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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之际，天灾不断，战火连年，最终少数民族政权满清统一了天下。国家的骤亡， 异族的入主，极大地冲击着士人。在朝代的更替面前，臣子们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或出 仕新朝而为“贰臣”，或为恢复故国而继续抗争，或为遗民，或逃禅……儒家传统思想赋 予士子“忠君不贰”的道德要求，以及长期以来“华夷之变”观念的浸透，无疑深深影响 着文人的取予进退。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历尽战乱、背负沉重心理压力的贰臣作家， 无论思想生存状况，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和与之相对的遗民作家有着很大差异，且具有 自己的鲜明印记。又因其成就之高，影响之深，促使我们作深入探讨。 ，人数更多，对新朝贡献亦更大，不禁发人深思。这一现象自然直接受清廷用人策略的影 响。清人进驻京城，即发告示云：“……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所过州县地方 ，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尽行 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名之秋。如有失信，将何服天下乎?”打着为崇祯帝复仇的旗号， 来实现一统天下的目的，颇具策略性与欺骗性，极尽威逼利诱之所能，也确实起到诱降作 用，导致大量前明官员纷纷倒戈降附。如谢隆明末罢归，顺治元年(1644)清廷“颁诏招抚 山东”，谢陛相时而动，“偕在籍明御史赵继鼎、卢世?等遣人赍降表赴阙，其词日：‘闯 贼李自成肆逆逞暴，神人共愤，臣等空且不共之仇，愧无回天之力。惟皇帝陛下智勇兼锡 ，威灵遐畅，，笃夙昔之旧好，沛拯救之新纶，浩荡仁恩，有逾再造。……敬附归顺之资 私而并及之。 朱姓诸王，仍其王爵。”可参之《实录》：“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 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清世祖实录》卷五)前明、南明官员，包括依附阉党臭名昭 著者，以至降附农民军“从贼”“为寇”之人，俱加任用，甚至宠锡有加。如冯铨，明末 献媚魏忠贤，为其养子，列“十狗”之一，助纣为虐，与东林、复社等正义人士为敌。后 在清廷征召下，即“优予冠服、鞍马、银币，令以大学士原衔人内院佐理机务”，冯氏备 受重用。如金之俊，“(李)自成陷京师，(金)之俊不能死，被拷索”。后降清，竟官至吏 部尚书。尤其洪承畴，崇德七年(1642)，锦州被俘，归降满清后委以重任，屡受封赏，致 使其他诸将对此大为不满。对此，太宗解释道：“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引导者， 吾安得不乐?”而其重用贰臣之道，甚而遭致非议。如顺治元年(1644)六月，时任顺天巡抚 的柳寅东曾言：“近见升除，凡前朝犯赃除名，流寇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广大无遗、宽大 为治，然非慎加选择之道。鼎革以来，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顾忌。亟宜速定律令。”睿亲 王多尔衮却自有自己的一番用意，认为：“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擢用， 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斩，问刑准依明律”“脚)。鉴于饱经战乱后新政权政局 不稳、人才缺乏的现状，故此采取不论人品出身、唯才是用的用人政策，以致大量贰臣出 现，且在清初发挥了重大政治作用。 益，明末作为东林党魁首，即以文章气节名满天下；顺治二年(1645)五月降清，至京候用 ，三年正月，清廷命以礼部尚书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此职仅为虚衔，无实权， 钱本人亦大失所望，其问不过做了一些招降工作。六月，钱氏即以病乞假回籍。于是，清 廷令巡抚、巡按“视其疾回奏”，其实不无监视之嫌。又如吴伟业，早年即为士林所重， 人清后主持文社，声名日隆。吏部侍郎孙承泽荐举时亦言：“伟业学问渊深，器宇凝弘， 东南人才，无出其右，堪备顾问之选。” (人京后，伟业被授予秘书、侍讲，迁国子监祭 酒，仅委以修书，且不久即丁母忧回乡家居，在新朝并未有所作为。可见清廷本意在借助 二者声名，达到收服人心的政治目的。需要说明乾隆帝组织编撰的《清史列传》，其中《 贰臣传》中人物，因其本为大臣列传，而非“儒林…‘文苑”，均列其仕宦经历，尤其凸 现政治武功。如龚鼎孳，诗词文兼擅，其文学成就虽逊于钱、吴，却乐交游，喜奖掖后进 ，凭其政治地位，跻身“江左三大家”之列。而本传却只叙其居官经过，并一再指斥其失 节降附，尤其是委身“流贼”李自成一事，对其文学成绩、文坛影响只字未提。