非常有限。因为魏蜀战争几乎贯穿了蜀国政权存续的整个时期，所以蜀国仅与吴国有着官方的贸易往来，两国的边境也设有一些互市，供民间进行贸易。《三国志·吴主传》记载，“（黄武二年）(223)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吴历曰：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后，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25]此外，随着民族融合的加速，蜀国也与周边部族开展贸易。总的来说，蜀国的社会经济并未因汉末的割据战争遭受严重破坏，不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在汉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三国时期，陇蜀古道辐射区的社会经济不但没有受到战争影响，反而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首先，这里地理环境复杂，有重重山川为屏障，将蜀地与外界隔离开来，所以，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不但没有受到汉末割据战争的影响，也没有因三国时期的魏蜀战争而衰退，因为两国的战争虽然以陇蜀古道为中心进行，但蜀军的北伐明显多于魏军的南下，因此蜀国的核心经济区并未受其影响。其次，民族融合的社会大环境促进了人口增长和技术引进，周边部族的内附，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冶铁和制盐的技术，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最重要的是，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政治清明，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建国初期，蜀国就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务农殖谷、闭关息民”^[11]，修筑堤堰，轻徭薄赋，使国家物富民强。但是，蜀国的收入，大量地消耗在持续的北伐中，在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频繁的北伐无疑是徒劳的，蜀国在持续的打击中走向崩溃，可凭借以崛起的社会财富就这样在灭亡自己的一次次北伐中消耗殆尽。

陇蜀古道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这一地区的交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上文对魏蜀两国战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诸葛亮率兵北伐，还是邓艾与姜维对阵陇右，陇蜀古道都是行军的必经之路，是沟通陇右、关中、汉中和蜀中四地的枢纽。此外，陇蜀古道向西延伸可与丝绸之路相连，因此，也有学者认为，陇蜀古道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是它在关陇一带的南线，西北地区的人口、物资就是通过陇蜀古道到达蜀中，再由这里通过云贵高原上的茶马古道分散在西南各地，所以，三国时期的陇蜀古道不但是今甘、川、陕交界地区的交通枢纽，也是西北与西南地区交通的孔道。随着时代的变迁，陇蜀古道的军事功用逐渐消褪，但它并没有就此衰落下去，而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发挥着新的作用。战争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过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人口迁移活动，由于环境恶化、政局动荡、外族入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昔日人口稠密、物产富饶的关陇之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居于此地的汉人、氐人、羌人随之南迁，巴蜀成为北人流入的主要地区之一，可想而知，当时的陇蜀古道承载了大量人口、物资的迁徙，也为民族融合提供了便利。隋唐时期，国家重新实现统一，关陇地区恢复繁荣，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此时的陇蜀古道，不仅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更是经济交往和文化交往的通道，陇蜀古道辐射区也成为蜀道经济带的一部分，造就了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三国时期的陇蜀古道，虽然饱经战火洗礼，却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发挥着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作用，在剧烈的冲突中得以留存并不断完善，至今影响着这一地区的交通格局。

参考文献：

[1]高天佑.陇蜀古道考略[J].文博,1995,(02)：60-67.

[2]冯汉镛.栈道考[J].人文杂志,1957,(03)：21-29.

[3]鲜肖威.阴平道初探[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02)：17-29.

[4]蓝勇.历史上的阴平正道和阴平斜道[J].文博,1994,(02)：43-48.

[5]苏海洋.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祁山道[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02)：61-64.

[6][西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1·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45-46，45，45.

[7][西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2·先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884，884.

[8][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27·沔水[M].北京：中华书局，2007：643，643，644，644，644.

[9]高天佑.“六出祁山”小考[J].天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9(02)：45-46.

[10][西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922，924，928，925.

[11][西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3·后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896，897，897，899，895-898，897，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