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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开，万物生，树木向荣。海南之境，生有奇树，可入药，可制器，依云水之地而峻拔，得自然之妙而隽永。黎人采之民用，唐人得之如珍宝，明清文士以此用器自成一格，今人视其为藏品之极，此即黄花梨（家具）。于此，以史为凭，为黄花梨及其制器简略一叙。 珍木史：奇哉文木 海南一地古称珠崖、儋耳、琼台等，山林茂盛，物产颇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黄花梨。然黄花梨树木究竟何时生于此处，暂无资料可考。只知早期，黄花梨因其耐腐、耐水的优良木性，多被黎族人制成犁、耙等生产工具，也做屋梁、家具之用。那么，黄花梨是从何时走向了神坛？时间还要追溯到唐朝。 黄花梨作为“珍木”的记录最早出现在唐朝初年，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写到“花榈出安南及海南，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海南黄花梨被纳入到皇家贡品之列，开始了长达千余年的漫漫进贡路。 宋代赵汝适也在《诸蕃志·志物·海南》中对其进行了记录：“土产沉香花梨木等，‘其货多出自黎峒’”。（黎峒：黎族人聚居的地方） 而关于海南黄花梨作为贡品的记载，如今多见于明清史料之中。在海南地方官吏向海南黎族人征收各种土特产时，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黄花梨： 万历四十三年，两广总督张鸣冈上书“各官无艺之征，曰丁鹿，曰霜降鹿，曰翠毛，曰沉速香，曰楠板，曰花黎木……黎何堪此重困，是不可不竖牌禁者。” 康熙三十三年，昌化知县陶元淳上书“崖营兵丁，或奉本官差遣，征收黎粮，贸易货物……每岁装运花梨，勒要牛车二三十辆。或遇重冈绝岭，花梨不能运出，则令黎人另采赔补。” 乾隆三十一年，两广总督杨廷璋等人上书“每年例办进贡花梨、沉香，向系差票赴黎购买，黎头挨村拨夫送官领价，易滋扰累，应将每年额贡晓示，豫发价值，派总管哨管黎头,分办运赴，免致差役扰累。”…… 其实，不仅海南黄花梨，早在明代越南黄花梨也已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答阿首遣其臣虎都蛮来朝贡，其物有乌木、苏木、花梨木等。”占城，即今日越南的所在地。（清李调元《南越笔记》） >> 黎族人使用海南黄花梨制作的米杵和米桶 史料中提及的“花黎木”“花梨”即是黄花梨。成为“珍木”后，黄花梨以及它的拥有者黎族人民都迎来了两种不同的命运。 对于黄花梨而言，一方面是木材价值的推崇和发掘，从此这种精美的木材从民用甚至农用的范围中解放出来，进入了文人和皇室的欣赏使用范畴，成就了诸多珍品美器，获得了木材生命的新生；另一方面，随着上层阶级的推崇，黄花梨树木也遭到了无度过量的砍伐，险遭灭顶之灾。清道光《琼州府志》记载，由于雍正年间海南大规模砍伐黄花梨，导致树木存世量更为稀少，为此乾隆曾下旨禁止再伐。 对于当地的黎族人民而言，一方面是黄花梨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随着黄花梨价值的日渐提升，一些商人开始进入海南，从当地人手中收购黄花梨；然而另一方面，围绕着黄花梨却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这一点于前文的史料中可以看出，上书朝廷的奏章中几乎都提到了因为黄花梨进贡或贸易引发的惨痛事件。清代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记载，康熙三十八年，“琼州文武官属，役黎采香藤、花梨，”因索要无度，激起黎族人民变乱，“黎人王振邦倡乱，宰牛传箭，杀官吏。” 时间推移至近现代，黄花梨树木再次遭遇了惨痛的经历，尤其是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在“大跃进”洪流的夹裹下，黄花梨木材因其燃烧时间长、火力旺盛等原因，成为了大炼钢铁的首选之材，陷入了一场“无知的屠杀式砍伐”。直到上世纪80年代，黄花梨才再次以“珍木”的身份进入大众视野。从80年代晚期开始，国家逐步重视对黄花梨的保护。 反思围绕着“珍木”黄花梨的种种过往，在惊叹黄花梨制器精美之余，让人不禁多了一丝感叹和哀伤。 家具史：美哉文心 国人惯因地取材制作家具，因此，山西多榆木家具，苏浙多榉木家具。海南一地，盛产黄花梨，黎族人便以此为材，制作各种日常器用，其中便包含了家具。但这种家具与为后世称道的黄花梨家具存在风格与工艺的明显不同。有人亦将海南当地制作黄花梨家具的工艺称为“海南工”，即椅子座面的边抹不用传统的格角榫45度对接，而是用抹头压住大边90度对接，据张志扬在《国宝花梨》中介绍，此种做法仅出现在海南的椅具制作中。不仅如此，这种家具与明清黄花梨家具从风格上看也是迥异的，在2011年“物得其宜·黄花梨家具展”上，有一件黎族人用的黄花梨凉床，用材厚重，整体造型充满东南亚风情。 虽黎族人从很早之前便已使用黄花梨制作家具，但真正为世人知晓的黄花梨家具，其流行年代并不早于明代中期，即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记载：“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 上文提到，黄花梨作为“珍木”是从唐朝开始的，然而，为何至明朝黄花梨家具方才修成正果？原因无外以下几点： 首先，与古典家具发展演变的历史密不可分。众所周知，从宋代开始，国人才最终确立了垂足而坐的起居习惯，庄裕在《鸡肋编》中描述宋代坐卧方式时言：“古人坐席，故以伸足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为礼，盖相反矣。盖在唐朝，犹未若此。”正是由于高型家具在宋朝逐渐成型，为日后的黄花梨家具奠定了基本形制，终使其在明朝步入了艺术的巅峰期。 其次，新工具的出现。在黄花梨等硬木家具流行之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漆木家具，然而随着平木工具刨子的出现，这种局面得到了突破，使得硬木家具的制作成为可能。