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1842年8月29日，清廷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上海被辟为五个新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次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对外开放，从此奠定了上海作为西画东渐前哨站的地位。图为 《贵妇人像》佚名 19世纪 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藏。  油画的东渐之于上海，除了缘于明清之际传教士的文化渗透所致影响之外，又于清康熙年以降，受到南方沿海商埠贸易绘画的波及，而呈渐起西画东渐的又一繁盛局面。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形成了上海1843年开埠通商的历史格局。图为《黄浦江外滩风光》 周呱 约19世纪60年代 52×101.6cm 布面油彩 美国安东尼·哈迪藏。  在1845年至1849年间，英、美、法三国相继在上海县城北门外，黄浦江以西划定租界。开埠十年间，沿外滩黄浦江而设的建筑群，南起洋泾浜口，北至吴淞江口，成为上海开埠的重要窗口和文化标志。如同历史中的“华贸时期”，随着海禁的解除，香港、广州、澳门等地通商口岸相继出现，广州的十三行、澳门的南湾和香港的维多利亚港，这些沿江或沿海而设通商洋行的地形和景观，便构成具有代表性的视觉中心。出于对这些东方口岸投资环境的介绍和兴趣，以及洋商生活的记录和纪念，历史贸易绘画（习称“外销画”）由此应运而生。图为《清国南蛮渡来图屏风》佚名 清 113×229.7cm 纸本设色 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外销画”主要的描绘对象和表现题材，多为商馆活动中心的沿江或沿海风景、重要的出口贸易商品（如茶叶、瓷器和纺织品等）的生产过程、本土的风土人情和官吏生活等。由于早期“银版照相”的摄影技术尚未在中国兴起，因此这批美术品即取代了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而具有了相对逼真的视觉传达效果，产生了文献性、广告性和观赏性等多重的特性。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于19世纪上半叶曾侨居澳门，并活动于其他口岸商埠，间接地将兴于16世纪的“地志绘画”和17世纪的英国风景画派的画法和样式，带入本土并影响着其他侨民及其弟子，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关乔昌、关联昌等粤籍画工。图为 《姑苏万年桥图》苏州版画 1740年 66.6×53.8cm 纸本设色 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随着晚清商埠中心从南方向上海的转移，洋行的贸易开始在上海租界渐趋兴盛，随之而来的贸易文化也影响上海。杭州人葛元煦旅居沪上，于1887年曾著《沪游杂记》一书，记载了粤籍画工在沪的影响：“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中截小影。而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粤籍画工在沪上现多已佚名，迄今可资查证记载甚少。图为 《男人肖像》佚名 19世纪 纸本设色 中国美术馆藏。  据史记载，名为“周呱”的画工为其中代表（“呱”之称谓为粤人习惯，意为画官之意）。1855年至1880年，周呱曾在上海开设画店，鬻画为生。据香港艺术馆1987年出版的《十八、十九世纪沿海商埠风光》记载，周呱“擅长绘画肖像、房屋、小画像及商埠风光。作品多贴上附有以墨水写上名字的标签，他曾在一幅上海风景画上署名，作风与新呱相若。周呱的作品，以描绘细致见胜”。图为 《清装老妇像》佚名 清末民初 绢本油画 中国美术馆藏。  开埠绘画在文化形态上主要是租界文化环境下西方绘画的技术移植，反映了其舶来型向新生型的转化，其一方面是以外籍画家和侨民为作者主流，并非以“外销画”作为唯一的作画动因和渠道，因而混杂有职业爱好的印记；另一方面是以本土画工为作者主流，间接地利用西画的写真之术，实施着以自身的传统修养和审美意识对之的变格，以顺应开埠通商的商业宣传需要。图为 《仕女肖像》佚名 19世纪末 布面油彩 中国美术馆藏。  从美术史的意义言，开埠绘画赋予西画东渐于中国的独一无二的表现，即古典的西方绘画技术，客观通过近代殖民文化在上海的典型渗透和培植，出现异于宗教艺术形式之外的另一种世俗艺术的形式，使得舶来的异域视觉文化，在上海本埠获得反映。总之，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贻误之后，开埠绘画初显其历史的面貌，留下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是值得研究的。图为《仕女肖像》佚名 清末民初 画布油彩 中国美术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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