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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夏代的青铜器

 老刘tdrhg 2016-02-03

公元前2070─1600年
    菱纹鼎

[转载]夏代的青铜器
    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

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

    乳钉纹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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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流爵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敞口弧沿,双翼上展,狭长的器身下设有假腹,上有数圆穿,假腹下接三棱形的足。器身一侧带有管形流,流上有2曲尺状装饰。腹饰简单的乳钉纹、弦纹。

爵和角都是用于饮酒的容器,但爵有流而角的造型则无流而具有若尾的双翼。此器形似角而带有管状的流,属于特殊形式的爵,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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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

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

 

镶嵌十字纹方钺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钺是古代的兵器。此器方形平刃,阑旁有两方孔,似用于皮条捆扎。器物中心有一圆孔,其周围用绿松石镶嵌卉纹六组,纹饰较为特殊。此方钺大而且重,使用不便,还有绿松石作镶嵌,当是仪仗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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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大钺援部接近正方形,有别于上下援部曲弧的形式。

这样的大钺仅发现数例,均出自等级较高的遗存里,如湖北盘龙城商代中期的龙纹钺;安阳殷墟M5出土两例妇好钺;山东青州苏埠屯大墓出土两件透雕人面钺,其中一例有亚酗铭文;江西新干大洋洲也发现两例透雕云纹大钺。我们可以发现,大钺的文化属性非常复杂,值得进一步探讨。

此器刃部没有开锋,镶嵌有精美的纹饰,重量达5、16公斤,这些都说明这是一件礼仪用器,是王的权力象征,并不是实用器。

早期同期铭文中,王字的最后一横就是钺刃部的弯弧形状,这也体现了大钺的王权象征。此器中央设置一圆孔,这样的圆孔发现于商代中期的长江江流域,以盘龙城遗址器物为代表,这也说明这件器物文化祖属的复杂。

圆孔周围用绿松石镶嵌两周弦纹,弦纹中间饰以两周十字纹,外圈12个十字纹,内圈6个十字纹,这样的数字组合似乎有深意。近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太阳火焰有12条,而飞鸟有四只,这样也死后有所指代。
   大钺作为礼仪用器,仪仗用器,应该用柲穿束立起。柲是弹性较好的木柄,表面涂以天然漆,在湖北一带的东周墓葬中有的保存至今。柲的长度一般比较长,“戟,车戟也,长丈六尺。”按汉尺换算,长度为3、69米。从东周铜壶上水陆攻战画像上来看,柲确实很长。靠近内部之处设有两个长方形孔,用以栓系皮条,来捆绑长柲。如此重量的大钺想必其柲也是很粗大的。

经科学检测,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含铅量都比较高,这件器物的含铅量也高于一般大钺,这也可以作为断代依据之一。 

此器表面有绿锈,配以颜色鲜艳的绿松石,美观异常。是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第一个中心展柜陈列之物,非常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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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面两图是1975年二里头遗址M4发现的一件铜圆形器,表面丝织物痕迹较厚,不忍清理,遂进行X光拍摄,发现锈层下有两圈绿松石镶嵌的十字纹。

这种纹饰也见于上海博物馆所藏一件原定为商代晚期的大钺(右图)。

这件器物早年被认为是商代晚期之物,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圆形铜器,上面留有较厚的织物痕迹,经过对其X光摄影,可观察到铜器上用绿松石镶嵌了十字纹,其排列方式与此器纹饰一致。由此,将这件器物的年代提前到夏代晚期,这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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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种器物的形制源自陶器形式,没有双柱,比较原始,是最早的铅锡青铜器之一。在二里头遗址没有出土陶器供参考之前,一直被古董商认为是汉代私营作坊产品。狭窄的流,尖折的鋬,鋬上有两长孔,微微外撇的三扁平锥足,收束的矮腰,平底。二里头文化三期的爵没有双柱,四期一般配有三棱形双柱,此爵应属于二里头三期。

    右:二里头M9:2,较左器形制成熟,流更为狭长,流口设双柱。关于双柱作用,有人为是提醒饮酒者注意仪态,有人认为是作为装饰物,有人认为是悬挂滤酒渣的过滤网之用。关于爵的功用,仍有可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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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素面斝。斝是祼酒器,用于将酒倾洒到茅草上进行祭祀。爵和斝是二里头文化最主要的酒器,此外还发现了数量很少的封口顶流式盉,这样就构成了所谓夏代酒器组合。从整体观察,二里头时期的斝,器鼓腹部分似乎归属于三足部分,而商代早期斝的姑父已经与器体浑然一体。三个锥形足与器腹相通,这是由于那时期铸造技术还没有解决内范悬空的能力,其实是一种缺陷,但也成为育成期铜器特点之一。器体与鋬投影位置总是有两道范线,这也是铸造时候留下的痕迹。在口沿部分设置一对柱,柱为三棱形,整体似钉。内口沿有一圈范线,口沿也经过加厚。其鼓腹部位出现圆突的圆形装饰,这是火纹的滥觞。

