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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一、缘起 近年来，张家界的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促使文化产业得以迅速起步，在全球化范式下，张家界以旅游业为龙头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运动促使张家界边缘性的“无名”状态获得了极大的改观。在多元异质文化泥沙俱下的冲击下，张家界市提出建设“未来文化遗产”宏大战略构想，促使有关张家界的地方性人文话语不断地朝着历史的纵深掘进，刷新着我们的地方性知识，生产着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 “大庸”作为一县之名已经成为历史，而正是这一识别性的地名符号呼唤着并引领着我们穿透时空迷障，唤起沉睡的历史记忆。 今张家界市，1998年之前原名大庸市。迄今，本土原住民依旧习惯自称为“大庸人”。1982年，大庸县人民政府编印了一本《湖南省大庸县地名录》。其P21词条“大庸溪”的解释为：“此溪的上游叫澧支河，中游叫茅溪，下游名大庸溪。源出中湖公社境内，流经兴隆、教字垭、官坪、三坪、枫香岗公社，长 茅溪就是大庸溪，地因溪名。从“茅溪－大庸溪”衍生的本土地名以“大庸”这一符号为核心，为我们描述着张家界千百年一路走过的历史：大庸溪、大庸滩、大庸口、大庸坪、大庸桥、大庸路、大庸卫、大庸所、大庸县、大庸市…… 从地名缘起以及地名群现象，从地名蕴含的文化事项中，可以看出“大庸溪”对今张家界市永定区的影响要远远大过澧水。“大庸”文化何以如此厚重？1939年版《辞源》对庸字有十二种解释，⑴用也；⑵常也；⑶功也；⑷愚也；⑸犹岂也；⑹赋法之一种；⑺与墉通，城也；⑻与佣通；⑼爰也；⑽与镛通；⑾国名，商之候国；⑿姓也。”近年来随着张家界文化研究的兴起，多年来致力于此一文化研究的谢方一认为“大庸”之庸字，应作第十一解，即庸国。历史进入到本世纪，有关古庸国的考古发现、人类学调查不断见诸于报端。对于“大庸”的探询必然从古庸国开启。 二、神话创世与三皇五帝时代 在对古庸国历史的溯源中，在文化上似乎“一穷二白”的张家界，迎面而遇的是一个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问题。只要对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文明的进程有个基本的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长江中游是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原始文化区域，有着相对独立的文明化进程。随着长江中游五十余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研究时机业已基本成熟，古庸国历史得以彰显于世。 在张家界、湘西，世代流传着伏羲女娲兄妹繁衍子孙、女娲造人补天的神话传说。这表明，张家界、湘西的土家族、苗族均出于伏羲女娲一支。见于正史的《淮南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因故吵架而大打出手, 最后祝融打败了共工，水神共工因失败而羞愤的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 哪知那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不周山崩裂了，撑支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龙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苍天总算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晨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当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就是女娲的补天神石放出的彩光。在西汉的《运斗枢元命苞》中，女娲、伏羲、神农被列为中华民族创始人的三皇。 对这一神话的解码，我们必然会求助于现代实证主义科学技术发现的远古地理学知识。在二亿年前的三迭纪末，古中华大地的地形是东高西低，地面上的所有水系一律遵循东水西流的法则，奔向西部地区一片水域非常辽阔的大海，这个大海属于古地中海的范围，从现今的三峡地区一直延伸到西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地区，湖北秭归是当时的一个滨海湖区。在一次强烈的造山运动，即地质学家称为的“印支运动”中，海底的岩石托起海水向上拱出海面，迫使古地中海向西后退。三峡地区的隆起，大约是在7000万年前的燕山运动中，沿着当年海底岩石褶皱，形成的巫山十二峰，山顶上至今还遗留有海底古生物的化石，它向人们描写了一幅幅三峡地区横空出世的壮举。古老的秭归湖消失了，古中华大地的地貌随即改观，三峡以西的巴蜀湖、西昌湖、滇池等几大水域，被一个水系串连起来，从东往西形成西部古长江的皱形；三峡以东的当阳湖、鄂相湖、鄱阳湖及其众多湖泊串连起来，形成了从西往东的古长江雏形。 大约在三、四千万年前，地球上又经历了一次喜玛拉雅造山运动，西部的古长江迅速向上升起，从此出现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三峡峡谷，使古中华大地呈现出西高东低，众水东流的格局。