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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是东方经典封建世俗社会的家园。在经典封建二元社会结构形成之前的夏、商、周三代，乡村的治权是通过分封形成的，并且这种分封遗留下来的血缘、姓氏、相关的礼制等，构成了后来宗族关系和宗族自治治权的基础。 自秦始皇起，我国进入东方经典的封建二元结构社会。以中央集权形态存在的封建皇权维系着皇族和官僚阶层，这一元社会以郡县所在地形成的大小城市为据点；而以宗族自治为特征的世俗社会，则以广袤的乡村为家园。与皇权的经常性变更相对比，乡村里的宗族治权则保持着一种异常稳定的特征。这种“变”与几乎“不变”的对比关系，成为中国近两千年来封建二元结构社会基本的发展路径。从皇权这一元角度来看，古代中国社会是在发展变化的，形成了以朝代变更为主要线索的中国悠久的历史传承；但是如果从世俗社会这一元来看，中国古代社会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变化，是静止的，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 对应这个二元的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中国古代的城池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乡村则几乎没有变化。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随着东方经典的封建二元社会结构的崩塌，中国的城池和乡村发生了新的变化。城池发展成为城市，成为孕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主要活动场所，并且逐步向乡村扩散。封建皇权花了近两千年时间没有攻破的乡村堡垒，被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逐渐侵蚀和瓦解。再加上当时政治关系的混乱、战乱、繁重的税负、频发的灾害的侵扰，以及愚昧，历经两千年没有撼动的乡村宗法治权开始动摇，农村陷入了贫困和衰败。陈忠实的《白鹿原》从艺术的角度再现了这一变化过程，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则是这一过程的理论化的描述。 面对乡村的这种变化，当时的很多人开始思考中国的乡村该向何处去。形形色色的乡村建设团体纷纷设立，形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次比较广泛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梁漱溟的“反本开新”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的乡村已经成了一个“无根”的社会，重振中国的乡村，必须从文化建设入手，以传统伦理道德和政治观念为本, 再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些价值观念，是乡村建设以至整个民族复兴的方向。主张新社会要礼治为先，恢复传统礼俗, 以礼俗安邦，“中国过去靠礼俗维持, 将来仍要如此”；要把村学、乡学作为政教合一的组织，既是教育机构，又是行政机关和自治团体；确立新习惯、新礼俗，以“乡约”的方式，把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写入村学、乡学须知中, 人人必须遵守；推行农村合作制，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在基层政权中设置乡民议会。 在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除了扫盲、推广职业技术教育、兴办合作社等形式外，不少地方以政府的力量推动乡村自治，以完成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政治目标，这类的活动很具有前瞻性，也有一些地方做得很成功，如江宁自治实验县等，但是第一次的乡村建设活动并没有阻止中国乡村走向最终与中央集权合一、成为一个最底层政权组织的命运。历经两千年没有被攻破的堡垒，在政治强力而不是经济渗透下彻底瓦解、崩溃。 所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土地的私有制，以及建构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农耕经济生产方式，加上宗法治权，这种“三位一体”的架构模式，才是古代中国乡村稳定性的综合性原因。 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把乡村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和中央集权控制之下的第二次乡村建设运动，改革开放之后土地联产承包是放松土地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管制的第三次乡村建设运动，那么目前所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该算是第四次乡村建设运动，可惜的是这次运动到目前为止只是触及到了农民宅基地的确权问题，在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建设上并没有实质性的举措。 改变乡村，把乡村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中的美好乡村，而不是钢筋混凝土堆砌起来的硬化道路、突兀地赶着农民往上爬的楼房。只有把中国乡村建设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彻底打通城市和乡村之间各种要素包括人力资源流动的壁垒，这样建立起来的乡村，才是真正美好的乡村。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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