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 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 国民政府当局与学术界均到邹平考察, 邹平乡村建设曾一度被当作样板而推向其他地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之所以产生如此影响, 乡村建设活动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认识以及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站位非常高远, 用梁漱溟自己的话说, 乡村建设理论是站在中国民族的前途这个高度进行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副标题就是“中国民族之前途”) , 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是与整个国家建设、民族发展直接相关联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如何解决民族发展问题?乡村建设理论的内在理路是什么?对于今天的乡村振兴有什么样意义等等, 既是我们研究梁漱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我们今天探讨乡村振兴的价值因素。
梁漱溟从中国社会的社会组织构造和文化出发, 站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的高度思考乡村建设理论。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涉及问题相当多, 但归纳起来, 其实是由五个逻辑递进的层次构成。
第一个层次, 政治问题的解决。梁漱溟认为, 乡村建设或者说中国问题的解决, 首先要解决政治问题。因此,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之中, 用了大量篇幅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中国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崩溃, 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 而其苦闷之焦点, 则著见于政治问题之没法解决。假定于政治问题的如何解决没有成竹在胸, 而谈其他的, 都是白费。” 在梁漱溟看来, 政治问题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前提, 中国社会问题必须借助于政治问题的解决, 因为政治力量代表公家、有强制力、有钱。那么,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梁漱溟的回答是政权分散不集中。“中国社会散, 政府本身也散” , “政权是分裂单弱而不固定” , 这样, 就形成了由政治问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病象:“武力横行, 法律无效”、“政府的腐败”、“下情隔膜, 措施不当”、“内战及内战前内战后的一切”。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梁漱溟认为, 中国社会比较散漫, 表现在政权上就是彼此分散, 治理这样的社会, 就是要克服以前散漫的习性, 寻求一个共同的趋向, 将散漫的社会进行深度关联, 使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具体的设计, “就是将我们分析认定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 给他组织起来。照我们的分析是:中国问题之解决, 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 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 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 要在知识分子和乡下人身上求, 已是无疑, 不必再说。要研究的是他们以如何方式构合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们乡村运动这一条道了” 。
第二个层次, 经济建设。政治问题解决了, 往上一层就是经济建设了。按照梁漱溟的分析, “在中国好像顶急的是经济建设, 然而非政治问题有相当解决是谈不到的。”所以, 经济建设是在政治问题解决之后。中国经济在传统社会中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 那就是农业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这种农业经济的生产靠的是人工, 走的是艺术化生产的道路。农业经济中,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家, 生产过程都很巧妙, 其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艺术品。但是, 正因为艺术化的生产, 降低了生产效率, 抬高了生产成本, 最重要的是不能规模化、批量化生产, 只能是分散的生产。这与工业化的生产显然不是一路, 与工业化生产相差甚远。由于西洋经济的冲击, 完全的农业经济失去了依靠地位, 工业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由农业化转向工业化, 正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所以, 梁漱溟提出了“散漫的农民, 经知识分子领导, 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工业, 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 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的路线。梁漱溟断定, 从农业引发工业是中国翻身之路, 也是中国工业兴起的唯一出路。这条路, 不能重复西方国家近代所走的路。西方近代化是从商业转化到工业的, 而中国没有商业化, 直接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西方商业化讲求的是自由竞争, 而中国的农业社会讲求的是合作共赢。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与西方工业化完全不同。