正如神话传说中的共工氏怒触不周山，致使“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西部的古长江调头东进，经过长年累月的大水冲刷，终于冲破了700里三峡的阻拦，东西贯通一气，形成了一条崭新的万里长江。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古代有个广袤无垠的两湖平原，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海拔 据考古发现证明，在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早已有远古人类的足迹。众多的古人类化石中，有距今约5万年以前的“汉阳人”、50万年以前的“长阳人”、201——204万年的“巫山人”，比早期发现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还早40万年。世界公认的拉玛古猿距今约1400万年，已能直立行走，会使用天然棍棒和石块猎取食物。这种古猿不仅在长江流域上游有所发现，而且在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江苏省溧阳县黄地区发现了距今约4500万年的古猿化石，这是近几年内的考古新发现。 1990年，在原古庸国属地的堵河入口处郧县境内发现的古代原人头骨，经北京周口店原人发现者 如果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态度看待中国古代神话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从人类婴儿时代高度简约的语言、极富象征手法的镜象、充满深远哲思的寓意中解读出文明草创时期历史的生动情节。洪荒远古，伏羲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以及画八卦、制婚姻、作笙簧这些故事绝非是幼稚可笑、荒诞不经的神话。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知识、人类文明源起的文化事项。这些创世神话在张家界地区的流传提示我们，在追溯大庸文化的缘起时，我们完全可以上溯到比炎黄二帝更为久远的伏羲女娲那里。 从文献方面看，上古时期最早出现而且影响较大的有三个部族，一为太暤帝伏羲氏，一为炎帝神农氏，一为黄帝轩辕氏。这三个部族的姓氏不同，特征鲜明。太暤为风姓，炎帝为姜姓，黄帝为姬姓，风、姜、姬即为中国最古的三大姓。《帝王世纪》曰：“太昊帝庖（伏）羲氏，风姓也”。同书也说：“帝女娲氏，亦风姓也”。 伏羲是开创了中华文明新起点的文化英雄，创造了许多文化，能够打猎、捕鱼、织布，有非常高的智慧和发明。《易》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盖取诸离。”同样，女娲也是创造文化的神祗。《帝王世纪》曰：“帝女娲氏，亦风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一曰女希，是为女皇。”这里传说女娲曾经作过笙簧，与后来中国西南苗、侗等民族所吹的芦笙很相似。可以这样说，女娲也是一位音乐女神。与伏羲创造文化不同的是，女娲的主要功绩：一是炼石补天，二是创造人类。 在汉代画像上，伏羲和女娲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表示他们或者是夫妻或者是兄妹，传说中伏羲和女娲往往并提，均为“风”姓。他们出现的意义非同一般，最根本的是标志着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诞生。晋陶潜《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止，自谓是羲皇上人。”在这里，陶渊明是说如同伏羲之前的人那般悠闲自得，不为生活所累，很显然这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状态。换句话来说，伏羲是文明和原始的分界点。 集古代汉语之大成的《康熙字典》是这样解释女娲的“娲”字的：“《说文》：古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又女娲始制笙簧。《史记·五帝记》：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又女娲山在郧阳竹山县西，相传炼石补天处。”当代神话学泰斗袁珂编写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引用五代蜀杜光庭《录异记》卷八释“伏羲女娲”词条：“房州上庸县，有伏羲女娲庙，云是抟土为人民之所，古迹在焉。”古代有关造人、补天之地记载颇有歧义，至今犹有十多个县争为女娲故里，然多为地方志书及地方民间传说附会私自“注册”，唯庸国故地竹山为正史名家著作多所引证，最详细的莫过于专门研究神秘文化史的明代徐道的《神仙全传》，饶有意味的是,徐道认为，“上庸”国名来源于炼石补天神话典故，因积薪于山顶烧炼五色石，以火与石的阳刚热气冲散天空积雨云团，致使山顶夷为平地，“其上地平故曰上庸”。 对于伏羲女娲创世神话的理解，长期致力于堵河流域社会人类学的华赋桂有着自己得特的解读：“抟土”表示开恳利用土地谋生存，“造人”即羲娲致力于人类自身的生产繁衍来扩大人口，“炼石”是制造石器和利用金石炼制工具，“补天”是用人的能量去改善、弥补天道自然之不足，“画卦”是发现和确立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定婚”是确立社会秩序与家庭基本生活单位，“制笙簧”是以文化艺术审美来化育升华民众精神品格。