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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479）与苏格拉底（前469-399）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一个是中国的圣者，一个是西方的智者，可谓双星闪耀。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东西方文化、教育的走向，时至今日，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孔子与苏格拉底两位先哲的谈话式教学可以说是中西方启发教学的源头，并形成了启发式教学的典型范式。下面我们通过教例具体分析他们之间的相同之点与不同之处，这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孔子生于我国春秋末期，是儒家思想及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学说成为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其教育思想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先看孔子的两个经典教例：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子夏对于《诗经》中一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不能理解，问孔子。 这句话大意是说人生有美丽的面颊，才能成为“巧笑”，先有两目黑白分明，才能成为“美目”，这是讲妇女的容姿美好。“素以为绚”是以画作比，子夏认为色彩比素质更重要，因此，他对此句意义不大明白。孔子解答说：“绘事后素”。意思是说绘画的事也一样，要先以粉底为质，而后着上五彩之色。子夏在孔子的点拨下，理解了这一诗句的含义，并由此联想到做人之礼应以忠信为先。孔子听了很高兴，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能从子夏对诗句心愤口悱之时提出“何谓也”，到针对疑问而答，经过打比方启发子夏，而后子夏能举一反三，从诗句的意义联想到忠信与礼的关系上来，最后，反过来启发了教师。这一过程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以他的独特的思想与实践、崇高的人格与精神光耀了古希腊和整个西方文明。他早在2400年以前就为我们确立了教学谈话的范型──—“精神助产术”（又称“产婆术”）。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基于其独特的哲学观和教育观。他认为，理想的教育方法不是把自己现成的、表面的知识教授给别人，而是凭借正确的提问，激发对方的思考，通过对方自身的思考，发现潜在于自己心中的真理。 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记录了苏格拉底与青年尤苏戴莫斯有关“正义”问题的谈话。在那段精彩的对话里，苏格拉底首先认可尤苏戴莫斯关于“正义”问题的见解，然后基于尤苏戴莫斯的见解引出种种新的问题请他回答，最终使尤苏戴莫斯意识到最初关于“正义”的见解是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从而愿意“收回已经说过的话”。那么这两位伟大的先哲又有哪些相同与相异之处呢？下面就让我们作简要的分析。第一，孔子与苏格拉底的谈话式教学都是以教师指导为特征，通过提问、激励与引导，让学生自由思考、自由表达自己的疑问和见解，从而获得知识、发展能力、陶冶情操、完善人格。 孔子认为人的本性中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东西是接近的、差不多的，但由于后天的习染的结果，而显出了很大的差别。孔子既看到人的生性、自然的本性，也看到了人的习性、社会本性；既看到了先天因素在人性发展中的一定作用，也看了后天因素（主要为环境与教育）对人性发展的重大影响。“性相近，习相远”就是一个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人性论命题。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学而知之”，提倡“有教无类”，采用“因材施教”、“启发教学”、“教学相长”的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是孔子教学经验的高度概括。 因此，孔子的谈话式教学十分重视教育对象的个性差异，注重点拨时机。如“绘事后素”就是根据对象理解的难点实施点拨。孔子认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引导学生而不牵着鼻子走，鼓励学生而不强迫他们，启发学生思考而不把答案点破，让他们自己悟出。孔子更注重学生的伦理规范、道德修养，在教学方法上较为含蓄，谈话的内容大都涉及到伦理、礼仪、学习等方面。 苏格拉底则认为，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认识你自己”，就是说，人的问题是哲学的主要问题，“自我”、“自我意识”在哲学上处于首要的地位。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高尚的人──—“有美德的人”，而这种美德应是理性的、必然的、普遍的真理，即伦理道德的知识、善的知识、“自我”的知识。苏格拉底认为，人的有关正义、善德等知识以及事物的意义在人出生之前已存在于人的心中，但在人出生时，由于肉体受到干扰，已被忘记，教育就是要通过引导、启发，使人们顿悟早已存在于心中的知识。基于此，苏格拉底在依据这种方法进行谈话中，往往从对方所熟知的具体事物和现象开始，进行反讽、暗示、归谬，助产，进而求得结论。