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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5版） 一行人在图书馆附近的一家特色面店吃了午饭，陈麦青、封治国继续交谈各自研究项元汴的体会，遂往范蠡湖而去。 这里有金明寺，附近曾是项元汴的别墅景范庐。 十多年前黄裳先生在笑我陪同下曾访此处，回沪后专门撰文《嘉兴去来》，记有：“范蠡湖今天仍是极好的游赏去处，湖面狭长，临湖有水榭，凭槛遥望，可见湖滨有垂柳覆水，游人垂钓。”“数百年后，竟无太大差异，实在是难得的。” 当地大概在整治马路、河道，河道的水已近乎抽空，园中古建筑边有“陶朱公里”碑，署“万历辛巳九月四明董渭立”，据说此处宋时为岳珂著书处，临水房屋的北面墙中有“范少伯祠”白玉石匾一块，文徵明手书“浮碧”石刻，多是为纪念春秋战国时期范蠡助越灭吴后隐居所立。 旁边又有嘉兴市1987年拨款重修金明寺的石碑。历史上，项元汴的好友黄叶老人智舷曾重修此寺，而项之别墅景范庐正在寺后。《嘉禾项氏清芬录》记有：“景范庐，金明寺后，宋淳熙戊戌状元姚颖筑圃范蠡侧，颜其庐曰‘景范’，又有水亭，额曰‘铁舟母家’，项氏别业也。”封治国说，有记载项元汴与智舷等友人于此曾一同鉴赏一批明代姚绶的画作。 转过一处围墙，便是一个极大的园子——不知是不是项元汴的别墅旧址，一大片空地，七八株老树，状若老梅，然而却是满枝玉白生烟一般，极有韵致——原来这就是当地独一无二的名产槜李，细观此花，与他地确实不同，尤其花蕊极细而长，三五团簇，吐蕊喷焰，纯白素雅，一片清芬，若有皎月相映。 清代嘉兴王逢辰《槜李谱》对槜李记之颇详，在我这样的外地人读来，有两处读之尤其喜欢，一是“树性清洁，灌溉亦宜清水。最忌一切秽恶之物”。二是“食李之法，宜择树上红黄相半者，摘贮磁瓦器或竹木器，约一二日开视。如其红晕明透、颜色鲜润，即取布巾雪去白粉，以指爪破其皮，浆液可一吸而尽。此时色香味三者皆备，虽甘露醴泉不能及也”。 读之真不胜口水之至。 项元汴喜临山水，存世作品不少，亦偶作工笔花卉，董其昌曾为其《花鸟长春册》题跋并极赞之，只不知项元汴有诗或图写过这一家乡独有的槜李否？ 从血印寺到三塔之变 后到嘉兴名胜三塔（即景德寺旧址），这也是一处项元汴与友人的雅集之处。 其间路过血印禅寺， 寺门前花岗岩西柱，有一暗红色僧人侧影，即“血印柱”。据清康熙《嘉兴府志·艺文》“血印禅僧传”记述为乙酉(1645)清兵入城屠杀僧人后所遗。 项元汴的一生收藏正是散于乙酉之役，不妨抄录《嘉兴乙酉兵事记》对“血印柱”的记述，对比读之，可以想见当时之惨烈：“乙酉之役，清将某既定禾，其逻卒乘间掠村落，掳妇女数十人，锢置祠中，属僧居守。僧伺卒去，毁门裂扃，尽纵之，俄卒至，问所守，曰：已纵之矣。卒曰：若不畏死耶？憎曰：死，又何畏？若畏死者，宁不能逃耶？ 众大怒，缚僧司宪坊石柱，聚火焚之；血流渍石，俨著人形；至今石仍完好，影亦不灭。惜憎之名，在当时已无徵矣。(参嘉兴府吴志及陈美训血影禅师传)此事康熙志载之，乾隆以下则删之。余昨年舟过三塔，此影犹存；于半里外望之，宛然僧影也。朱慕萱先生云，僧名妙谛，见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 血印禅寺不远处的三塔寺地处大运河拐弯处，水急而深，颇清冽，据说原寺中建有“煮茶亭”，项元汴因之有印曰“煮茶亭长”，元代吴镇曾有《嘉禾八景图》（现藏台北故宫），其中《龙潭暮云》即绘此，项元汴之孙项圣谟绘有一幅《三塔寺图》，是在给其祖父上坟后遇雪所绘三塔风景。 