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找寻夏都

    考古学发展至今日，其清晰的地层关系和经校正的碳14测年数据，已将文献中的夏王朝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王湾三期文化的登封王城岗遗址，被学者认为是夏早年的“禹都阳城”，因此主张将王湾三期文化纳入夏文化的范畴，作为夏文化的早期阶段。但也有学者从年代、地望和规模三方面判断此说难以成立。但不管怎样，夏王朝已经被我们抓住了尾巴。

    晋南豫西是文献所指夏文化分布的范围。二里头文化就分布于这个范围内，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山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出土了大量陶器和部分青铜器。青铜器种类不仅包括箭头、戈等兵器，更出现了爵斝酒器组合和鼎、盉、铃等铜礼器，也发现用绿松石装饰的精美器物。

    夏代铜器的形制普遍受陶器形制或多或少的影响；器壁普遍较薄，口沿部分加厚；初步形成以酒器为主的组合；表面出现了最早最原始的纹饰。

    只有遗址在年代上与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年、夏人活动区域大致相合，产生对立阶级并进入国家阶段，且文化面貌区别于原始社会晚期与早商文化，拥有自身特点，才可以断为是夏代文化遗迹。

    二里头文化根据地层出土典型器物的区别，被分为四期，其中三四期发现青铜器遗存。先选取经科学发掘和征集拣选的这时期之精品介绍给大家：

 

       左：种器物的形制源自陶器形式，没有双柱，比较原始，是最早的铅锡青铜器之一。在二里头遗址没有出土陶器供参考之前，一直被古董商认为是汉代私营作坊产品。狭窄的流，尖折的鋬，鋬上有两长孔，微微外撇的三扁平锥足，收束的矮腰，平底。二里头文化三期的爵没有双柱，四期一般配有三棱形双柱，此爵应属于二里头三期。

       右：二里头M9:2，较左器形制成熟，流更为狭长，流口设双柱。关于双柱作用，有人为是提醒饮酒者注意仪态，有人认为是作为装饰物，有人认为是悬挂滤酒渣的过滤网之用。关于爵的功用，仍有可讨论空间。

 

      

    左：素面斝。斝是祼酒器，用于将酒倾洒到茅草上进行祭祀。爵和斝是二里头文化最主要的酒器，此外还发现了数量很少的封口顶流式盉，这样就构成了所谓夏代酒器组合。从整体观察，二里头时期的斝，器鼓腹部分似乎归属于三足部分，而商代早期斝的姑父已经与器体浑然一体。三个锥形足与器腹相通，这是由于那时期铸造技术还没有解决内范悬空的能力，其实是一种缺陷，但也成为育成期铜器特点之一。器体与鋬投影位置总是有两道范线，这也是铸造时候留下的痕迹。在口沿部分设置一对柱，柱为三棱形，整体似钉。内口沿有一圈范线，口沿也经过加厚。其鼓腹部位出现圆突的圆形装饰，这是火纹的滥觞。

    右：夏代晚期青铜器中仅1987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鼎，二里头鼎敛口，平底，口沿上立两小圆耳，三锥足与器体相通，器腹上饰阳纹网格纹。二里头鼎网格纹并不流畅，显得生涩。二里头鼎在三足与器腹连接之处处理得都比较僵硬。三足之上可以看到明显的范铸痕迹。鼎的口沿部分似乎都有两层，也是制作陶范时候的缺陷。一耳与一足处于同一垂线上，使得鼎在整体上有不平衡之感。这些都是育成期铜器特点。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在龙的腰部有一单翼铜铃，铃口内有玉质舌。夏代晚期铜铃至今已发现数例，都有单翼，是这一时期的特点。龙形器出土时仅有松石，据推测其红色漆木质龙骨已经腐朽，关于这一现象的理解尚不统一。

 

       

    二里头文化发现不少用绿松石装饰的兽面纹铜牌，但经科学考古发现的只有3件，其中以左面一件构图最为饱满精美。左二为透空牌饰，绿松石镶嵌在铜框之内，至今没有脱落。左三为伦敦一家拍卖行所见，国外还收藏有十数件二里头文化铜牌饰。铜牌饰四角有孔，背部往往有丝织物残留痕迹，出土时均位于墓主胸口左侧，应是较为珍贵的装饰品。另外，铜铃也常出土于墓主腰部，个中是否有联系，尚待研究。最右一件，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心区域，形制更为狭长，形象更为抽象，显然是模仿二里头文化的产物。