从农业引发工业, 关键在于促兴农业;促兴农业, 必须扫除农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梁漱溟列举了妨碍农业发展的四大障碍, 即“治安问题———秩序不安是妨碍农民生产的第一个问题;反之, 安定秩序也就是有助于农民生产的最有效方法”;“运输问题———运销不便是农业产品流通的大障碍, 间接影响于农业者很大”;“农民负担问题———这个包括苛捐杂税、田租、高利贷等一切而言”;“灾害问题———农业诚然是靠天吃饭”。“这四个问题若得相当解决, 则伟大的农业生产力, 就可发挥出来”。扫清农业发展障碍之后, 还要做到“流通金融”“引入科学技术”、“促进合作组织”, 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的促兴。不仅如此, 梁漱溟还提出要有一个总脑筋, 协调解决中国发展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这个总脑筋就是“以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的中枢组织”, 间接操持政权。具体说来, 就是设置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教育机关、县政研究会、农业金融机关、农业改良试验推广机关、乡村建设委员会等, 进行乡村建设。
第三个层次, 中国社会组织结构。这是乡村建设的载体和外显形式, 也是乡村建设成功或失败的关键所在。梁漱溟认为,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 并以乡村为主体, 所有文化及社会组织均建立在乡村基础之上。这种社会组织结构的特点是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伦理本位始于家庭, 这种伦理关系表现在社会方面, 家庭关系乃是最基本的关系, 由家庭关系扩展到家族关系, 再扩展到整个社会, 所以在古代社会中, 家庭、家族几乎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表现在经济方面, 就是财产不分彼此, 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 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 夫妻财产是共同的, 父子财产是共同的, 甚至祖孙兄弟的财产也是共同的;表现在政治方面, “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义务, 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所以, 传统的中国社会“缺乏集团生活, 团体与个人关系轻松若无物”。传统中国社会的长处是根于人类理性发育的优越文化, 使中国人几千年来都过着散漫、放任、和平、幸福的生活, 避免了许多教派之争、阶级之争、国族之争的惨祸, 同化、融合许多外邦异族, 扩大其民族生命。但这种社会构造也有其短处:一方面是这种社会结构强调家庭、家族式的生活, 而于集团生活则是散漫无力的;另一方面是对自然界认识的缺失, 开始人们敬畏自然, 又发展到漠视自然, 而不能利用自然、控制自然。这种短处导致西洋文明冲击传统中国社会时, 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便迅速崩溃了。中国社会要在崩溃的社会组织结构中迅速崛起, 必须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结构, 即建立一种新的乡村组织。这种乡村组织的建立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乡约之补充改造;一是乡农学校。“新的组织, 具体的说是个什么样子?一句话就是:这个新组织即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梁漱溟认为, 古代的乡约是一种很好的地方自治方式, 乡约中的四大纲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充满了人生向上的情怀, 把生活上一切事情包含在里边, 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古代的乡约虽好,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西方团体意识的不断渗入, 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充实。“古人的乡约, 只是一种精神, 是空虚的, 故必以事实来充实他。他只能算是纲, 尚须有目;所谓目, 即所谓三约:社学、保甲、社仓。乡约为纲, 三约为目;精神为虚, 三约为实。”改造、补充古人的乡约, 就是改消极为积极, “将消极的彼此顾恤, 变成积极的有所进行”, 使乡约发挥“人生向上”、“志气的提振”作用。同时, 乡约组织是始于私人或社会团体的提倡, 以社会运动的方式而不是借助政治力量来推行。新的社会组织中要对古代乡约改造补充到什么程度?梁漱溟提出了要建立乡农学校。“所谓乡农学校这个东西, 是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自然要有的机关, 这个机关主要的是讲求进步;而同时我们即以乡农学校来表示乡约, 表现我们的组织”, 乡农学校是乡约实施教育的组织, 体现着乡约的精神, 有校董会、校长、教员、乡民 (学生) 四个组成部分。乡农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校董会, 校董会是由从乡农学校范围内选出的德高望重人士组建的一个决策团队, 对乡农学校的一切事物进行决策。从校董会中选出一个执行能力较强者担任校长, 校长是具体执行校董会决定的人, 是乡农学校运转好坏的关键。教员是有知识、明白事理并能胜任教授任务的人, 可以从外地聘, 也可以在乡农学校内部产生, 也可以培养。学生是本地的农民, 尤其是本地的成年农民。这样, 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农村型组织。有了这样的乡村组织, 既可以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 又可以实现理想社会。
