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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范铸技术制作。针对不同铜器的形制特征会有相应的分范方式，反之分范方式的固定化可能也会影响器物的形制。因此青铜器的形制与分范方式或是互为影响的两重因素。张昌平先生曾对青铜器装饰艺术与铸造技术的交互影响进行过详细论述[1]，本文以商周时期铜爵为例，尝试揭示铜器的铸造传统与形制演变间的关联。 一
铜爵作为商周铜器的主要器形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商时期尤为流行，西周之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早商时期铜爵为例，该类铜器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从功能来说，爵作为酒器多与斝、盉形成组合（图一，1~3）。尽管爵为酒器的属性较为明确，但并不确定其具体是作为温酒器或酒杯使用。根据铜爵形制特征或可对其功能进行推断。爵、盉、斝的共同特点是均有鋬，三足而立。不同点在于爵鋬与流口成直角夹角，体量较小，而盉鋬则与流口成一条直线，斝无流，且盉、斝体量往往较爵更大。这表明爵的功能当与盉、斝不同，以手持爵饮酒更为顺手，做酒杯功用较为合理，而盉更适宜用作盛酒、分酒之器，斝的功能不定。反言之，爵作为酒杯的功能特点决定其形制上必须保持流—尾一线与鋬之间角度垂直。
 图一 二里头至早、中商时期铜器与陶器形制对比图 1.爵（郑州白家庄） 2.盉（郑州熊耳河） 3.斝（湖北盘龙城） 4.陶爵（二里头84ⅥM11∶20） 5.陶盉（二里头87ⅥM28∶5） 6.陶斝（二里岗H9∶362） 其次，爵的形制与斝、盉等青铜器相比，特殊之处在于其既有流，又有尾，且器口呈不规则长体，不宜采用斝等圆口铜器惯用的三等分分范法。爵的分范方式多是依流—尾一线的长轴对称分为两范，再取其中一范分为两部分。前文提到爵的功能决定爵鋬与流—尾一线长轴必然呈垂直关系，因此若要爵鋬成形，需要在鋬下设置活块范，爵鋬一侧外范也必须两分（图一，1）。由此爵的分范形式固定下来，有鋬一侧的两范各占约四分之一比例，与鋬相对一侧的外范则占据近一半大小。不能三等分范是爵的第二个特点。
进一步而言，由于爵鋬一侧外范两分，与爵鋬对应的一足也可同时成形，另外两足的最佳设置点便是器身长轴的两端。由此三足的排列便成为有两足接于器身长轴的两端，而另外一足位于长轴的垂直点也就是爵鋬之下。这种三足排列的方式容易造成一个巨大隐患，即器身的稳定性问题。三足位置并不均分，足与器身的三个接点组成一个扁三角形，这导致爵的稳定性极差（图一，1）。曾亲手接触过早商铜爵的学者多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即铜爵难以放置平稳，一触即倒。铜爵的三足分别排列在器身流—尾一线的长轴两端及长轴垂直点也成为爵的第三个特点。
以上三个特点共同造成了铜爵稳定性差的问题。早期铜器以圆口居多，形成了平均三分范的传统。但铜爵有流有尾，呈不规则长体的形制特征使得其虽遵循三分范的传统但却不能等分。由于铜爵在酒器组合中作为酒杯的功能设置，导致爵鋬与流—尾一线必成直角。由此造成在分范时必须在爵鋬一侧以爵鋬为中心两分范，各占约四分之一，另一侧独占约二分之一。相应于非等分的三分范形式，三足中有两足要排列在器身流—尾一线的长轴两端而另一足排列在长轴垂直点，最终造成了不稳定的扁三角形布局。简而言之，是爵的形态、功能加之以铜器分范传统的共同作用造成了这种现象。追本溯源，爵的形态、功能与陶爵有密切关联。事实上，早期铜器多以陶器为蓝本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铜盉、铜斝也以陶盉、陶斝为本（图一）。铜爵这种“先天”形成的稳定性缺陷可能成为其形制演变的动因之一，在爵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力求克服这种缺陷。 二 对铜爵的发展过程进行系统梳理，便能明确铜爵的“先天”缺陷与其形制演变的因果关系。二里头文化中见有目前最早的青铜爵，常见的有两种类型。一种形体较矮小，束腰平底，三足较短（图二，1）。另一种形体瘦高，细腰平底，流、尾及三足均较长。对于二里头铜爵的铸造技术有学者认为爵腹与爵足存在水平分范现象，鋬为先铸成形[2]。另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铜爵为整体浑铸成形，不存在分铸或水平分范现象[3]。我们认为当时缺乏分铸的技术水平，且从爵鋬与器身相接的情况来看，不见分铸痕迹，器身与三足也为浑铸成形，因此后者更具说服力。从形制来看，二里头铜斝的尾、流均较长，器身横剖面为椭圆形。三足微外撇，三足稳定性不佳。
