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人民（三）

沂蒙百姓

陈毅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人民，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沂蒙山区里发生的这场征战，普通百姓和子弟兵一同登上了战争的舞台。他们走向战场的“武器”是他们几世几代用过的独轮车，是他们家房前屋后的树木做成的担架，他们给子弟兵的援助就是给人以衣食，给马以草料。他们的出现使战争的性质和力量对比发生了转换。

当年沂蒙山区的贫瘠是远近闻名的。当近30万华野官兵开赴这里的时候，最担心的恐怕是各部队专门负责筹集粮草的后勤军需官们。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就是一个三口之家的每日三餐也会让家庭主妇费尽了脑筋，而他们负责的是每天需要几十万斤粮食的野战大军。

然而，深明大义的沂蒙人民勒紧裤带做到了，而且这些维系军队战斗力的上百万斤的粮食在成千辆的独轮车上、在上万人的肩膀上紧随华野部队南征北战。这同当时缺水断粮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孟良崮战役打响后，战场上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景象，冲在前面的是华野官兵，紧随其后的就是沂蒙百姓的担架队。

在大小方山阻击战中，担负转运伤员任务的是平邑一区以华野最高首长姓名命名的陈毅担架队。在激烈的炮火中每抬下一个伤员，他们都要付出和伤员一样的代价。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民政部门有一个不完全统计，仅孟良崮战役，受伤和立功的沂蒙百姓就达11.7万多人。时任九纵参谋长的聂凤智对沂蒙百姓无私援助感激不尽，他回忆录的最后一句话是“功勋和荣誉永远归于人民”。

鞋子、袜子和手推车一样普通，一旦和战争联系起来，就难以说清它的价值了。鞋子、袜子在战争年代是部队的急需物资，因为当年的子弟兵追南逐北、昼奔夜袭全凭铁脚生风。孟良崮战役参战官兵近30万人，每人一双不太可能，就是平均三人一双，也需十万双。

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存葆回忆说：“那时一个叫郭云英的，是蒙阴的，她从16岁当闺女时就做军鞋，一直做到21岁出嫁，共做了300多双军鞋。做最后两双军鞋时开国的礼炮已经响了，没人去收了，她住在一个小山庄，很闭塞，不知道，一直等人来收。一直等到20世纪80年代，一个搞文史资料的人去了，已经60多岁的她从柜子里把那两双军鞋拿出来，这个搞文史资料的人非常感动，把这两双军鞋送到博物馆去了。”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摆满的飞机、大炮、坦克车中间多了这两双布鞋。郭云英的鞋之所以能够留到今天，是因为当年的沂蒙百姓认定这些东西只能交给共产党的八路军，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自己人”。这在当时攻守双方拉锯频繁的战争时期也是极其危险的。

范桂军大娘当年在一块大石头下藏了500多双鞋。她那时救过很多伤员，家里还曾经寄养了部队上的两个孩子，当时只有30来岁的她在孩子身上倾注了一个母亲的感情。当年两个孩子被领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范桂军大娘每天都坐在门前为部队做鞋垫。

沂蒙山区自古以贫穷闻名，当年百姓身上蔽体的衣服也许就是他们最宝贵的财产，按一双布鞋需三尺布计算，那十万双军鞋就要30万尺布，而这些布很多是老百姓撕了大襟、褂子才有的。

“我不忘本，我就沾了共产党的光，我就跟共产党走，我永远干到老。看看过去那个社会难过，看看现在社会过得就是高兴。旧社会人吃得不好，长得黑乎乎的，不像个人样。现在新社会人出来一个个很有出息多么好。不能忘本，年轻的你们好好干。俺那工夫不就支援点饭给部队吃了，咱又没豁上牺牲性命……”当年六位年轻的姑娘媳妇，今天已是不能再普通的山村老太太，但就是她们在孟良崮战役中率领全村乡亲们烙煎饼10万斤，凑集军马草料2万斤，洗军衣80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掩护和抢救了大批伤员。

多年后迟浩田访问沂蒙，见到了六姐妹，深情地说：“没有你们，解放军不会打那么多胜仗；没有你们，我们的伤员不能救活这么多。我就是个老伤员，我负了伤以后，给我洗伤口，给我喂米饭，都是这些老大姐……”

新华社资深摄影记者邹建东回忆说：“老百姓本身吃的并不好，是高粱面，有的甚至吃野菜，却把难得的面条送给伤员吃……”

父送子，妻送郎，识字班送哥上战场，这是战争年代老区人民特有的参军热。这里每个村都是参军模范村，参加的都是解放军的队伍。当年任沂南县支前司令部政委的李子超，回忆起他和七十四师被俘将领的一段对话令人深思：“他们说，老百姓坚壁清野，什么都藏得光光的，我们吃也没的吃，喝也没的喝，我们找人连个鬼也找不到。你们呢，老百姓给你们抬担架，送给养，当向导，我们都逮着过。老百姓都是向你们的。”