又如周亮 工，酷好文艺，交游半天下，是明清之际颇有影响的文人学者。而本传却仅载其政绩军功 ，且略去其明末官山东潍县守城抗清事。以上清廷所谓“贰臣”，出于维护自身统治需要 ，为现实政治服务，有的大臣虽有“贰臣”身份，却入别传，更多政治考虑。并且清廷编 选传记本身，亦有疏漏，邓之诚先生曾言：“孙廷铨、王崇简、姚文然，皆迎降者，又不 人贰臣传，则体例之疏也。” (出于政治原因，以达到维护皇权统治的目的，其分类确实 显得混乱无章。而我们所作“贰臣”文人分析，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出发，故而所取研究对 象“贰臣”，自然亦异于满清统治者标准。我们以为，其人政治上初仕前明，包括南明政 权，后人清为官，且有作品传世，具一定文名、声誉的(主要为文臣)，纳入我们研究范围 之内。同时，贰臣文人群体与其他文学团体、流派相比，不会有谁堂而皇之地为贰臣张帜 ，更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贰臣”名号举行诗文聚会、诗酒唱和等活动。只是我们鉴 于其贰臣的经历遭遇，对其人格心态产生的影响，结合其创作，借用“贰臣”一词对之进 行开掘、分析，并归纳其审美取向、艺术旨趣后的结果。 中《贰臣列传》、时称“江左三大家”为例，钱谦益曾被誉为“四海宗盟五十年”(顾炎武 语)，吴伟业(梅村)亦是继牧斋后主持文坛的人物。而龚鼎孳的文学成就虽逊钱、吴，却以 其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名满天下的极高声誉、提携后进长者作风而为人所称，创作颇丰 。尤其是词作，在明清之际，堪称领袖。又如“才名稍亚钱吴”(周亮工，文武兼备，文人 兼学者，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又如王铎(觉斯)，不但以书法高妙名世，且以其诗歌创作 被誉为中州“诗伯文宗”，成为中州诗坛代表人物，足以“振起艺苑，楷模后进” (卷五 《许傅岩诗序》)。此外，如曹溶(秋岳)，诗词文兼擅，尤其是词作，在其时及后世颇具影 响，开启浙西词派先河。凡此，显见贰臣作家的成就与影响是仅次于明遗民作家的创作群 体，值得我们重视. 道，自孔子以来，儒家伦理道德即讲求“忠君”，倡导“君臣大义”，且要“严夷夏之大 防”，后经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而世代承传沿袭，不断丰富，清初发展到极致，可由其时 遗民之众，抗清之持久，知气节在人们心中地位之重。此外，亦可通过降清贰臣受到时人 的讥讽、谴责，感知当时社会舆论给他们造成的沉重心理压力。如钱谦益降附后，“北上 赴任时，一日，曾到苏州虎丘一游，身着一件小领大袖外衣，人问其装代表哪朝风格，钱 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人评道：‘大人确 为两朝‘领袖’!”(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而此次北上，钱却未予重用，失望 之余，旋即告病辞归故里。孰料其常熟乡人送其一幅对联，日：“南北三朝元老，清明两 代词臣。”谦益本人不由感慨：“人情恶薄，无甚于吾乡。”与其说是其乡风浇薄，毋宁 说当时世风使然。又如金之俊(岂凡)，时人讥其失节日：“仕明仕闯仕清，三朝之俊杰； 纵子纵孙纵仆，一代岂凡人。”又日：“一二三四五六七亡八，孝弟忠信礼仪廉无耻。”( 且言：“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对其挖苦、讽刺，甚是严酷无情。 伦理道德观念对其影响之深。如吴伟业，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云：“甲申之变，先生 里居，攀髯无从，号恸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日：儿死，其如老人何]川( 附录《吴梅村先生行状》)又如龚鼎孳，“寇陷都城，公(龚鼎孳)阖门投井为居民救苏。寇 胁从不屈，夹拷惨毒，胫骨俱折，未遂南归之愿”(严正矩《龚端毅公传》)。又如周亮工 ，其子在浚载：“逆闯(李白成)破京师，公投缳，为家人救免。时传闻上已南渡，公又念 太封公、太淑人年迈，因与张锦衣鹿征(瑶星)，避于浣花庵。”((附录《周栎园先生年谱 》)而王铎虽未有殉国之举，亦曾有祭告先帝之举：“甲申之春，河北乱，予自苏门山走浚 ，买舟而南，复入吴越。闻闯贼李白成破北京，先帝经死万岁山树，予被发聚友数十人， 为位哭于江滩。”(卷十八《诘甲申事》) 失节仕敌是其一生永远无法抹掉的污点；同时，其良心未泯，自怨自艾，羞愧忏悔之意， 我们亦可从其作品中得以印证。 了贰臣作家的文学创作。贰臣文人虽选择了新朝，却终难忘前明故国。他们一方面不断追 忆先朝，而对于自己的失节更是常常进行深切地忏悔，如钱谦益。顺治五年(1648)，钱氏 曾向明遗民林古度赋诗以诉说自己的心曲：“残生犹在讶经过，执手只应唤奈何。近日理 头梳齿少，频年洗面泪痕多。神争六博其如我?天醉投壶且任他。叹息题诗垂白后，重将老 眼向关河。”(卷一《次韵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谦益本人的愧悔是真诚的，晚年以 泪洗面，正是其内心愧悔苦痛的外现。