 

 
    左器从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而出，三足残缺，根据痕迹想象复原。与一般铜爵不同，此器一侧斜置一流，流上有两个曲尺形装饰物，没有一般的狭流，敞口，两端呈翼形，靠近管流一侧略高。口沿略厚，防止使用时破裂。萌生期铜器器壁普遍较薄，这样可以节省贵重的青铜原料。 此器鋬特大，平底，设置了有一排圆孔的假腹。腹上饰有弦纹和乳钉纹，这时期的乳钉纹很特殊，为实心，区别于后期与此相似的空心连珠纹，应该加以注意。管流口部水平线低于器口，这样液体会自主溢出。从痕迹来看，管流前端断缺。可知管流应该比目前状况更长。1965年公布的一件二里头遗址出土管流陶爵与此器相同，现藏洛阳市博物馆
    右图是1980年河南洛宁出土的管流爵，与此器相比，没有设假腹，设三锥足，足与器体连接处有突出铜块。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可以作为左器复原参考。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一件兽面纹单柱管流爵，管流设置在流口部，前端也有所残缺，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可知管流铜爵并非孤例。管流爵并不用于吮吸饮酒，应用于灌酒或倒酒之功用，这给早期爵的用途研究提供宝贵资料。从此器管流观察来看，可以看到范线，证明采用分范铸造法，已经比较先进。 关于此器的定名，也有爵角之争议。

     

       

    左面两图是1975年二里头遗址M4发现的一件铜圆形器，表面丝织物痕迹较厚，不忍清理，遂进行X光拍摄，发现锈层下有两圈绿松石镶嵌的十字纹。这种纹饰也见于上海博物馆所藏一件原定为商代晚期的大钺（右图）。这件器物早年被认为是商代晚期之物，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圆形铜器，上面留有较厚的织物痕迹，经过对其X光摄影，可观察到铜器上用绿松石镶嵌了十字纹，其排列方式与此器纹饰一致。由此，将这件器物的年代提前到夏代晚期，这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二里头遗址出土了3件用绿松石镶嵌装饰的铜牌饰，打磨非常精细，颜色较为统一，显然经过精心筛选。在粘贴时很可能采用动物胶，比较牢固，几千年来只有很少一部分脱落。透过脱落的部分可以观察到，松石片非常薄，这要花费很大功夫才可以做到。绿松石装饰工艺一直沿用整个青铜时代，常见于形制较小或者礼仪用器之上，是异常精美的装饰。
　　这件大钺援部接近正方形，有别于上下援部曲弧的形式。这样的大钺仅发现数例，均出自等级较高的遗存里，如湖北盘龙城商代中期的龙纹钺；安阳殷墟M5出土两例妇好钺；山东青州苏埠屯大墓出土两件透雕人面钺，其中一例有亚酗铭文；江西新干大洋洲也发现两例透雕云纹大钺。我们可以发现，大钺的文化属性非常复杂，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器刃部没有开锋，镶嵌有精美的纹饰，重量达5、16公斤，这些都说明这是一件礼仪用器，是王的权力象征，并不是实用器。早期同期铭文中，王字的最后一横就是钺刃部的弯弧形状，这也体现了大钺的王权象征。此器中央设置一圆孔，这样的圆孔发现于商代中期的长江江流域，以盘龙城遗址器物为代表，这也说明这件器物文化祖属的复杂。圆孔周围用绿松石镶嵌两周弦纹，弦纹中间饰以两周十字纹，外圈12个十字纹，内圈6个十字纹，这样的数字组合似乎有深意。近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太阳火焰有12条，而飞鸟有四只，这样也死后有所指代。
　  大钺作为礼仪用器，仪仗用器，应该用柲穿束立起。柲是弹性较好的木柄，表面涂以天然漆，在湖北一带的东周墓葬中有的保存至今。柲的长度一般比较长，“戟，车戟也，长丈六尺。”按汉尺换算，长度为3、69米。从东周铜壶上水陆攻战画像上来看，柲确实很长。靠近内部之处设有两个长方形孔，用以栓系皮条，来捆绑长柲。如此重量的大钺想必其柲也是很粗大的。经科学检测，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含铅量都比较高，这件器物的含铅量也高于一般大钺，这也可以作为断代依据之一。  此器表面有绿锈，配以颜色鲜艳的绿松石，美观异常。是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第一个中心展柜陈列之物，非常著名。    考古学发展至今日，其清晰的地层关系和经校正的碳14测年数据，已将文献中的夏王朝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王湾三期文化的登封王城岗遗址，被学者认为是夏早年的“禹都阳城”，因此主张将王湾三期文化纳入夏文化的范畴，作为夏文化的早期阶段。但也有学者从年代、地望和规模三方面判断此说难以成立。但不管怎样，夏王朝已经被我们抓住了尾巴。

