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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学而》篇，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对于这一章，朱子解释为： “信，约信也。义者，事之宜也。复，践言也。恭，致敬也。礼，节文也。因，犹依也。宗，犹主也。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必可践矣。致恭而中其节，则能远耻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亲之人，则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因仍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 《十三经注疏》之《论语注疏》的解释是： “此章明信与义、恭与礼不同，及人行可宗之事。‘信近於义，言可复也’者，复犹覆也。人言不欺为信，於事合宜为义。若为义事，不必守信，而信亦有非义者也。言虽非义，以其言可反复不欺，故曰近义。‘恭近於礼，远耻辱也’者，恭惟卑巽，礼贵会时，若巽在床下是恭，不合礼则非礼也。恭虽非礼，以其能远耻辱，故曰近礼。‘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者，因，亲也。所亲不失其亲，言义之与比也。既能亲仁比义，不有所失，则有知人之鉴，故可宗敬也”。 对于“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一句前后的逻辑关系，朱子和刑昺持不同的看法。朱子认为，唯有“信”近于“义”，才能做到“言可复也”。刑昺认为“信”本身的意思即是守信不欺，即“言可复也”，但“信”只是接近于“义”，“若为义事，不必守信”。刑昺的解释可以从孟子、孔子那里找到根据，如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应该说刑昺的解释更符合有子原意。这里的信不是“有诸己之谓信”的“信”，而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及“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信”。对别人做出了承诺，不论情况怎样变化，都要践行诺言。但这是执中而无权，只是“始条理”而没有做到“终条理”，作出承诺时合乎仁义，但外界环境发生变化，践行诺言时也可能不再合乎仁义（如尾生抱柱而死）。“义者，宜也”，“义”是“合外内之道也，时措之宜也”，执中而有权，把外界因素也包含进去，这才是“始条理”而“终条理”。 其实这一章是有子比较“信”与“义”、“恭”与“礼”“因”与“亲”的区别，“信”、“恭”、“因”是从“始”位言，而“义”、“礼”、“亲”是从“终”位言。只是儒家所说的“始”“终”的内涵常被忽略，所以此章的意思不太好解读。 “礼”字也有不同的涵义，有时是“性”外言“礼”，“仁”外言“礼”，如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子夏说“礼后乎”，这样的“礼”只是外在的礼仪。一个人待人接物符合礼节，但不一定有一颗恭敬心。但这里说“恭近于礼”，这个“礼”是内在的，所谓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者，理也”。“礼”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即“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待人接物能够做到发而皆中节的“和”，这是“始条理”而“终条理”。“恭”只是“始条理”，还没有经过待人接物的检验，也许会出现“礼人不答”的情况，还需要“反其敬”。然而“恭”虽然不能做到主动地化物成物，但“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也有一身凛然不可犯的正气，所以可以“远耻辱也”。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亲”不是指可亲之人，而是有更内在的涵义，“亲自”“亲和”“双亲”都是从这种意思引申出来的。《系辞传》：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易知则有亲”，“有亲则可久”，“亲”与“易知”、“乾”、“可久”、“德”对应；“易从则有功”，“有功则可大”，“功”则与“易从”、“坤”、“可大”、“业”对应。在儒家经典中，“知”一般与“仁”相对，但这里说“乾以易知”，“知”其实是即用即体，没有“能知”与“所知”的区别，“诚者自成也”，“始条理”而“终条理”。“乾”以自身为“始”也以自身为“终”，是“至诚无息”的“久”（时间性），是“自强不息”的盛德。而“坤”则是以“乾”为“始”也以“乾”为“终”，所以“坤”是“从”，具有外在性（空间性），是“其次致曲”，是厚德载物的“大业”。 此外，还可以通过“有亲则可久”，“可久则贤人之德”来分析“亲”的涵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德”为“日新”，是从时间性角度说的，“业”为“富有”，体现为空间性。什么是“日新”呢？明末大儒李二曲先生说： “新者，复其故之谓也，譬如日之在天，夕而沉，朝而升，光体不增不损，今无异昨，故能常新。若于本体之外，欲有所增加以为新，是喜新好异者之为，而非圣人之所谓新也”。 反本归元才是“新”，如果“始条理”而没有“终条理”，那么这是向外的变化，而不是“新”。《大学》是“亲民”还是“新民”？其实“亲”与“新”都具有“始终条理”的意思。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因”即是“因袭”的意思，如“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亲”是“始终条理”的大本，应该以“亲”为“宗”。如果从条理出发，偏离这个条理并不太远，能做到“不失其亲”，也可以以“因”为“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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