第四个层次, 社会理性。梁漱溟认为, 乡村建设理论是理性的呈现, 即人类理性决定着乡村建设理论。教化、礼俗、自力是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的要点, “从来中国社会秩序赖以维持者, 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 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 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 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梁漱溟认为, 理性是人们平静、通达的心理, 这其实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中国文化的长处“就在这里”。理性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 决定着人的行为习惯。人类理性随着经济的进步及其他文化条件的提升渐次展开, 理性的开发程度, 决定着社会的模式。所以, 社会的组织结构其实也是由人的理性决定的。中华民族之所以维系至今, 民族生命力之所以延续, 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 就在于中国文化的理性, 在于中国社会的理性。正因为中国文化理性的存在、中国社会理性的强韧, 才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乡村建设就是从理性求组织, 就是“充分发挥了人类的精神 (理性) , 充分容纳了西洋人的长处”, “这个组织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 “我相信这样的组织都是人类正常的文化、世界未来的文明”。
第五个层次, 向上的精神。乡村建设的终极指向是人们向上的精神。梁漱溟认为, 乡村建设组织“比较深细”的最末一层是“神情态度”, 是“精神”。“一社会的组织构造是很实在而有力量的, 可是你若仔细看的时候, 在一社会的组织构造之中还有一个顶根本要紧的地方, 就是这个社会里头的人的一种神情态度。这个神情态度也可以说是受其社会组织构造的影响训练而成, 但也可以说是社会组织构造的构成是从人的神情态度而来的, 二者互为影响, 无从分别孰先孰后。所谓神情态度是说:人的一动念是如何动起?用心思往哪里用?我们也可用这样简单的两个字 (来概括) —精神。”中国政治之所以出现问题, 国家权力之所以不能建立, 中国社会从民国建立到三十年代之所以乱而无序, 就在于“精神的不合”, 也就是“现在中国的旧精神很受新风气压迫”。乡村建设理论的最本质之处, 就是在中国精神和西方精神之中“找着一个相通之点, 而理其头绪”。为此, 梁漱溟分析了中西精神不合之处:其一, 中国人与西洋人在人生上是迥然不同的两样态度, 两副神情;其二, 西洋人是动的, 东方人是静的;其三, 西洋人对人不放心, 力量向外用, 让彼此牵掣。中国人不存什么心, 完全相信人、恭敬人;其四, 西洋人把欲望看做正当, 用宗教禁欲, 产生了政教分离的社会。中国人反对欲望, 不信从宗教。其中第四点不合之处是中国精神与西洋精神最深刻、最根本的区别。在中国精神与西洋精神之中找到一个沟通彼此之点, 联结两种不同文化精神, 构筑新的组织结构的根基, 建立新社会组织, 这既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主旨, 也是其乡村建设的实质, 更是其乡村建设的最高追求和终极目标。
从政治问题的解决, 到建设由农业转化到工业的社会, 进而建伦理型的新社会组织结构, 使社会的发展趋于理性 (教化、礼俗、自力) , 人们追求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想, 也是乡村建设的逻辑层次。
二、乡村建设的内在理路
从乡村建设的逻辑层次可以清楚看出,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是按照儒家的思维模式建立起来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内在理路其实就是内圣开出外王的路数, 乡村建设最高的追求是向上的精神, 也就是儒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
人性本善是儒家思想的基础。依照人性本善开显出来的社会就是一种伦理型的社会, 有亲有爱, 和和美美, 其乐融融。梁漱溟对此非常赞同, 他将中国传统社会归结为伦理本位就是很好的证明。梁漱溟认为, 人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是一个社会的人, 是一个伦理的人, 人出生有其父母, 也有兄弟姊妹, 也就与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 也就有了社会的责任, 也应该尽社会的义务。这种社会可称为伦理本位社会, 这种伦理本位社会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家庭关系。“于各种关系中, 家乃其天然基本关系, 故又为根本所重;谓人必亲其亲也。”所以, 家庭关系是伦理型社会的基础。尽管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社会在近代已经遭到极大程度的破坏, 也出现了“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从文化上讲, 一方面中国文化“生趣渐薄”, 历史太久, 出现老衰;另一方面, 中国文化自身的幼稚, “其所走之路不十分反科学, 转而长保其不科学的形迹;其所走之路不十分反德谟克拉西 (民主) , 转而长保其不德谟克拉西 (民主) 的形迹”。但这种文化并不能被替代, 仍然要在原来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重建。这个重建的理路仍然是《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
梁漱溟在建设新社会组织构造的乡村组织中, 设计了两个具体的组织:乡约之补充改造和乡农学校。乡约是在宋代吕和叔的《吕氏乡约》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社会的改造。《吕氏乡约》实际上就是把家庭的人伦关系推广到家庭、乡村, 乡村组织中的人有了困难要互相体恤与帮助 (患难相恤) , 平时交往要遵守礼仪 (礼俗交往) , 组织之中的人有了过失要互相规劝 (过失相规) , 组织中成员要共同促进道德的提升 (德业相劝) 。乡约的实质是“德业相劝”, 即建立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乡约这个东西, 它充满了中国人精神—人生向上之意, 所以开头就说'德业相劝’, '过失相规’。它着眼的是人生向上, 先提出人生向上之意;主要的是人生向上, 把生活上一切事情包含在里边。”基于这样的认识, 乡农学校作为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的机关, 所建构的组织框架恰恰不是现代管理型的组织架构, 而是传统中国的伦理型组织架构, 即建立起一种教员与学生之间的师生型组织, 像学生和老师一样相处。乡民就是学生, 管理者就像是教员, 乡村组织的管理者与乡民的关系就像是古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一样。老师教学生首先教的是道德, 然后才是知识。乡民对教员、乡长 (更高一层的管理者) 要尊敬、爱护, 乡长要代表乡民说话、做事, “众人对乡长的尊敬与信托越到家, 则乡长越能体察众人的意思, 代表众人说话”, 乡村组织中发生什么事情, “总要以情动, 以理喻, 而不可以势相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组织是传统社会乡村的一个活脱脱的翻版。