    晋南豫西是文献所指夏文化分布的范围。二里头文化就分布于这个范围内，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山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出土了大量陶器和部分青铜器。青铜器种类不仅包括箭头、戈等兵器，更出现了爵斝酒器组合和鼎、盉、铃等铜礼器，也发现用绿松石装饰的精美器物。

    夏代铜器的形制普遍受陶器形制或多或少的影响；器壁普遍较薄，口沿部分加厚；初步形成以酒器为主的组合；表面出现了最早最原始的纹饰。

    只有遗址在年代上与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年、夏人活动区域大致相合，产生对立阶级并进入国家阶段，且文化面貌区别于原始社会晚期与早商文化，拥有自身特点，才可以断为是夏代文化遗迹。

    二里头文化根据地层出土典型器物的区别，被分为四期，其中三四期发现青铜器遗存。先选取经科学发掘和征集拣选的这时期之精品介绍给大家：

 

       左：种器物的形制源自陶器形式，没有双柱，比较原始，是最早的铅锡青铜器之一。在二里头遗址没有出土陶器供参考之前，一直被古董商认为是汉代私营作坊产品。狭窄的流，尖折的鋬，鋬上有两长孔，微微外撇的三扁平锥足，收束的矮腰，平底。二里头文化三期的爵没有双柱，四期一般配有三棱形双柱，此爵应属于二里头三期。

       右：二里头M9:2，较左器形制成熟，流更为狭长，流口设双柱。关于双柱作用，有人为是提醒饮酒者注意仪态，有人认为是作为装饰物，有人认为是悬挂滤酒渣的过滤网之用。关于爵的功用，仍有可讨论空间。

 

      

    左：素面斝。斝是祼酒器，用于将酒倾洒到茅草上进行祭祀。爵和斝是二里头文化最主要的酒器，此外还发现了数量很少的封口顶流式盉，这样就构成了所谓夏代酒器组合。从整体观察，二里头时期的斝，器鼓腹部分似乎归属于三足部分，而商代早期斝的姑父已经与器体浑然一体。三个锥形足与器腹相通，这是由于那时期铸造技术还没有解决内范悬空的能力，其实是一种缺陷，但也成为育成期铜器特点之一。器体与鋬投影位置总是有两道范线，这也是铸造时候留下的痕迹。在口沿部分设置一对柱，柱为三棱形，整体似钉。内口沿有一圈范线，口沿也经过加厚。其鼓腹部位出现圆突的圆形装饰，这是火纹的滥觞。

    右：夏代晚期青铜器中仅1987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鼎，二里头鼎敛口，平底，口沿上立两小圆耳，三锥足与器体相通，器腹上饰阳纹网格纹。二里头鼎网格纹并不流畅，显得生涩。二里头鼎在三足与器腹连接之处处理得都比较僵硬。三足之上可以看到明显的范铸痕迹。鼎的口沿部分似乎都有两层，也是制作陶范时候的缺陷。一耳与一足处于同一垂线上，使得鼎在整体上有不平衡之感。这些都是育成期铜器特点。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在龙的腰部有一单翼铜铃，铃口内有玉质舌。夏代晚期铜铃至今已发现数例，都有单翼，是这一时期的特点。龙形器出土时仅有松石，据推测其红色漆木质龙骨已经腐朽，关于这一现象的理解尚不统一。

 

       

    二里头文化发现不少用绿松石装饰的兽面纹铜牌，但经科学考古发现的只有3件，其中以左面一件构图最为饱满精美。左二为透空牌饰，绿松石镶嵌在铜框之内，至今没有脱落。左三为伦敦一家拍卖行所见，国外还收藏有十数件二里头文化铜牌饰。铜牌饰四角有孔，背部往往有丝织物残留痕迹，出土时均位于墓主胸口左侧，应是较为珍贵的装饰品。另外，铜铃也常出土于墓主腰部，个中是否有联系，尚待研究。最右一件，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心区域，形制更为狭长，形象更为抽象，显然是模仿二里头文化的产物。