甚至转化为对清廷的不满和声讨，进而转化为抗清 行动，暗中支持支援东南郑成功领导的抗清事业。难怪清高宗阅其诗集后竟然恼羞成怒， 专门批示进行严厉禁毁。 作” (卷三十《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沉湎诗酒，耽于女乐，消极处世，但终 难排遣内心苦痛。“社稷存时曾恸哭，乾坤劫后已虚无”(卷五《哭觉斯长兄》)。入清后 虽居高位，觉斯却始终显得毫无政治抱负与生活激情，时时感觉到贰臣身份所带来的心理 压力。顺治八年(1651)，王奉命祭告华山、峨眉山，因将离开京城，心里有了一种解脱， 感到由衷的轻松与喜悦，“侥得出京甸，飘然寄远纵”(卷二十四《喜出京》)，诚如其弟 王雏所言：“此行堪惬吾兄意，卧雨餐风入漏天”(卷二十一《闻长兄话蜀事》)。此次远 行，何尝不是一种精神解脱。“江关悬万里，蹩蹙笑余生。……从此冠当挂，颠毛果用名 ”(卷二十四《有事蜀祭别五弦》其二)，竟然由此萌发出挂冠归隐之念。卒前不久，向亲 人倾吐内心的痛苦：“我自兵抢后火船……衰老余生，遭际坎坷，殊无快意事，无快意时 ，无相对快意之人物。……夫古今来侏儒何限，不侏儒亦何限，不知造化；何独妒于老我 ，摧残之，窘辱之，而拂乱之，生死不自为得。其留以告天下后世，天下后世读而怜其志 者，只此数卷诗文耳。” (卷二十《诸同人尺牍·长兄觉斯家报》)且“遗命敛以布衣．勿 封树””(卷二《王觉斯先生传》。回首一生，最大耻辱莫过于自己的失节，备受时人非议 。不愿穿清朝官服入土，试图以此来赎背弃前朝之罪。 曹溶、周亮工，在其著述中亦多有表现。以周为例，亮工不仅工于诗文，且颇具政治才干 ，为新朝平乱，发展文教，均有巨大贡献，却几次遭受不自之冤，被诬入狱几至丧命。为 此，他不禁会反思自己的出处，以致怀疑自己出仕的选择。顺治十六年(1659)，亮工人刑 部狱时，深感“生平多谬误，细细责微船”(卷五《九月二十日同乡人帅君载酒泛菊即席同 冠五韵》)，认为“出处吾全误”¨(卷六《送冠五还南山》)。甚至产生愤懑与不平，“豹 头山下海波宽，对簿声残裹里瘢。自分当时填马革，敢烦具狱望天看”。“弓刀痕里掠枯 髅，夜夜云阳市上游。自是圣恩天广大，可怜犹问射乌楼”(卷十--(六月十日纪事》)。“ 当时”指崇祯十五(1462)年，官潍县时，清兵大举来犯，亮工誓死抗击，孤城得以保全。 此外，顺治十五(1658)年，周赴闽质审，时郑成功率兵猛攻福建，亮工待罪居“射乌楼” 守城，终使郑军败退。由此诗，可见其对新朝的不满与怨愤。 创作题材的选择、主题取向，亦成为其艺术风格、表现方式等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之一。 明清易代之际，天灾不断，战乱频仍，尤其是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 严重摧残，创作风格亦发生急剧转变，与寄托亡国之痛、身世之悲相一致，作品较前明显 更为凄凉、感伤。如吴伟业，人清后，曾一度家居，且邀友人“移家就我住，自首两遗民 ”，意图隐逸而终。作为士人精神领袖，清廷意在利用其声望，缓和人们的反清情绪，于 是征召梅村出仕。然而友人纷纷劝阻，吴本人亦始终犹豫不决。几年后，由于“逼迫万状 ，老亲惧祸，流泪催装”(吴伟业《与子噪疏》)，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最终踏上北上出 仕的道路。梅村坦言“早生贵道心，中年负名义。蹉跎甘皓首，此则予所愧”(吴伟业《送 何省斋》)，时代境遇的改变，导致作品内容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在艺术风格上得以鲜明 体现。《四库全书提要》论其前后诗风变化云：“(梅村)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 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暮年 萧瑟，论者以娱心庾信方之。”可谓恰切指出梅村风格三变，即前明时的藻采清丽，甲申 、乙酉之变后的凄凉悲切，与入清居官后更多了一层萧瑟，确为的论。如果说人清之初梅 村多抒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话，那么入清居官后，内心则更多了一层愧悔与自责。而诗 人这种心绪寄寓于文作，自然较前更为哀怨悲凉。以梅村词为例，前明时才名远播，且备 受崇祯帝优宠，得以奉旨还乡完婚的极度礼遇。如此境遇下，梅村浅斟低唱、倚红偎翠， 显示出词为艳科的填词作风。而故国沦丧后，梅村迫于沉重的社会压力和自身贰臣身份与 际遇，其词作主题及艺术风格亦有了巨大的变化，显得沉郁苍凉。诫如吴本人所言：“余 少喜学词，每自恨香奁艳情，当升平游赏之日，不能渺思巧句以规模秦、柳；中岁悲歌佗 傺之响，间有所发，而转喉扪舌，噫噫不能出声。”(吴伟业《玉琴斋词·序》)而创作风 格的转变，也正由时事的变迁、身份的改换与心境的不同所导致。 所处社会背景入手，通过与他交往的汉族文人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认为他的 行为既符合康熙推行的满汉团结的民族政策，也对维护康熙统治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 促进了清初的文学繁荣。 