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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奉戴天子”政策阴影下的汉魏禅代 历史上曹操崛起的过程相当富于戏剧性。从其事业的初期开始，曹操就曾不止一次面临危机。象东郡面对白波军，兖州百万黄巾压境，以及后来吕布陈宫袭夺兖州等，可见曹操的创业过程也是充满了艰辛的。 曹操一生中所曾面临的最大危机，莫过于在官渡面对拥有绝对优势的袁绍了。而曹操在极度困难的情形，能够和袁绍持久对峙，并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乘隙击败对手，实在是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积累的结果。其中影响最大的战略举措莫过于“奉天子以令诸侯”了。仅此一举，就造成司隶区和关中的诸多郡县加入了曹操集团，这在很短时间内缩小了和主要对手袁绍的差距。而更重要的是，这一战略使得当时其他势力在官渡之战过程中保持中立，这对于战略位置处于四面受敌状态而又居于劣势的曹操来说是生死攸关的。考虑到官渡之战事实上决定了三国前期的军事格局，可见“奉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战略对当时的影响是何等的重大。 袁绍集团中并非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据《献帝传》记载，远在曹操奉迎献帝之前，沮授就曾向袁绍建议： “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讬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鄴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而当时的反对意见是： “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反对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出于对“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的担心，袁绍拒绝了沮授的建议。在看到奉迎献帝后，河南关中等地迅速归附曹操，袁绍不免懊悔，但为时已晚。终于，在官渡之战中，因为天子在曹操一方，袁绍在道义上多少有点象是在反叛，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同盟军。 从三国当时的局势发展来看，“奉天子以令诸侯”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当曹魏势力逐渐稳固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时，这种在力量薄弱时期采取的借助外力的做法，同时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那就是对曹魏政权合法性的疑问。 和两河及地中海沿岸的文明进程有所不同，中国上古的王权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某种来自宗教或律法的约束。作为一种替代，中华文明非常重视统治者的自我克制能力，有时这可以成为继承资格的一个重要参考。这种被儒家称之为“仁政”或“德政”的政治传统，其历史非常久远，可能从上古开始它已是中华王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当秦帝国的中央极权体制建立起来以后，整个社会被高度组织起来，权力的执行效率大大增加，在这种形式下，对于王权的约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方面从意识形态上为帝制权威提供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为儒家“仁政”或“德政”的政治理念在全社会的传播提供了条件。而文景昭宣等数代君主所采取的温和的休生养息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又为这一政治理念作了相当成功的说明。随着儒家观点逐渐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有德者居之”也逐渐成为汉代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王莽的新朝可以说是这种政治理念的产物。虽然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理念并未能丝毫缓和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但这种期望“德者”来统治的心理深刻反映了社会对于宽松政治环境的追求。 “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成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时这种政治传统的影响力。 但曹魏集团的取代汉室则是凭借实力说话的。这和“秦失其鹿，先得者王”是同一逻辑。在这里所强调的并非“德者”而是“能者”。如果汉室已经不存在，那么这种“先得者王”的做法并无什么不妥的地方。问题在于，曹操的“奉戴天子”不仅仅在形式上也在天下众多的学人士子心目重新确立了汉家天子的权威，而紧跟着又要在体系内以臣下的身份否定这种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形式的权力取代被传统势力视作篡权几乎是毫无疑问的。这无疑使得曹魏将失去相当一部分学人士子的支持。 对于处于绝对弱势的曹操而言，在强敌在侧的情况，放弃利用汉室残存的权威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势力冠绝群雄的袁绍可以不在乎汉室残存的权威。