这就是一部完整完美的中华民族的“创世纪史诗”。根据秦巴山区堵河流域地理、气候诸条件完全可以推测这一系列伟大创举的活动舞台就在今日竹山县境内及周围。 在古庸国的堵河流域，考古专家发现了300万年前的“郧县猿人”头骨，10万至6万年间的“郧西晚期智人”牙齿，而以霍山坡、黄土凸等为代表的堵河流域的石器、新石器遗址的发现表明这里确为“人类的襁褓”，由堵河到汉水，几百万年间站起来走出来的是世界最古老庞大的民族，它的名称叫做“汉”，汉水就是它的“摇篮”。 三、青铜时代 对于张家界文史研究者来说，张良皋绝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著名建筑学家在实地巡行古上庸版图一周后，获得一系列学术发现与感悟，他向学术界发布一个石破天惊的信号：“庸国是中国的庞培，但不是被火山所掩埋，而是被历史的迷雾所遮盖”，“庸国与三星堆文化一样被史学界低估了。先秦时代许多文化之谜包括四灵、十干、五行、八卦及楚文化都与庸国息息相关。它是被冰川掩埋了的新大陆。”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稻谷的种植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使人们有空闲从事娱乐，文艺就得到发展。那时的文艺以巫术治病走向巫舞傩戏的祈天娱人，因此出现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庸人的巫文化得以张扬。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称为“庸人”，其地方称为“上庸”。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夏商时代，庸人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形态，张良皋在其《故国神游》中考证古庸国盛产五金，由此提出庸国是“铸钟大国”，掌握着先进的青铜技术，是以又被称为“镛人”。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庸人因善于筑城建房又被称为“墉人”，史载公元前1059年，周请庸人筑都于洛邑，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了庸人高超的建筑艺术；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称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堵河流域的上庸，尧时是其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了棋类博弈游戏，与父帝尧战于丹水之浦。“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 庸人还拥有强大的军事技术，“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庸人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使他们能够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众多的方国中，拥有超强的综合国力。 商代，庸为侯国。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 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子国。《尚书》上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 由此可见：上古之时，“庸”即为勇武之族，武王伐纣之际，“庸”为“庸、蜀、羌、微、卢、彭、濮”八部联军之首。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时代的泱泱大国地位。清代学家杨应乾为此作《上庸赋》，颂云：“善兵振旅，从周伐商。孟津大会，虎喷龙骧。武成既告，于汤有光。分茅授土，各守封疆。” 至春秋时代，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庸人这时主要的敌人是楚国。楚国后于庸而崛起，有代庸而为“百濮之长”的态势。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 西周时期，青铜时代，庸国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铸造出辉煌的古庸文明，成为雄踞一方的泱泱大国，疆域不断扩大，到春秋初期，达到它的顶点。《括地志》载：“房州、金州及竹山县，古庸国。”房州是隋开皇十八年由罗州改置，辖今房县、保康和竹山、竹溪等县；金州是唐武德元年置，领今石泉、西城、旬阳、清阳、汉阴、平利。 《读史方舆纪要.兴安州》载：“春秋时庸国地”，即今安康一带。《后汉书.郡国志》：“鱼腹，古庸国”，鱼腹即今奉节县。这就是说，庸国的疆域跨越今陕、川、鄂三省，包括今竹山、房县、保康、神农架、竹溪、平利、旬阳、安康、汉阴、石泉、紫阳、岚皋、镇坪、城口、巫溪、巫山、奉节等17县，疆域广阔。 