论文关键词：纳兰性德；康熙时代；满汉团结；文学创作 长子，是我国清初著名的满族作家。以短暂的3l岁生涯，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取得了巨 大成绩。主要作品有一部解释儒家经典包括宋元以来140多种有1792卷之巨的巨著《通志堂 经解》；一部包括诗、词、赋、散文、经律、杂文等多种文体的传世文集《通志堂集》； 另有一部他24岁时自己编选，共收入342首诗词经后人加工名为《侧帽集》，后更名为《饮 水词》，又更名为《纳兰词》传世。 尊、陈维嵩并称为清代“词家三绝”。满族文人纳兰性德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文学成 就，这与康熙推行的满汉团结的民族政策以及汉族文人对纳兰文学创作的影响有很大的关 系。 局面，出于维护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康熙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借鉴元蒙统治集团覆灭的教 训，断然采取了清承明制的方略。将儒家思想这一统率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文化精神与异 族统治结合起来，作为治国根本纲领。并推行满汉团结的正确民族政策让许多汉族知识分 子特别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各级政权参政，不仅使得汉民族在中原实行 了两千年的儒家思想得以延续，而且还成为化解和缓和民族矛盾的利器。 分子采取怀柔政策，如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 等儒家理学经典，还把朱熹牌位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这些措施都与他力图支撑所 推行的封建制度如出一辙。 康乾盛世，使经济繁荣，文化也得到了长足进步。当时涌现出的很多杰出学者，创作了大 量优秀作品，其中纳兰性德就是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具有很大影响的皎皎 者。 为绝大多数的国度，虽然一时掌握了政权，确立了以汉族儒家思想为治国纲领的决策，但 真正要使这样一个民族众多，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大国能够安定统一，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解 决民族之间的矛盾，促进满汉团结。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本民族人员全力支持和共 同努力，更需要大量各族知识分子特别是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实际参与和积极配合， 形成一个有大量汉族知识分子参加的政治结构的局面。而大量汉族文人的参加，不仅能笼 络和团结一部分汉族人民，而且以“经学”为主的汉文化形成的“文治”，其实也是一种 精神束缚的软索，能达到其他方式难以奏效的目的。 措。 思想影响的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说，不啻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何 况这时社会局势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汉族人民也开始逐步接受现实，这也是康熙 这一举措能够得以推行的基本原因。康熙通过科举选拔了大量有才能的满族人才，也轻易 地网罗到了一定数量的愿意为之效劳的汉族知识分子，其中很多还是满汉通才。当然其中 的满族人才是他统治的基本力量。 条件，所以纳兰性德的脱颖而出，受到康熙非同寻常的倚重也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现象。 他喜好汉族文化，自幼打下了深厚的汉学基础。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经史子集的学习和钻研 之中。“容若数岁即善骑射，自在环卫益便习发，无不中，其扈跸时，雕弓书卷，错杂左 右，日则校猎，夜必读书，书声与他人鼾声相和。”为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即使有病在身 也不懈怠，“癸丑病起，披读经史，偶有管见，……传述异闻，客去辄录而藏焉。逾三、 四年，遂成卷。”他18岁中举，22岁就以优异成绩高中进士二甲第七名。被康熙授予了“ 殿前三等侍卫”，不久就攫为二等，又晋升为一等。一经出世，就以风流倜傥的文人本质 ，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成为御前侍卫，整日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陪帝王唱和诗词 ，译制著述，参与军国机密，成为君主器重的近臣，一时光芒四射，成为人们心目中羡慕 的达贵显官。