对袁绍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李傕、郭汜之流让汉天子威风进一步扫地，如果能从肉体上消灭之则更好。这样可以造成真正的“秦失其鹿”局面，接下去的就是各路雄豪斗智斗力的问题了。 但处于弱势的曹操是极其卓越的，他抓住一切机会，充分利用了汉室残存的权威，在最后时刻翻了盘。 如果利用“奉戴天子”取得成功的不是曹操，而是另外某个相对较弱的人物，那么，在君臣之间达成妥协使汉室得以延续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然而，被誉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曹操可能是有点过于出色了，以至于在这场权力变革中，只能是作为一个取代者，而非一个平衡者出现。 曹操在当时的知识界也不是没有任何同盟者。 东汉末年所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来自于过度的土地兼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崩溃，整个上层政治结构也因为强大的外戚势力对皇位继承问题的干预而显得四分五裂。处于对皇权稳固的优先考虑，皇帝已经不可能放弃被视作皇权保障的宦官势力而对所面临社会危机作任何有效的调节。整个社会的行政实际上已陷于失效的境地。而由此产生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又逐渐发展成“清流”和宦官势力之间严重的党争，最后导致“党锢”事件的发生。 从一代明君汉章帝身后外戚把持朝政开始直至汉末的这场政治斗争，对于传统“君惠臣忠”的儒家政治理念的破坏是空前的。也正是对于当时政治现状的深深失望，导致相当部分的学人士子将国家重新回归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新兴的有能力者身上。 汉末的这种“德者居之”还是“能者居之”的对峙，随着曹操权力的逐渐绝对化而变得尖锐起来，最终造成当时整个知识界的严重分裂。 对于知识阶层的这种反对力量，一个可以有效控制全国局势的政权，可以通过逐渐积累政绩争取人心，从而消除这种对新政权的不认同。不幸的是，由于赤壁之战的意外失利，最终导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这种分裂的状态使得曹魏政权全面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努力成为泡影。同时，由于对手的军事存在，反过来又对这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产生微妙的影响，并以一种难以预知的方式影响社会的稳定。 曹操未尝不知道这种来自政治道义方面的挑战所隐含的杀机。对于孙权的劝进，他视之为踞于炉火之上。也正因为看清这一点，他决意成为“周文王”，而将最后的摊牌推迟到自己的身后。在东汉末年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曹操其实并没有多少余地可以妥协，即使仅仅考虑曹魏集团在曹操身后的内部整合，汉魏禅代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但是，对于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仅仅靠“禅让”这一经过充分粉饰的形式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作铺垫。于是，在汉代的“秉承天命”基础上，又出现了“汉祚已尽，异代方起”的一整套改朝换代理论。改朝换代的理论在三国时代已非什么新东西，在汉家天子初次成为未央宫主人时，这种受命于天的理论即已流行。而两汉之间的新莽时代，借助于这套理论的地方也可谓多多。然而这一次，和前一次却有重大的不同：王莽所导演的禅代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有德者居之”，而曹魏的禅代则标志着“能者居之”一派的胜利，而强调“能者”，其实也就是确认世事的变迁，“非惟天意，抑亦人谋”。正因为对于“人谋”的重视，使得这一次的权力转移具有特别的革“命”意味。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政治变革，代表了在此之前已经非常模糊的君王对于整个社会的责任约束从理论上被彻底去除了。中央极权制度开始了真正的“家”天下时代。 令曹魏政权始料不及的是，下一波的改朝换代来得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尚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新王朝建立起足够的感情，新王朝已经匆匆而逝了。一时之间，“禅让”竟然成了一种风尚。在随后的数百年里，魏、晋、宋、齐、梁、陈，就象是走马灯一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如果考虑到中间没有成功的桓温，再加上造成中原大乱的“八王之变”，平均约五十多年一次，可见当时政局的混乱。这种政治乱象，深刻反映了旧有政治传统被彻底破坏以后所造成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空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魏禅代以后的几次“禅让”，竟然都是由曹氏后裔的历代陈留王出头劝进的。大概那些自许“上秉天命”的“真龙天子”心里多少有点不踏实，都想借曹氏的名义继承一些正宗的“汉统”吧? 历经文景昭宣数代方得以确立的汉代政治传统，在经历了两三百年的磨难以后，在东汉末年已经呈现分崩离析的景象。而汉魏禅代则给予这一传统以最后的一击。我们必须要等到几百年后的贞观时代，才会见到相关政治传统的部分恢复。 