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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坛 按 2016年5月28、29日，由浙江大学哲学系、《哲学分析》编辑部与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生活哲学与现代人类生存”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哲学分析》论坛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顺利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华侨大学等单位的八十余名学者参加了为期一天半的会议和讨论。群贤毕至，嘉朋满座，思想碰撞，火花激扬，会后浙大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与浙大休闲原创公众号特整理各位专家学者会上的精彩发言，以飨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  哲学家和哲学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 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首先我感谢庞学铨教授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给了我这个学习机会，学到不少东西，例如，靳希平教授旁征博引，考证了希腊词schole一词的内涵。这个词的本义是闲暇，从这个意思发展出学术研究，他引用亚里士多德说，奴隶是没有闲暇的，当然，奴隶也做不了学术。学术和闲暇之间有联系，不仅亚里士多德早就说明，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也想得到。这就让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来参加这场学术会议——日复一日，在外面追名逐利，在家里带孩子，忙得晕头转向，显而易见是个生活的奴隶。从这里再推开一步想，难免想到生活与学术的一般关系，合上了生活哲学的主题，下面说的，用大词儿来说，就叫它“哲学家和哲学”。 古时候，philosophia这个概念包括所有系统的学问，不过，那时候所谓学问，跟做学问的人是连在一起的，不妨说，哲学不仅是学问，而且跟哲学家的心性连在一起。就此而言，哲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我提升或自我转变的方式。比如，皮浪主张怀疑主义，那是一种不动心的怀疑主义，他自己就以这种不动心的怀疑主义方式生活。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后世哲人也常说到，无须一一列举。中国古人的想法也差不多，孔子甚至说，行有余力才去做学问。古人也把这样的做学问叫做为己之学。孔子、墨子、庄子，各有各的哲学思想，各有各的治学方式，他们的学问显然跟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连在一起，我们没法把孔子的主张跟他这个人分开，没法把庄子的文章和他这个人分开，很难想象庄子这个人写出的文章会像孟子那样，或像荀子那样。那么，像我这样心性平庸的人站在讲台上讲哲学，道德水准不怎么很高的人讲道德哲学，会不会有点儿像那些贪官在大会小会上讲反腐倡廉呀？ 显然，我们不能简单拿古人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哲学和哲学教师。那么，我们跟古人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还有没有可能继承古人的某个方面？ 我们跟古人在很多方面不一样，这里只讲讲两三个方面，跟今天话题格外相关的两三个方面。 1.古人一贯区分the few and the many，区分上人下人上智下愚，那些著书立说教给我们道德文章的，是上智，他们是从the few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和社会生活的。依照古人的区分标准，我们这些人，大概都属于the many。所以，我们若还从the few的视角来谈论社会生活，会显得蛮奇怪的。当然，有些论者还把自己想象成the few里的人物，有些中国斯特劳斯派好像就是这样，但我一看，论出身、品性、学识，他跟我差不多，也是the many里的一个。结果，他自上而下地来教导我，就显得蛮奇怪的。 2.我们会说，古人的学问是为己之学，但古人的这个“己”，跟我们所理解的“自我”有很大区别。粗说，古人所说的个人不是由个人隐私构成的那个个人。我们不能想象孔子“己”是由他的个人欲望、个人利益构成的。 孔子的“个人”生活理想跟他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很难分开，所谓“成己”本身也主要是从社会意义上来讲的，成己与成物相连，是内外之道相合的一个面相。这一部分是由于古人的公私之分跟今人的公私之分不同，我们今天会把恋爱结婚这些事都视作个人的事儿，在古代，这些事是典型的社会生活。而且，古人的“公共生活”离日常生活不那么远。这里还要考虑到上一条：古人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眼里看到的只是the few，那些起引领作用的人物，他们的自我是什么样子的，天然就有社会意义。（古人也关心the many，那是从怎么照顾好民众着眼的，有点儿像今天的动物福利主义者关心动物。至于“动物权利”这样的提法，我觉得有点儿忽悠。）今天我们讲到己或者自我，背景大不相同，在我们这个平民化时代，the many也有自我，每个人都有个自我。我是个什么样的自我，差不多只是我个人的事情，跟社会没什么关系，除非这个自我老去违禁犯法。