 图二 铜爵的演变过程 1.二里头文化时期铜爵（二里头遗址） 2.早商时期铜爵（辉县琉璃阁） 3.早商时期铜爵（郑州白家庄） 4.中商时期铜爵（郑州杨庄） 5.晚商时期铜爵（安阳孝民屯南M1080） 6.西周时期铜爵（扶风庄白一号窖藏） 二里岗文化时期，多数铜爵的分范方式未发生变化，尽管在盘龙城发现有一些对分形式的铜爵，但最常见的分范方式仍是三分范中带鋬一侧分为两范，各占外范四分之一左右，另一侧外范大约占据一半比例（图二，2、3）。器身横截面仍为长椭形，三足较直，因此稳定性仍较差。但在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出现明显变化，爵底的平剖面从长椭圆形逐渐向短椭圆甚至圆形发展（图二，4）。这意味着尽管三足的分布方式没有改变，但是三足之间的夹角已渐趋平分,铜爵的稳定性也相比之前而有所进步。这种转变预示着铜爵之后的发展方向。
晚商时期的铜爵继承了之前分范传统，且形制进一步发生变化，此时铜爵的横剖面已变成圆形（图二，5）。三足间的排列形成了更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另外三足有明显外撇的趋势，加强了器身的稳定性。铜爵的形制发展到此时已较为固定，其后到西周时期这种形态一直未有大的变化（图二，6）。
综合铜爵分范传统和形制演变过程，我们可看到二者间的逻辑关系。铜爵最大的问题在于器身稳定性不佳，而增强爵体的稳定性，无外乎两种方法，一是增加三足的外撇程度。另一种方法更为重要，即将三足排列从扁三角形排列变成稳定性更佳的近等边三角形排列。在铜爵分范方式与三足配置位置不变的前提下，只有爵底横剖面愈圆，三足之间的排列才愈加接近等边三角形，爵体的稳定性也愈强（图三）。从铜爵形制演变的过程来看，爵体由平底向卵底演变，同时爵底的横剖面逐渐变圆是铜爵形制演变的一条主线。造成这种形制变化的动因之一可能就是为了克服器身稳定性不佳的缺陷。
 图三 铜爵三足位置与爵体形制演变示意图 当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的铸工们还做了其它尝试。如图四所示一件湖北盘龙城遗址出土的早商时期铜爵，相比同出的其它铜爵，这件铜爵铸造更为精致，但却存在歪斜的失衡感。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追求更好的稳定性，铸工们将这件铜爵的重心放在了三足之间，由此平均分散了压力。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爵体也歪到了爵鋬一侧。在追求规整、对称的商代，这种歪斜的作品当与时人的审美情趣相悖。为追求实用性而牺牲美学观感显然并非良策，因此改变铜爵形制成为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图四 盘龙城遗址出土铜爵 中国古代青铜器类型多样，影响其形制演变的因素很多，铜器形制的变化当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本文而言，分范传统和先天的“形制缺陷”应当不是铜爵形制变化的唯一动因，商周时期海量的铜爵中也有不少不符合本文论述的案例。但本文目的并非是寻求导致铜爵演变的唯一真理，而是针对器物演变的普遍现象做出尝试性的解释，为器物类型学演变动因的研究提供一个思考方向。从二里头文化时期铜爵产生到晚商、西周时期铜爵定型，我们看到了铜爵清晰的类型学演变历程。在其发展过程中，由器形、功能、分范传统共同影响形成的铸造传统成为影响器物形制演变的动因之一，对铜爵实用和审美共有的追求促成了铜爵类型学演变的轨迹。在传统与发展的矛盾中，青铜爵经历了从萌发，勃兴，继而消亡的过程。
附记：本文受到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两周青铜器生产、流通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7XJC78000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资助。
注释： [1]张昌平：《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与生产技术的交互影响》，《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2]N.Barnard, Thought on the Emergence of Metallurgy in Pre -Shang and Early Shang China and A Technical Appraise of Relevant Bronze Artifact of The Tim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Hsia Culture Conference UCLA, 23~25,May,1990.
[3]苏荣誉、华觉明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97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章来源：《江汉考古》2018年第0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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