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散性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有可能通过这样一个事实而得到运用，即机会对于不同的个人来说乃是不尽相同的。正是由于不同的个人在某一特定时刻置身于其间的情势不尽相同，又由于这些特定情势中有许多情势只为他们本人所知道，这才产生了运用如此之多的分散性知识的机会——而这正是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所践履的一种功能。因此，那种认为政府能够决定所有人的机会的观点，尤其是那种认为政府能够确使每个人的机会完全相同的观点，实是与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相冲突的。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每个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都是他在以往进行的那种试验性探索过程的一种结果，因为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每个个人或他的前辈都在各自的（物质的或社会的）环境中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由条件的每一变化所产生的各种机会都有可能被某人所利用。所有上述都是运用广泛分散的事实性知识的基础，而运用这种广泛分散的事实性知识则又是一个大社会的流动性和适应性的基础。但是与此同时，这也恰恰是一代人的决策为他们的后代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的原因之所在；当然，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乃是未经设计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父母在选择生活地点或职业的时候，一般都会考虑到他们的决定对他们的孩子的前程所可能造成的种种影响；这实是人们使人力资源的运用与可预见的未来发展相调适或相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只要个人可以自由地进行这种决定，那么上述诸项因素就会得到考虑，当然这还需要符合一个条件，即这种决定所具有的风险不仅要由作为决定者的父母所承担，而这还要由他们的后代所承受。如果他们确信，无论他们迁徙何处或无论他们选择何种职业，政府都必须保证他们的孩子获得完全相同的机会，而且也不论他们作出了何种决定，他们的孩子也一定能够获得同样的便利条件，那么他们在作上述决定时，就会无视这样一项重要的因素，如为了实现普遍利益，选项因素原本是应当指导他们决策的。在为数众多且分布广泛的人口当中，各个成员的机会实源出于种种从当下的角度来看必定属于偶然的情势，从而也就必定是不尽相同的；因此，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地会与市场秩序所构成的那种发现过程（discovery procedure)的有效性紧密相关。实际上，我们只需想一想政府真的做到了完全平等地安排所有人的实质性机会的做法所会导致的那些结果，我们就能够即刻明白，这种做法肯定会把整个系统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摧毁掉。这是因为：如果政府想成功地使所有人的机会达到完全的平等，那么它就不得不采取更多的行动，而不能只满足于确保那些影响个人地位的条件（亦即那些必须取決于政府行动的条件〉对所有的人完全一致。据此，政府还不得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控制所有会影响个人努力之成败的外部条件。再反过来看，如果说有人真的有权决定（并因此而能够知道）每个个人的机会，那么选择自由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换言之，为了使不同的个人的机会达到实质上的平等，政府就不得不对它并不能直接控制的个人情势之间所存在的那些差异做平均化的处理。即使是在某些为了乐趣而不是为了输赢结果而开展的竞技性游戏中，只要政府是为了使不同的个人的机会达到实质上的平等，那么政府也不得不给予某些个人以有利的条件或给予某些个人以不利的条件，进而消除这些个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个人不按照整个系统的基本原则行事 (因为按照这项原则行事，只会使他觉得不合算或不值得)，而我们知道，整个系统的基本原则主张，个人可以充分运用机遇赋予他而非他人的特殊机会。在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有关所有应予考虑的特定事实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整体秩序就只能依凭个人所拥有的并用于实现各自目的的那种知识。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够极为明确地认识到：政府在那个过程中的作用决不在于对特定的个人或特定的群体所能达到的特定结果进行决策，而只能够对此提供某些一般化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对不同的个人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则是不可预见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强制人们遵守那些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最有助于自生自发秩序之型构的抽象行为规则的方式，去增进不确定的任何人成功地追求同样不确定的任何目的的机会。—录入节选自《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七章 规则与无知 免责及版权说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