项元汴的《慧鉴图》上题有“予遇暇日即散丛林，时或游息西浒龙渊景德禅寺。山僧慧明鉴与予道契，往来接膝，殆无间日”。 现场看，三座临河的塔身均为九层新仿阁楼青砖塔，实心，全无旧观，倒是塔前两个石柱，上面满是行船拉纤的勒痕，可见一些岁月的遗韵，笑我兄介绍说这三塔在“文革”期间其实被拆除在原址修建了水泥厂，而到十多年发展文化旅游时，居然又拆了水泥厂重建三塔。 历史就这样转换，拆了真古董建设工厂，再拆了工厂建一假古董——这账不知道怎么算的，小小三塔的变迁与折腾大概也是这个国家几十年前折腾的一个缩影了。 逛了一圈，实在也没什么可看的，倒是塔后的辛夷花开得热烈，紫红一片。 何处天籁阁 赫赫有名的天籁阁到底在何处？ 离开三塔到姚家埭，有沈寐叟故居，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式住宅，为走马堂楼，有厅堂、花园等。沈的弟子王蘧常大婚即于是处，不少匾额与对联均是蘧翁的书迹。 出姚家埭，步行不久即至汤家弄，这是一条不长的巷子，据封治国介绍，汤家弄得名于明代装裱名手汤勤，其家即紧靠项元汴天籁阁，汤姓裱工是一个家族，应是为项元汴的书画装裱与修复服务过的，文彭致项元汴的信札中即曾向项元汴介绍一位汤姓裱工。 穿过汤家弄即是瓶山公园，一种说法是项元汴庋藏书画名迹的天籁阁即在瓶山一带，光绪年间的《嘉兴府志》记天籁阁在“城内灵光坊”，即瓶山西侧，封治国兄介绍说另有一说在项家漾，在1982年出版的《浙江省嘉兴市地名志》另记有地名“天籁里”，云项元汴建有天籁阁，天籁里原址位于今天的秀州路北端。 项家漾的漾，原指水荡之意，据说现已填平，全无古意，那么不看也罢。 瓶山得名于宋时置酒务于此，废罂瓶积久成山，隐起成岗，清代朱彝尊《鸳鸯湖棹歌》诗有：“西埏里接韭溪流，一篑瓶山古木秋。”瓶山虽谓山，不过是一不高的土阜，然而里面古木竹石，假山池台，颇有幽处，山顶郁郁葱葱，有亭名八詠亭，为八角重檐十字脊亭，里面三五老年人喝茶聊天，颇悠闲，透过西坡竹林，可见下面的清代书画家蒲华雕像，蒲华嗜酒散漫，有“蒲邋遢”之称，画竹水墨淋漓，极有清气，宜乎将其安身于竹林之间。 瓶山之南，路边有项东井，井栏朴素老旧，立有石碑，笑我兄告知被误立“灵光井”碑，碑文如下：“灵光井为明代灵光坊水口，位于瓶山南麓、明朝兵部尚书项忠（项元汴之祖）所建的项家祠堂石坊残柱之东侧。此井水质清冽，汲用已数百年……” 于瓶山内外来来回回走了一圈，虽茶客不少，但感觉整个瓶山及四周的古意仍在，气韵与气场莫名与项氏天籁阁相通。明代徐定夫《游禾城项园》诗有“名家园林城郭间，侧径逶迤回石阑。亭亭高云下土阜，飒飒清昼鸣风端。”对比读之，若天籁阁地处瓶山之西，确实与“亭亭高云下土阜”意境是相通的，依稀可见仿佛处。 虽然“天籁里”项家漾因湮没无存已无必要寻访，不过封治国兄说现在对于天籁阁到底在瓶山还是在“天籁里”依然认为二说均可备考。 对于墨林旧宅，朱彝尊另有诗云：“墨林遗宅道南存，词客留题尚在门。天籁阁书今已尽。紫茄白苋种诸孙。”朱且自注有：“项处士元汴有天籁阁，蓄古书画甲天下，其阁下有皇甫子循、屠纬真诸公题诗尚存。”