乡村建设组织中, 维持好乡村运转, 建立起有秩序的乡村, 使乡民和平相处、团结互助是其基本的要求。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是建立一种理性的组织, 这种理性的组织的建立, 就是教化、礼俗和自力。教化即孔子所说的富而后教, “子适卫, 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子路》) 百姓富裕起来, 就要对其进行教化, 教其懂礼。这是儒家治理的理路。礼俗即是要人与人之间交往懂得礼数。“不学礼, 无以立” (《论语·季氏》) 、“君子敬而无失, 与人恭而有礼” (《论语·颜渊》) 、“上好礼, 则民易使也” (《论语·宪问》) 均强调了“礼俗”在人的立身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礼”标识着一种道德秩序, 人的道德水平达到一定程度, 就必然是一个知礼之人, 社会上的所有人都知礼俗, 都达到一定的道德境界, 社会就自然有序, 也自然安稳。自力是人积极向上的精神, 是更高层次的做人境界, 这种精神支撑着人做人做事的方式和原则, 对人显得尤其重要。这种向上的精神就是儒家思想中所讲的“仁”。“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自强不息”等都是对这种自力精神的不同方式的描述。梁漱溟乡村组织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自力建设, 自力精神不是外来的, 而是人本身固有的, “贯乎其中者, 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 所以“从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 让人人向里用力”, 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 (《孟子·尽心上》) 。自力精神对于社会的作用非常巨大, “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 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 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 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自力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也是人生的最高追求, 即儒家思想视野中的成圣成贤。
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五个层次中, 政治问题的解决是求得一个政权一致、社会稳定的发展局面;经济建设是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 求得社会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基础。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经济建设是为乡村建设理论的实施创造条件, 乡村组织建造、理性追求和向上精神是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步骤和核心。这三个层次正是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理理路进行设计的, 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一个实践操作模式。
三、乡村建设理论与当代乡村振兴战略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已经过去七、八十年了, 但乡村建设理论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中国乡村建设的每一次改革、创新, 都会有学者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吸取经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验, 成为当代乡村建设的价值资源, 成为当代乡村建设的标杆。
客观地说,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范畴, 这样的乡村建设显得“迂远”, 显得“不切实际”, 其可操作性究竟有多大尚未可知, 尽管梁漱溟极大地加入西方团队特色、组织原理, 试图用现代的西方工业社会的因素诠释、延续儒家思想的特色, 探索走一条中西结合、以西释中的乡村建设道路, 凸显出儒家的现代特色。但这条路的有效程度多大?特别是在工业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追求物质利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时, 儒家文化的成圣成贤对现代人还有多大吸引力?这值得人们深思。然而, 这一切都不能掩盖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乡村建设理论被推广, 被当作经验进行总结, 成为当代乡村建设的范本, 成为学者研究的主题, 本身便说明了其价值和意义。即使是在今天的振兴乡村运动中,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仍然作为重要的价值资源, 被人们继承和发扬。
其一, 梁漱溟从文化、精神层面为乡村建设立意, 提升了乡村建设理论的品味, 明确了乡村建设的高远定位, 为当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建设目标。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实质并不囿于物质建设、体制建设, 更重要的是乡村的文化建设, 乡民的个体精神的提振。乡村组织要用一种理性的、文化的内涵来重构, 这种乡村建设立意高远, 目标宏大。这从某种意义上为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借鉴。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实施农村振兴战略, 中央中共也为农村振兴战略树立了一个高远的目标, 指出要“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 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 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中央明确提出农村的振兴, 不仅是物质条件的改善和发展, 更重要的是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文化的转化与创新。这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基本一致。