而这一切对少年得志的纳兰公子的文学创作无疑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他 成长过程虽然表现出的是他天资聪慧才华横溢，但更多从他身上体现出的却是统治者维护 政权的政治需要。他以一个出身显贵的满族青年积极参加科考，本身就符合了康熙要利用 科举制度达到收容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 ，团结汉族文人，实现民族团结的政策分不开。从个人环境看，又与当时众多汉族文人的 帮助分不开。在他的一生中，有个现象非常引人注目，就是与许多汉族知识分子来往密切 ，交谊很深，其中不乏颇负盛名，有影响的人物。对此我们从一些与他交往密切的汉族学 者的言论不难看出。顾贞观曾说：(纳兰性德)“与道谊也甚真，特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 肺腑。”徐乾学也说：“君所交游，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寡合者，若无锡严绳孙、 顾贞观、秦松林、宜兴陈维菘、慈溪姜宸英，尤所契厚。”又“好宾礼大夫，与严绳孙、 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其中尤以与徐乾学、顾贞观等人的交谊值得称道。除 这些朋友外，朱彝尊、梁佩兰等汉族人也和纳兰性德的情谊很深。 儒家的基本思想，精通了汉语的文学写作和具有自己的创作理念。他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字 、词汇和熟练驾驭典故成语的能力，还熟悉各种典籍，具备丰富的文学知识。尤其在词的 写作上对调式、韵律、平仄、句式、对仗、赋情、体物、结构、声采等基本法则处理等方 面显示了很高的水平，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文人达到这样的高度，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 果没有汉族文人的帮助是难以实现的。 个人日常交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这种交往不仅对他个人学习汉族文化必不可少，而且 对于他的成长和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在他的诗词等文学作品中都有非常 明显的体现。 l7岁时，就读于太学，那时国子监祭酒徐元文对他十分赏识，就推荐与其兄徐乾学结识， 从此相交一生，并确立了师生关系。徐乾学在江南很多县都有大量房地产，是著名的汉族 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在康熙九年中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自此施展才能，竭尽 全力为清廷效劳，很快就受到康熙宠信。徐乾学对这位贵族弟子可谓是用尽了心血，他不 惜花费极大精力为纳兰性德讲授经史，还直接指导帮助纳兰编纂《通志堂经解》这部儒学 巨著。当时的纳兰才l9岁，他能在两年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部巨著，还要准备参加科举，如 果没有徐乾学的指导帮助，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徐乾学后来回忆纳兰求学的情况时说： “自癸丑五月始，逢三六九日黎明骑马过余邸，讲论书史，日暮乃去。”是靠着这种执著 和顽强的精神和勤奋的学习态度，纳兰才有了日后的成就。这种师生情谊，在纳兰性德临 终时与徐乾学的诀别之语中也有所体现：“辱先生不鄙弃，执经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语以 读书之要以经史百家源流，如行者得路，然性喜作诗余，禁之难止。”所以我们完全可以 这样说，徐乾学对于纳兰性德的成长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徐乾学的亲自教诲 和帮助下，纳兰才有了日后的汉学成就。 文学家，在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儒科人选，任翰林院检讨，参加编纂明史的工作，康熙二 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并任江南乡试主考，又于两年后人值南书房，是深受皇帝宠爱的一 个近臣。这样一个汉族大儒，在长达12年与纳兰的交往上，在创作理论和写作理念上对纳 兰产生了极大影响。我们知道，朱彝尊的创作是以真情表现见长的，尤其在文学理论上提 倡真实感情表现。他认为只有能够表现真实感情的文学作品才是最好的：“缘情以为诗。 诗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于己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蕴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 ”又说：“情之挚者，诗未有不工者。后之称诗者，或漫无感于中，取古人之声律字句而 规仿之，必求其合。