古今差异很大，还可以说很多，但这三点也够了，够我们反思我们今天该怎么考虑哲学工作者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条件下，我们哲学从业者可以设想各式各样的因应办法，这里也只说两三种。 1.把哲学家跟哲学分开来，把哲学当做生物化学来做，研究者自己的心性跟他的研究对象完全隔离开来。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哲学本来是含有心性的，甚至那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把哲学当做生化学来做，那我们做的还是哲学吗？当然，这样做也不曾把哲学变成科学，生物化学有检验其真理性的客观标准，哲学却没有，一旦把哲学探索的课题跟探索者完全隔离开来，哲学就变成了智力游戏。 2.坚持哲学是为己之学，通过哲学研究来培养个人的性情。培养个人性情，哲学有没有帮助，我说不好，一方面，不学哲学，去修佛，去做瑜伽，大概都有帮助，不学哲学的朋友有不少比我这样的哲学教师性情高洁；另一方面，学哲学学傻了的，学坏了的，也不少。我前面说，古人所谓成己跟今天我们所说的修养个人的性情并不完全一样，这是要点。 3.第三种因应之道是：我们虽然不可能完全像古人那样对待哲学和哲学生的关系，但仍然尽量保留哲学探究的心性维度。我刚才说，在古代，学问系统跟个人连在一起，一个特殊的学问系统跟一个特殊的个人连在一起，我们今天无法再这样看待学问了。一方面，古代哲人是the few，一个民族，即使在思想学问的全盛期，也就那么几个人称得上哲人，今天咱们有成千上万哲学工作者，the many，far more than many。今天这个平民化时代，我们这些the many也各个都可以鼓舞自己去创制一个特有的系统，但结果无非是，像昆德拉说的那样，人人都是作者，只是找不到读者。另一方面，学问变得浩如烟海，没有哪个个人能掌握其万一。那我们还能坚持学人与学问之间的联系吗？我觉得能。那就是，从自己心性深处的困惑出发去思考，通过这种思考，把自己的困惑与人类既有的学问联系起来。不可能跟全体学问连起来，“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这个要求太高了，但可以多连一点儿，连得越广泛越好，越远越好。可以一直连到政治理论、人工智能，但无论连得多远，都要能够连回到生活中的原始困惑。政治理论要能够跟当前的政治生活相联系，人工智能要能够跟我们关于感受、意识、爱恨、反思这些日常发生的困惑相联系。 这是我个人比较赞同的因应之道。持这样的态度，大概会引向一些结论。我也只说说两三个可能的结论， 1.一个结论是，哲学不是宣教式的，不是上智向下愚宣教。我们之所求，首先不是让别人明白，而是求自己明白。我也知道，有好多好多人懒得思考，或者，工作太忙，没有闲暇思考，他们等着有人来宣教。的确有这样的社会需求，不过，在这一点上，哲学与宗教有别，哲学不是宣教，更多是对话式的。何须自上而下教导众生，何须道场热闹，二三子，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就蛮好。 2.另一个结论是，哲学不从事普适理论。哲学思考始终含有个人困惑、个人的心性，人的心性本来不同，只要你没有完全清除心性因素，你就不可能建立起对人人都有效的理论。在这一点上，哲学不同于科学。 3.由于哲学事关学问，它就要求有点儿智商，但它不是智力游戏，它要能够通达我们深心中的感受。当代学院哲学很大一部分很像智力游戏，只不过跟科学研究相比，智性含量不算太高。哲学论文写得起承转合中规中矩，就是不知道what the point is。好在现在的哲学从业者是the many，成千上万，学术刊物也成百上千，只要我挤进了学院哲学俱乐部，哪怕我没有point，哪怕大多数所谓学术刊物并无读者，我仍然有希望能找到个地方把文章发出来。 我有个比喻，听过的人说挺有意思，我在这里说给大家。本来，学问里含着心性，各门学问在很大程度上依它们与心性怎样联系组织起来。后来兴起了近代科学，它另有一种组织知识的框架。科学把它能够组织的知识安排得井井有条，这种严密组织的代价是把熵输出到科学知识体系之外，结果，科学这个大知识体之外的所有知识学问陷入一片混乱，有人甚至认为，科学之外没有知识、学问、道理，剩下的只是一些零七八碎的主观体验。我不能同意那样的图景，好像要么是普适理论，要么是零星感想。两者之间有一个广大的领域。哲学不是捡破烂的，把科学不愿做的不能做的事情捡到废品收购站，哲学仍然是贯通之学，它借助反思组织我们的经验世界，这包括摆正科学的位置。这听起来有点儿是要从头收拾旧河山了，但事情好像就是这样。就哲学不离心性而言，人各有心性，哲学思考总是孤独的，就哲学是贯通之学而言，高山流水，自有知音。 杂七杂八讲了些，感谢诸位的耐心。 （本文稿由发言人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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