朱彝尊（1629年-1709年）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乙酉清兵侵入嘉兴时方十多岁，后曾结社致力反清复明，失败后远走海隅，晚年对于曾接受清廷翰林院检讨之职颇多自责，他对于天籁阁的记述无疑是准确的。 那么此诗当是理解天籁阁具体地址的一把钥匙，颇有意思的是回沪一段时间后居然读到嘉兴文史学者陆明先生新发表的一篇考证文章，正是从此诗入口进行钩沉考稽，确定“天籁阁旧址在今中山路瓶山西侧至汤家弄东之间”，且自曝天籁阁另一地址说的源起——1982年出版的《嘉兴市地名志》所述“天籁里”条目“该里地近项家漾，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元汴建有天籁阁”，正是由他参与撰写，“是一次‘闲谈’后所致，当时也未读到朱彝尊诗。” 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样的自揭己短且重新更正确实是一个文史研究者实事求是的态度，摘录陆明先生的新考证于下： 道南即道前街南，可证瓶山西侧为项元汴天籁阁旧址也。朱彝尊这首诗，对于确认天籁阁的遗址很重要。诗夹注云：“项处士元汴有天籁阁，蓄古书画甲天下。其阁下有皇甫子循、屠纬真诸公题诗尚存。”皇甫汸、屠隆俱明嘉靖、万历年间大名士，有记载，不赘。康熙十三年，朱彝尊四十六岁，相距“乙酉之变”已经过去三十年。诗与注透露的信息是，海内外著名的天籁阁所藏书画文物虽已流散殆尽（竹垞有《项子京画卷》跋，谓“乙酉以后，书画未烬者，尽散人间”云云），而楼阁却躲过了兵火一劫，皇甫汸、屠隆等人的题诗墨迹仍留在阁门上。 据此，地方志记天籁阁毁于清军攻陷嘉兴府城时，有误。天籁阁塌圮或拆毁无存的时间无考。但在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十六年（1751）开始南巡时，天籁阁确乎已消失了。乾隆在《天籁阁》诗中注云：“元汴所收书画有天籁阁、项墨林印记，《石渠宝笈》所收甚夥。今经其本地，反惜其阁与名迹俱无存矣……” 再说“道南”。此一专用名词犹如“府南”“县南”“府前”“县前”等，屡见于地名图经。“道南”之“道”，非指道路之“道”也，应属杭嘉湖道署之“道”。查光绪《嘉兴府志》卷七《公署·二》记：“杭嘉湖道署，在府治西北灵光坊，旧为按察司，后改嘉湖分巡道署……”乾隆二十四年（1759）废，然而地名延续至今。又据光绪《嘉兴府志》卷五《古迹·二》：“天籁阁，项元汴藏图书之所，在城内灵光坊（伊志）。元汴号墨林山人，尝得铁琴一，上有‘天籁’字，下有孙登姓氏，因以名其阁（吴志）……” 概而言之，天籁阁旧址在今中山路瓶山西侧至汤家弄东之间，这里自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起，由翰林学士项相建孝友堂，遂成项氏祖居之地，而天籁阁即在其中。其他建筑见于记载的，有明代项襄毅公祠堂、端木厅、集园等。 项家漾位置在今第二医院康复中心左近，填湮。明代有项氏别业。 ——这样的考证确乎是可以让人信服的。 没想到我们从汤家弄到瓶山所寻访的墨林旧址居然是对的，只是咀嚼朱竹垞的“天籁阁书今已尽。紫茄白苋种诸孙”与清兵屠城的乙酉之变，不免让人起一种大悲之意。 （下转7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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