好奇之士，则又务离乎古人，以自鸣其异。均以诗未有无情之言可以 传厚者也。”我们从纳兰的诗词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的真情涌现，不能不说与朱彝尊的 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朱彝尊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纳兰性德又嗜书如命，共同的爱 好也把两人紧紧地联系到一起。由于朱彝尊藏书甚多，又注重搜罗儒家经典，因此在纳兰 性德编纂《通志堂经解》时，它不但能在内容上给与帮助，在版本的提供上也能襄助其事 。 的家庭教师，做过秘书院典籍，有过接近康熙的机会，但却受人轻视和排挤，一直得不到 宠信，一生郁郁不得志。纳兰性德自22岁认识顾贞观，两人遂成忘年之交。两人不仅兴趣 相投，而且有着共同的文学创作理念。顾贞观写了许多反映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的作品， 强调内容接近现实。他在写作上提倡要以情感人，表现真情实感为上。词格调高昂，情绪 激越，从不追求含蓄淡荡的情趣，而是以如虹之势直抒胸臆。如： 。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复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 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觉塞苦寒难受。 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白马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创作中也是注重自己的写作风格，采取与现实密切结合的方式来表达强烈真挚的感情，如 ： 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共君 此夜须沉醉。且由他、娥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 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许多地方都受到了顾贞观的影响。 唱吟和之作，也有许多纳兰性德去世后汉族名士的悼亡诗作，其中像姜宸英、秦松林、严 绳孙等，这些人都与与纳兰性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都在文学创作人生哲学、生活态度 等方面对纳兰性德的一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化，最终成长为一个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用汉语进行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并在中国文学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虽然是顺应时代潮流和政治需要，但体现出的却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他的创作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对加强民族团结和稳定 社会也起了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对我们研究和了解当时社会、政治、历史等都 起着汉族文人无可替代的作用。 …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说明他的创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我们也不难看出，他能达到 很高的水平，具有很大成就，虽然与他努力学习和继承汉文化的优良传统有关，但不容忽 视的是与众多汉族文人的多年教育和全力帮助分不开，他的每一个细小的进步，都得益于 汉族文人的悉心浇灌。 掌握儒家思想，适应康熙统治的政治需要，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并在文学领域产生了 一定影响。但也不可否认，正是儒家思想从另一方面束缚和局限了他的思想发展，不管他 个人自觉与否，实际上已沦为统治者的工具，作品的思想自然也受到了局限，如其中的忠 君思想、阶级等级、民族歧视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认识。 家相比，学人关注远远不够。故此，弥补贰臣作家群研究上的不足，重估其文学成就、价 值，对其做出准确文学史定位势在必行。同时，通过对贰臣文人文化心态与文学创作的考 察，亦有助于我们认识明清之际文学的发展衍变轨迹，把握有清一代文人心态与文风的嬗 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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