苏格拉底在谈话中更注重学生理性认识的深入，人格品质的完善，教学方法更为精密，谈话的内容大都与正义、善德、虚伪等有关。 第二，孔子与苏格拉底都重视创设谈话情境，追求一种和谐的谈话氛围，在这种情境中使教师与学生的心灵沟通起来，把学生的既有经验与要探究、解决的新问题联系起来，把学生的理智与情感结合起来。相比较而言，孔子更注重追求一种宽松、自由的谈话环境，给学生一定的思维空间。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让每一个学生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不加以限制，当曾皙感到犹豫时，孔子鼓励说：“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又如《论语?宪问》中，子路问怎样做一个君子。孔子说：“修己以敬。”子路还不能理解“敬”的含义。孔子点拨道：“修己以安人。”子路又问：“如斯而已乎？”孔子进一步启发：“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让子路深入领悟真义，其思维过程是一种发散性的。苏格拉底追求一种带有理性色彩的情境，这种情境能使学生思维发展向预定的轨道进行。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的运用一般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之为“破的阶段”。即在对方认识真理之前，首先清除干扰物──—错误的观点。他通过独特而辛辣的讽刺式诘问等方法，使对方觉悟到自身观点的矛盾，激发对方追求真理的热忱，唤起“求知的强烈欲望”，进入规定情境。对那种对方陷入到目瞪口呆、无言以对的状态，苏格拉底称之为“逻各斯窘态”。这是一种极佳的情境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学生的思维被激活，思维的强度加大，思维的频率加快。第二阶段可称之为“立的阶段”，通过问答，定义的归纳，“精神助产”，让对方叙述自己的见解，并最终达到对真理的认识。 第三，孔子与苏格拉底在谈话式教学中都讲究提问的技巧、智慧，充满了高超辩证的提问艺术。通过以上教例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能针对不同的个性特征，循循善诱，点拨精妙，善于把握时机，给学生相当大的思维空间，具有启发性、灵活性。苏格拉底提问意旨明确，提问环环相扣，善于突破关键，充分挖掘对方思维潜能，具有很强的引导性与严密性。孔子与苏格拉底在谈话式教学中存在的差别主要是东西方人文精神与语言不同所造成的。 人文精神是个发展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级，它有不同的内涵。发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人文精神是一种纯粹的理性精神。从本源上看有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它是一个外在于宗教、与宗教无关的思想领域。当时它是指自由人的博雅气质与理性精神。由于尊重每一个自由人的自身的理性，因此孕育出了“真理至上”的观念，故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 第二，它提出了一种有关宇宙秩序的思想。宇宙秩序是建立在宇宙内在规律与分配的法则之上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由规律与关系组成的。不论是地理学、天文学还是教育，都由相互对称的可逆的关系组成。 这一思想形成了一种科学的思维规范，即逻辑的思维。它是与纯粹理性相适应的思维方法。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同西方相比，则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尊崇德性，追求智慧。智慧与知识的区别在于知识指向认识，而智慧指向实践；知识追求逻辑的严密性，智慧却追求主体的体验和证悟。第二，内圣修己、追求至善。儒家思想文化都是讲内圣工夫的，教育的关键是修己，通过践仁尽性达到人性的完善。第三，重视实践理性。原始儒学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并引导、贯彻到日常现实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没有上升到理论形态。中国人重视的是情理的结合，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哲学认识和文化心理。如果说西方语言是一种严格受形态规定制约的具有客观意义的语言，那么汉语则是一种带有主体意识的语言。西方语言在组词造句上，往往非此即彼，十分冷静客观，而汉语则在词语的形式与功能变化上显得灵活自如；西方语言学基本上是一种焦点透视的语言观，讲究语言结构在形式上的完整与逻辑上的严谨，而汉语则是一种散点透视的语言观；西方语言是分析型语言，其内部建构可以用一系列的符号和公式来精确地描写，并在数量上作出表述，而汉语具有重整体、重意合、重虚实、重具象等特征，其语义表达和理解策略以意合为主，形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能够从两位先哲的许多谈话式教例中体味、分辨出中西语言的这些差异。 孔子与苏格拉底有关教育的论述是一座丰富宝库，有许多理论观点值得我们去认识，去开掘，笔者在此仅仅是管中窥豹，不揣浅陋，权作引玉之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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