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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是写出来的，是学问养出来的。”于是那个门很沉重地关上了，一声特别的响，感觉像大提琴的第四弦忽然断了一样。 竖看历史，横看世界 文 | 柯文辉、赵学文、张勇耀、温颜 来源 | 《名作欣赏（上旬刊）》别册（2016年3期）
张勇耀：您的涉猎非常广泛，不但写传记，还写散文诗、剧本和戏剧研究，您是怎么走上文学的路的呢？ 柯文辉：我本来学的是历史和哲学，后来鬼使神差吃了这碗饭。从我自己来讲，我很愿意做在中国没有什么出路的文学。我从小很爱看戏，写过京戏，也写过昆曲。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时候是做戏剧的研究，但是我的同事没有人知道我写剧本，剧本发表后都石沉大海，当然读剧本的人也少。 散文诗也是文学中的边缘性文体，也没有多少人关心，因为任何东西一旦流于粉饰的时候，就没有生命，这个也很公平。当年那些写散文诗的人，活下来的如今也太老了。
温颜：您对当前到处都是”书法家”的现象怎么看？ 柯文辉：我想没有人不想写好字，但很少人可以写好，特别是现在，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数量之多是历史上空前，质量之差也是历史上空前。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元气得不到恢复，书法就永远不会有大师。因为媒体太夸大，而夸大到极点就异化了，结果出来的全是名人，却没有名书法作品。如今有书法官员、有书法活动家——当然如果没有书法活动家的话，热闹不起来。但是光热闹永远出不了真正的书法家。所以书法的处境很严峻，我很担心。
赵学文：从今年开始，书法进入小学的课堂。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柯文辉：我认为，补课比不补好。但是补课的根本不是书法本身，那是治标的办法。治本必须要让大家积极的、有分辨力的继承我们自己的遗产。比如说：西方的绘画它是科学的、严谨的，中国的绘画则不是，是意象的、哲学的，追求的是传神写照，它有寄托、技艺。所以中国古代的画家，画有三种：一个是文人画，一个是（宫廷专职画家）专家画，一个是民间画，这三个行当里，也是互相川流不息的变化。 现在美院办的民间艺术系，我当时曾经笑说：“难道可以用生孩子的方式来培养处女么？”当时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民间艺术家不是大学培养的，大学也培养不出来，因为民间艺术的土壤不在这里。我们这个民族缺乏一种反省的精神、一种忏悔的精神、一种感恩的精神。我们从来没有感谢过这一方土地，也从来不感谢自己的衣食父母（农民），我们纪念这个伟大、那个伟大，但是战争中死了的那些人，默默无闻的就死了，生命的消逝引不起人的痛苦，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是这样的。
张勇耀：您能谈一谈读书跟书法之间的关系吗？ 柯文辉：有一篇文章叫《林散之印象》，写到过一件事。我去告别林散之先生，跟他说今年不能陪他老人家过年了，他就送我走。我出门以后，突然他说：“你回来。”我说：“老爷子还有什么教诲么？”他说：“我写字写了八十多年，想告诉你，现在才懂得一个道理，一个被人忘记的最简单的道理。”“什么道理？”“字不是写出来的，是学问养出来的。”于是那个门很沉重地关上了，一声特别的响，感觉像大提琴的第四弦忽然断了一样。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我就去看他，他说：“写字太难，现在大家对我评价太高，人死后一百年，官也好，其他条件也好，媒体也好，都不起作用，那个时候的评价才是真的。”这是林散之先生讲的。他还说：“字可以写得差，但不能写得俗。”这句话我当时听着也不懂，居然不自量力地说：“老师啊，您的这句话我不完全同意。您说胡适总有点学问吧？郑振铎总有点学问吧？怎么他的字写的很差呢？”他回答了一句：“差是差，但是他的字不俗。”我感觉老爷子在我头上敲了一棍子。我不敢乱发评论。
张勇耀：没有文化的滋养，自己的那种性情就呈现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写字，还是带有很强烈的一种技艺的性质，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柯文辉：技术是人体，艺术是他的呼吸，人生大道是他的思维。一个人刚死，他身上什么器官都不缺，但是他不能呼吸。所以技术是为艺术服务的，艺术表现的是人生的大道，也就是道家所说的大自然和人生的规律。不钻研技术，艺术做不好，光有技术，那只是个匠人，不能成为艺术家。所以说真正的艺术家文化修养和技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中国到底要养活多少艺术家？我认为艺术家分三类：第一类是在艺术上有成就的专家，这是大家尊敬的，没话说；第二，是像我一样，属于一种职业，混饭吃的；第三种人呢，一辈子不懂艺术，但是他辛辛苦苦出入名人的圈子，到处讲话，到处作报告，同时非常会整人，这种人的出现是世界上对艺术的一种异化。他一生辛辛苦苦，忙的让别人搞不成艺术。
温颜：柯老，您怎么理解好的作品，您衡量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柯文辉：好作品大概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一见钟情终生不忘的好，越看越有味道。什么是好诗？好诗就是一看就懂，百读不厌，这两个看似矛盾，其实是统一的。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把握诗的艺境。艺境两个字，“艺：其实就是诗艺，是立体的、可看的、可赏的、可居的那种意象笼罩的美。“境”，你的学历越大，你的学问越广，那个“境”就越大。 画家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需要很高的表现能力。诗歌这个东西，给人的美育跟书法绘画一样，其实中国古代专业靠作诗吃饭的人也是极少数的。所以首先要懂得，中国文人画是“人文精神”，并不是说有多高的技术。作品中这个“好”，我想它是不是能引起人一种健康向上的美感。 另外一种作品，一出现就挨骂，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批评家的解说，终于被大家又认可了，当然认可的过程会有反复，但没有超出好以外的反复，只是好的品位不一样。经过争论，然后达于统一。莫奈画的《草堆》，那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不同感受画出来的。他虽然同样画一个草堆，但他并不重复。所以画家画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怎样画，就是他的线条里面有没有情感的密码，这个对画家是莫大的考验。如果他没有情感的密码，无法传达给后代。一味重复古人，重复别人的东西，吃别人嚼过的馍，那他就不是一个艺术家，而是印刷机。我提倡线条里面要有电波，也就是画家情绪化的想象。这个说明什么，艺术可贵的是独创，也就是原创的精神。但是原创不是凭空的，而是站在整个民族文化积累的制高点上，他才能超越古人。我们不要轻易对于古人、前人、洋人做出各种结论，我们不苟同。 还有一种，是非艺术力量的干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我相信，真经不怕火炼。
赵学文：非常感谢柯老，今天的谈话很受启发，给我们上了精彩一课，也希望更多的人能认识到您所说的这几点。谢谢您！ 作者简介：柯文辉，当代著名书画评论家、鉴赏家、美术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当代国画大师刘海粟秘书十年，其间与刘海粟、林散之、李可染、钱君陶等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90年代在中国话剧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1993年起享受突出贡献政府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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