    右:夏代晚期青铜器中仅1987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鼎,二里头鼎敛口,平底,口沿上立两小圆耳,三锥足与器体相通,器腹上饰阳纹网格纹。二里头鼎网格纹并不流畅,显得生涩。二里头鼎在三足与器腹连接之处处理得都比较僵硬。三足之上可以看到明显的范铸痕迹。鼎的口沿部分似乎都有两层,也是制作陶范时候的缺陷。一耳与一足处于同一垂线上,使得鼎在整体上有不平衡之感。这些都是育成期铜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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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器从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而出,三足残缺,根据痕迹想象复原。与一般铜爵不同,此器一侧斜置一流,流上有两个曲尺形装饰物,没有一般的狭流,敞口,两端呈翼形,靠近管流一侧略高。口沿略厚,防止使用时破裂。萌生期铜器器壁普遍较薄,这样可以节省贵重的青铜原料。此器鋬特大,平底,设置了有一排圆孔的假腹。腹上饰有弦纹和乳钉纹,这时期的乳钉纹很特殊,为实心,区别于后期与此相似的空心连珠纹,应该加以注意。管流口部水平线低于器口,这样液体会自主溢出。从痕迹来看,管流前端断缺。可知管流应该比目前状况更长。1965年公布的一件二里头遗址出土管流陶爵与此器相同,现藏洛阳市博物馆
    右图是1980年河南洛宁出土的管流爵,与此器相比,没有设假腹,设三锥足,足与器体连接处有突出铜块。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可以作为左器复原参考。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一件兽面纹单柱管流爵,管流设置在流口部,前端也有所残缺,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可知管流铜爵并非孤例。管流爵并不用于吮吸饮酒,应用于灌酒或倒酒之功用,这给早期爵的用途研究提供宝贵资料。从此器管流观察来看,可以看到范线,证明采用分范铸造法,已经比较先进。关于此器的定名,也有爵角之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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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3件用绿松石镶嵌装饰的铜牌饰,打磨非常精细,颜色较为统一,显然经过精心筛选。在粘贴时很可能采用动物胶,比较牢固,几千年来只有很少一部分脱落。透过脱落的部分可以观察到,松石片非常薄,这要花费很大功夫才可以做到。绿松石装饰工艺一直沿用整个青铜时代,常见于形制较小或者礼仪用器之上,是异常精美的装饰。
    二里头文化发现不少用绿松石装饰的兽面纹铜牌,但经科学考古发现的只有3件,其中以左面一件构图最为饱满精美。左二为透空牌饰,绿松石镶嵌在铜框之内,至今没有脱落。左三为伦敦一家拍卖行所见,国外还收藏有十数件二里头文化铜牌饰。铜牌饰四角有孔,背部往往有丝织物残留痕迹,出土时均位于墓主胸口左侧,应是较为珍贵的装饰品。另外,铜铃也常出土于墓主腰部,个中是否有联系,尚待研究。最右一件,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心区域,形制更为狭长,形象更为抽象,显然是模仿二里头文化的产物。

 

    夏代之前,也有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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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是四羊首权杖头,为青铜铸造件。铸造青铜刀,合范即可,只需两块范。权杖头制作复杂,不仅要处理内范泥心问题,四羊首还要进行二次铸造,这是这一时期代表最高水平的铸件。

    权杖的内涵也不言而喻。需要说明,这件器物年代距今约4000-3600年,属西北地区四坝文化,于火烧沟地点出土,几乎进入青铜时代。

    右图较为熟悉,是齐家文化七角星纹镜。青铜铸件,背饰七角星纹镜和所谓叶脉纹。

    缘有两孔,似是用于悬挂,出土于死者胸部,或者具有宗教含义。時代為BC2500-2000年,应是目前所知最早铜镜,之后较早的一例出土于殷墟妇好墓,之后大规模出现铜镜便已是东周时期,为何铜镜发展源流如此缓慢,间隔时间较大,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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