史料中关于刨子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出现于明朝，《天工开物》载：“凡刨，磨砺嵌钢寸铁，露刃秒忽，斜出木口之面，所以平木。古名曰准。”正是这种可以刮平硬木木材表面的利器，方才能打磨出一件件光素喜人的黄花梨家具。 最后，受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影响。明朝中晚期，经济的发达、手工业的繁盛与政治的黑暗相伴而生，许多原本抱有政治理想的文人，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寄情山水、游园赏月，在江南，富裕的文人和商贾大兴土木，建造了众多风景秀美的私家园林，家具作为其中的重要摆设，被追求闲情雅致的文人赋予了玄妙的精神内核，他们甚至亲自参与家具设计，由此诞生了一批极富文人雅趣的黄花梨家具，并影响了整个明式家具的审美取向。 明文震亨在《长物志》中云：“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可见，若要寻得“高雅绝俗之趣”，非“一几一榻”不能为之，由此便可窥见明代文人对家具一物的重视了。同时，由于江南文人的积极倡导，以黄花梨家具为代表的素面硬木家具迅速在全国风靡起来。 从黎人家用，到文人妙用，黄花梨家具在文心涤荡中，渐成为明朝文人士大夫哲学思想的载体，获得了全新的美学及文化高度。作为明代文人精神世界的物化表现之一，此时的黄花梨家具包含了诸如“有与无”、“天人合一”、“君子不器”等生命价值观。当文化精神与美学艺术相融共生，黄花梨家具终成就了一段美学史上的佳话。 收藏史：叹哉文物 今日，明清黄花梨家具已成为西方各大博物馆竞相收藏的艺术品，在国际、国内的大型拍卖会上也斩获颇丰，然而，作为“实用器”，黄花梨家具与古画、陶瓷收藏有所不同，马未都曾说：“收藏家具有一个麻烦，特费地儿，需要场地搁它。那时候大家都住不宽敞，家具抱回来得有地方供它……所以一开始收家具不很多，纯粹是为了实用。我结婚那会儿家里全是老家具。既可用，又可欣赏，这是收藏家具的好处。”而在家具收藏之中，胡德生认为“要收藏（中国古代家具），黄花梨和紫檀是首选，它们包含的文化含量十分丰富。”两位专家以简要的语言，概述出了黄花梨家具收藏的价值和意义。 而黄花梨家具收藏究竟始于何时？又是如何成为风靡全球的艺术藏品呢？ 1944年6月，古斯塔夫·艾克在《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廿（二十）年前，当我在福建旅行时，第一次发现了中国细木工家具之美。这些家具在西方极少为人知晓。多年后，我再次遇到了那时结识的一位朋友，邓以蛰教授。他不追随时尚，却在北京家中陈设明式黄花梨家具。这是我对这个题目重感兴趣的开端。”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问题，其一，当时中国硬木家具在西方是极为少见的；其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有着对明式黄花梨家具的长期喜爱与使用习惯。
于此，亦可看出中国文人收藏黄花梨家具的历史颇为悠久，然而，这种收藏行为，与正统的艺术品收藏有所不同，这里暂且将其定义为“以实用审美为主导的无意识收藏行为”。在古代农耕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通常世代定居于一处，见证了几代人成长的老屋里难免有一些传代家具。特别是那些以文人、贵胄为主导兴建的园林建筑，其中不乏精美的黄花梨家具。这些拥有文化和美学价值的家具，在经历时间的磨砺后，最终实现了藏品的基本属性，成为了真正意义的收藏之物。然而，这种收藏大多是无意识的，是一种家族历史和审美习惯的承递。 相对这种无意识的收藏行为，有意甚至刻意收藏黄花梨家具的风气却始于外国人，他们之中有的人不仅收藏中国家具，更研究中国家具，如古斯塔夫·艾克著有《花梨家具图考》（1944年）、安思远著有《中国古代家具》（1971年），正是他们对黄花梨家具的收藏和研究行为，为全球黄花梨家具收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著名的中国文化史专家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她撰写的《剑桥插图中国史》里，对一把明代官帽椅有这样一段描述：“明代制作的硬木家具之典雅，至今未有超越者。这把‘官’椅的构造是由纤细、微曲的黄花梨木组合而成的，这种木纹漂亮的硬木主要产于位于热带的广东以南的海南岛。”足见外国人对明式黄花梨家具的推崇。 一方面是对黄花梨家具美学价值的崇尚，一方面是掠夺性收购黄花梨家具。在一次次战火洗涤和经济动荡中，大量优秀的明清黄花梨家具流向了国外。如今我们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费城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中都能见其身影，精品黄花梨家具的大量流失让国内古典家具藏家扼腕痛惜。
在外国人大量购藏黄花梨家具的同时，有眼光的中国藏家和文化人士也在进行保护性的购藏，朱家溍的父亲朱翼庵先生就是其中的典范。朱翼庵先生倾其所能，先后收藏明清家具近百件，并将70余件明清家具捐献给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中国几家博物馆。 待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与《明式家具研究》等著作的出版，国内掀起了一股狂热的黄花梨家具收藏潮，并延续至今。 总的来看，关于黄花梨家具收藏，可分为三个层面：古之藏者，以为文美；外国之藏，以为奇美；今之藏者，以为贵美。然而，无论何种缘由，“美”永远是占据黄花梨家具收藏首位的，通观国内外诸多大藏家都非以黄花梨木材昂贵为重点，这一点在今日热闹的黄花梨家具收藏市场中尤需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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