其二, 伦理关系是乡村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共同促进和发展的基础, 乡村建设就是要提升村民的道德境界,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确立了原则。梁漱溟认为, 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的要点是教化、礼俗和自力, 教化、礼俗关乎乡村的道德建设, 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乡约的改造及乡农学校的运转, 实际上是靠教化、礼俗及道德力量在维系着, 因而, 乡村振兴中传统道德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 道德建设也就成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因素。正因为如此, 当代中国大力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大力提倡乡村建设中的道德建设。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同样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的目标:“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 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 强化道德教化作用, 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
其三, 乡村建设最终目标是个体的自我觉醒, 培养个体的自信、自强精神, 为新时期乡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梁漱溟强调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尽管有乡约引导, 有乡农学校的规范, 但其根本在于人的理性, 人的自力。所谓自力, 就是人通过自我觉醒充分释放出自身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所以, 乡村建设本质上是塑造 (或者挖掘) 人的精神。当人的精神充分实现, 乡村、社会等就会秩序井然、积极向上、欣欣向荣了。这是典型的自我管理、自我建设的理路。这一理路虽然带有传统儒家理想的色彩, 但这确是未来农村治理的方向。时代越发展, 这条理路越清晰和显著。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明显加重了乡村自治的内容和比重, 目的就是培养农民的自主性, 唤醒农民的自我意识。所以, 中央中共、国务院提出了乡村建设要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 促进农民的自我觉醒。“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同上) 怎样促进农民的自我觉醒?国家层面给出了明确的措施, 就是“深化村民自治实践”, 即“坚持自治为基, 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 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推动村党组织书记通过选举担任村委会主任。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全面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 推行村级事务阳光工程。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 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 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继续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创新基层管理体制机制, 整合优化公共服务和行政审批职责, 打造'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在村庄普遍建立网上服务站点, 逐步形成完善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 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集中清理上级对村级组织考核评比多、创建达标多、检查督查多等突出问题。维护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和权利。” (同上) 这实质上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操作基本契合。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陷入“崩溃”背景下的一种文化自救, 当代的乡村振兴则是在中国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两种实践虽然在背景、模式、内容等方面不同, 时间跨度也达到八十年, 但二者在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可、乡村建设 (振兴) 的实质以及乡村振兴的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延续, 是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时代拓展。这正是研究发扬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意义所在。
本文选自《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本期编辑：李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