时任华野一纵副政委谭启龙感慨道：“这个支前，山东人民贡献大了，可以说是倾家荡产。骡马没有草吃，他们到屋顶把麦秸子统统拆下来给马吃。”

原美国战地新闻记者西奥德·怀特一直跟随国民党军队行动，他在亲眼目睹了一件事后，就对当时中国的战局下了判断：“有一次和国民党军队在一起，年轻的士兵和我共四个人，夜里好容易才到了一个村庄，人困马乏。我们要村里人给马弄点草料，一个年轻的士兵说‘我们是八路军’。我感觉很惊讶，你们明明是国民党为什么要说是八路军。他小声对我解释：‘假如知道我们是国民党，他们就不会给弄了。’对此我感到很惊讶。”

战争年代沂蒙山区有多少民工支前至今也未有确切数字，仅孟良崮战役就有7.6万名随军常备民工，15.4万名二线民工，69万名临时民工，总人数超出我军参战部队三倍。沂蒙百姓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为了前线，毁家支前”。有人形容当时是“支前车队八百里，村村火火夜夜明”。纯朴的沂蒙百姓从切身感受的直觉中做出了最重要的选择。

提起沂蒙山、孟良崮，就不能不提到“红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从这里了解了一位沂蒙大嫂用乳汁救伤员的感人故事，在有着千百年“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此举尤其不易。

其中一个红嫂式的人物——明德英，据说舞剧《沂蒙颂》中的部分情节就是根据她的事迹改编的。她是一位耳聋口哑的看坟妇女，佝偻着身子，全然没有舞台上红嫂的娇美身姿，然而就是这位普通妇女在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曾两次掩护和抢救华野官兵。解放后她又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和孙子送到了部队。这位一辈子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沂蒙红嫂，对部队、对人民子弟兵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而在沂蒙山区像明德英这样红嫂式的人物每个村庄里都有：从一天宁肯失去两个女儿的性命也不泄密的唐洪玉到精心抚育革命后代的尹德美，从把四儿一女送上前线的王步荣到全身心侍候伤员的祖秀莲，从在敌人面前高喊“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的燕玉兰到当着众乡亲的面许下诺言“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我就嫁给谁”的梁怀玉……

孟良崮战役刚刚打响，时任沂南县艾山乡妇救会长的李桂芳接到上级命令，要她组织群众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部队要从这里通过。村里没有架桥的材料，青壮年男子都随部队当民工支援前线走了，只剩下几十个从未架过桥的女人。她们就把自家的门板用上了。李桂芳回忆道：“这时部队的人来了，一看，桥呢？我说桥在这里，架桥！哗的一下，每个人都固定好了，四个人一列门，担在肩头上，马上桥就出现了。部队喊口令那个人说，哟，人扛的桥？我说是。人在水里站着当桥墩？我说是。那怎么能行，都是什么人？我说是青年妇女，身体力壮。不行，不行，都是女同志，那还了得，顶上走人。我说不行，你们是执行任务，我们也是执行任务，目标都是一个，请同志们过桥。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早一分钟打胜仗，晚一分钟吃败仗，请同志们过桥。那好，他说，同志们，前边是妇女同志当桥腿架起的桥板，请同志们小步、快跑、轻踏、走当中。为了体现桥上桥下心连心，减轻桥的压力。开始过了，开头那几个人知道，越往后越不知道，人越来越挤，走的速度越快……”30多个姐妹站在冰冷的河水中硬是支撑了下来。当最后一名战士过了人桥后，大家倒在了水里。一名军人跑过来知道实情后，他流泪了，询问架桥人的名字，姐妹们只说出了组织者的姓名：李桂芳、刘月梅。第二天，当朝霞映红了天边的时候，人们发现汶河通向孟良崮长达20多华里山路的土坎上、石岩峭壁上，刻下了很多李桂芳、刘月梅的名字……”

提起韩成山，不能不提起孟良崮战役时的一次阻击战——黄崖山阻击战。韩成山是八纵二十四师的卫生员。敌人向他们坚守的山头发起11次冲击。最后一次冲击他们是用石块把敌人打了下去，此时，他们只剩下六个人，且全部负伤，身边仅有一颗手榴弹。韩成山说起当时的情形：“排长命令‘把手榴弹给我’，我马上递给排长。排长把手榴弹投出去了。待一会儿敌人倒毙了，我们才一块跳的悬崖。我们和排长一起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起跳悬崖。”后来六位勇士的名字被写进了《烈士英名录》里。而韩成山并没有死，当地一位姓石的大爷把他救了下来，他伤好之后，多次寻找部队未能如愿，最后回到了他的家乡沂南县。此后，他利用在部队学过的医疗卫生知识办起诊所，解除乡亲们的疾病之苦。

还有号称“爆炸大王”的王兑一，当年他率领民兵队冲到孟良崮的半山腰时，一颗炮弹落在了他的前方，他被高高地抛了起来……后来他的命保住了，一只胳膊却永远留在了孟良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