 

 
    左器从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而出，三足残缺，根据痕迹想象复原。与一般铜爵不同，此器一侧斜置一流，流上有两个曲尺形装饰物，没有一般的狭流，敞口，两端呈翼形，靠近管流一侧略高。口沿略厚，防止使用时破裂。萌生期铜器器壁普遍较薄，这样可以节省贵重的青铜原料。 此器鋬特大，平底，设置了有一排圆孔的假腹。腹上饰有弦纹和乳钉纹，这时期的乳钉纹很特殊，为实心，区别于后期与此相似的空心连珠纹，应该加以注意。管流口部水平线低于器口，这样液体会自主溢出。从痕迹来看，管流前端断缺。可知管流应该比目前状况更长。1965年公布的一件二里头遗址出土管流陶爵与此器相同，现藏洛阳市博物馆
    右图是1980年河南洛宁出土的管流爵，与此器相比，没有设假腹，设三锥足，足与器体连接处有突出铜块。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可以作为左器复原参考。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一件兽面纹单柱管流爵，管流设置在流口部，前端也有所残缺，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可知管流铜爵并非孤例。管流爵并不用于吮吸饮酒，应用于灌酒或倒酒之功用，这给早期爵的用途研究提供宝贵资料。从此器管流观察来看，可以看到范线，证明采用分范铸造法，已经比较先进。 关于此器的定名，也有爵角之争议。

     

       

    左面两图是1975年二里头遗址M4发现的一件铜圆形器，表面丝织物痕迹较厚，不忍清理，遂进行X光拍摄，发现锈层下有两圈绿松石镶嵌的十字纹。这种纹饰也见于上海博物馆所藏一件原定为商代晚期的大钺（右图）。这件器物早年被认为是商代晚期之物，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圆形铜器，上面留有较厚的织物痕迹，经过对其X光摄影，可观察到铜器上用绿松石镶嵌了十字纹，其排列方式与此器纹饰一致。由此，将这件器物的年代提前到夏代晚期，这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二里头遗址出土了3件用绿松石镶嵌装饰的铜牌饰，打磨非常精细，颜色较为统一，显然经过精心筛选。在粘贴时很可能采用动物胶，比较牢固，几千年来只有很少一部分脱落。透过脱落的部分可以观察到，松石片非常薄，这要花费很大功夫才可以做到。绿松石装饰工艺一直沿用整个青铜时代，常见于形制较小或者礼仪用器之上，是异常精美的装饰。
　　这件大钺援部接近正方形，有别于上下援部曲弧的形式。这样的大钺仅发现数例，均出自等级较高的遗存里，如湖北盘龙城商代中期的龙纹钺；安阳殷墟M5出土两例妇好钺；山东青州苏埠屯大墓出土两件透雕人面钺，其中一例有亚酗铭文；江西新干大洋洲也发现两例透雕云纹大钺。我们可以发现，大钺的文化属性非常复杂，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器刃部没有开锋，镶嵌有精美的纹饰，重量达5、16公斤，这些都说明这是一件礼仪用器，是王的权力象征，并不是实用器。早期同期铭文中，王字的最后一横就是钺刃部的弯弧形状，这也体现了大钺的王权象征。此器中央设置一圆孔，这样的圆孔发现于商代中期的长江江流域，以盘龙城遗址器物为代表，这也说明这件器物文化祖属的复杂。圆孔周围用绿松石镶嵌两周弦纹，弦纹中间饰以两周十字纹，外圈12个十字纹，内圈6个十字纹，这样的数字组合似乎有深意。近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太阳火焰有12条，而飞鸟有四只，这样也死后有所指代。
　  大钺作为礼仪用器，仪仗用器，应该用柲穿束立起。柲是弹性较好的木柄，表面涂以天然漆，在湖北一带的东周墓葬中有的保存至今。柲的长度一般比较长，“戟，车戟也，长丈六尺。”按汉尺换算，长度为3、69米。从东周铜壶上水陆攻战画像上来看，柲确实很长。靠近内部之处设有两个长方形孔，用以栓系皮条，来捆绑长柲。如此重量的大钺想必其柲也是很粗大的。经科学检测，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含铅量都比较高，这件器物的含铅量也高于一般大钺，这也可以作为断代依据之一。  此器表面有绿锈，配以颜色鲜艳的绿松石，美观异常。是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第一个中心展柜陈列之物，非常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