然而，汉魏禅代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到此为止。在其他的一个方向上，汉魏禅代引发了一场极为深刻的文化传统的变革，并直接影响了后来整整一千七百年的中国历史...... 汉魏禅代所带来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是极其严重。对于知识阶层里的这种不同声音，立足未稳的曹魏政权当然不能等闲视之。然而这种矛盾又是不可调和的。在曹魏时代，对手尚在身旁虎视眈眈，这也就使得任何较为温和的宽容政策都显得不那么合时宜。于是，剩下的只有高压铁腕政策一种手段了。不幸的是，还未等到曹魏政权建立起足够的威信(如果，曹魏政权的寿命足够长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期待政策会逐渐转向温和），魏晋禅代再次登场。和曹氏集团尚有曹操所留下的政治家底不同，司马氏的成功基本是建立在阴谋诡计之上。由于民望过低，可以想见，这一政权政治威信的低下几乎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威权实行高压政策几乎是司马氏唯一的选择，而其政策的严酷性较之曹魏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郗虑路粹为孔融罗织罪名开始，到嵇康的被杀，以及荀彧、毛玠、崔琰等的遭遇，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政治斗争的激烈。而从司马懿本人的被逼出山、继而罢官、到最后夺权的经历，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可能引发额外的政局大变动。 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下，不愿同流和污的人，只能以各种方式回避现实。于是我们看到了佯狂的阮籍、醉酒的刘伶、以及高谈阔论中的何晏们。有点意外的是，这一股回避现实的潮流，在当时社会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竟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被后世标识为“魏晋风度”的名士风流；另一方面则是向往山林田园的隐逸高节。这看起来完全相反的两种倾向，其内在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其实是共通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人的散漫和避世倾向的源头。然而正是随着这种个人自由主义倾向在文人阶层中的蔓延，使得中国文人阶层迅速丧失了作为社会中坚力量必须具备的加强社会组织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能力和责任感。 三国以后的历代文人，向来是以能够“笑傲王侯”自居的。然而当“王侯”们也开始向“笑傲”靠拢时，那么这个社会离开一盘散沙已经不远了...... 在这种崇尚名士崇尚隐逸的风气背后，是大批知识分子的弃政从文。这一社会文化重心的变化，直接造就了六朝文学事业的兴旺，并对后来的盛唐文学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文学繁荣的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昔日回荡在殿堂里的庄严堂皇的钟鼓乐失传了，其传统可以上溯至屈原的具有史诗篇幅的大制作也淡出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短小，越来越精炼的作品，而境界从整体来看也显得越来越小，终于变得过于纤巧甚至于颓废。 而这一文学繁荣所索取的最大代价，乃是整个国家尚武精神的弱化。 自建安时代开始直至唐宋的中华文学繁荣，的确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方面大概只有西方的古典音乐和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绘画艺术(FineArts)可以与之媲美。然而，这一吸引了一个庞大民族一千多年注意力的文学繁荣，太过成功了，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历代知识界的价值观。中国后来的重文轻武的社会倾向，其实并不能全部归因于统治者出于加强中央极权的需要。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统治者的相关政策是不可能推行得如此彻底的。从《汉书·艺文志》中百科全书式的书目，到科举考试局限于四书五经的策论，整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其实是经历了巨变的。 当整个民族都为文学所心醉神迷的时候，你当然不能指望社会中仍然能产生很多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三国时代的才俊云集、英雄辈出的景象，即使在盛唐时期，也不再复现。许子将的月旦评，就此成为绝响！ ...... 在认识到和昔日的盟友袁绍之间的摊牌不可避免的时候，“奉天子以令诸侯”几乎是身处绝对弱势的曹操的必然选择。然而，从这一事件开始，许多的后续事件就象是事先设定好的一样不可避免...... “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纵然是智力殊绝如曹孟德者，在历史大势面前，其实也是身不由己的。  溯古追风的成长，感谢一路有您！ （微信）1150728290 / （QQ）976204208 （微信号）xhistory / www.xhistory.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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