张良皋在《故国神游》中将庸国在青铜时代的灿烂文明表述为：“它（庸国）的子民是羲娲二皇的长子部落；它的地位是秦岭以南的群蛮领袖、讨伐商纣王的军事劲旅；它是最早最熟练掌握青铜铸炼技术、城市建筑技术和八卦系统思想的当时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它向北方的商周‘河洛文化圈’输送了最博大精深而又体系严密的四灵、五行、十干、八卦的哲学与技术，又向南方楚国“江汉文化圈”注入巫术与青铜器等文化精髓。使得北方史官文化与南方巫官文化一源分二流，衍生出儒、道两家思想体系，架构为中华文化大系的两条主脉”。 四、沉潜隐逸时代 庸国灭亡后，秦楚两国疆域相连，在两大强国近四百年的战乱中，故庸旧地朝秦而暮楚，昔日的古都方城不断地变换着两国战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显然，这样的生存境遇是一个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族群不能承受的。早在灭国之时，庸人就开始了悲壮地迁徙，去寻找新的家园，在四面强敌、遍地狼烟的虎视下，他们的迁徙路线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沿着武陵山脉过峡江，进入到清江、酉水、澧水流域，而这些区域，正是现在土家族的主要分布地。 历史是权力的书写，有关庸国的历史记载随着楚、秦、巴三国灭庸之战烟消云散，庸人在逃亡的迁徙中也从史官的笔下逃逸。两千六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无从知道一些具体的细节。从流传于今的张家界、湘西的地名中可以看到，从遥远的庸国迁徙而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在与当地族群经过了最初的冲突后，他们融入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土家族的先民中，并凭其先进文化获得了对新家园书写的权力，为我们留下一系列地名：庸州（隋时地名，即施南府今湖北恩施）大庸溪、施溶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 饶有兴味的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迁徙的族群将他们的地名也一起搬了过来。《竹山县志》（1865-1993年）载：堵河，史书称堵水，一名庸水，亦称武陵江；万历《湖广总志》卷6中说：“（羊山卫迁）临庸水之阳，名大庸卫。”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澧水又名武陵江。这一南一北两个庸水，两个武陵江，即可见出它们源出于同一个族群。庸人以大庸溪为中心，创建了新的家园，在这一移民开发中，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将他们对故国的的思念寄寓于新的土地。 应当指出，有人以为，古人以北为上，以南为下，有上庸必有下庸，于是，大庸溪在这种简单化地想象中便成为了下庸，甚而成为大庸国、下庸国，在没有考古发现、历史文献的佐证下，如此牵强意会的对历史进行涂抹、歪曲，只能是自欺欺人。 庸人南迁后，在与当地族群的和谐共存中，成为今天土家族的重要一源，共同创造了大庸文化。有关大庸的历史人文，在此仅择其“大庸”地名作一番简要陈述。 “大庸”二字入县名，始于明初。朱元璋在推翻元朝，夺取全国政权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卫所制度。洪武二年，“明太祖时，茅冈土司覃后构洞蛮为乱，时杨璟为湖南行省参政，太祖命帅师讨，厥后移营于山麓平旷之处，因设排栅以自卫，为久驻之地。太祖因置羊山卫。”羊山卫设立的时间不长，设卫次年，即因“险远运粮不继，召指挥黄裳生至南郡议定，遂迁大庸地，改名大庸卫，乃辛亥四年也（即洪武四年）。”由此可见，大庸卫即大庸县的设置是在1371年，迄今（2005）已有634年时间，而作为地名，“遂迁大庸地”说明“大庸”的出现要更为悠久。古人对于“大庸”的解释是“临庸水之阳”而得名，庸水即今澧水。万历《湖广总志》卷6上说：羊山卫‘后因屯饷艰阻，始迁于慈利西南一百八十里，临庸水之阳，名大庸卫。” 大庸卫设立的时间并不长，《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建文初，改大庸卫曰永定，而别建大庸所于卫城西桑汉关。”现在的张家界市永定区城西大庸溪还保有大庸所地名，以大庸二字作为卫名，只是使用了三十年。此后永定卫的地名一直沿用了近四百年。 民国三年，即1914年，按当时的北京政府令，全国县名不得有雷同，因永定县名与福建省永定县同名，遂改为大庸县。 1978年至1988年这十年间，是张家界市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张家界市的旅游产业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在短短的十年间，因为旅游业的长足发展，大庸县在1988年升级成为大庸市，1994年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 五、庸文化的隐逸特质 “寻得桃源好避秦，不须惆怅怨芳邻”。当人类由“青铜时代”跨入“黑铁时代”，生产力的发展，让人类彼此之间的争斗更为惨烈，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大整合的时代，“屠杀”成为那个时代里最高级别的艺术表现形式。金戈铁马将古庸人的家园撕成了碎片，古庸国的堵河流域成为人类竞技的角斗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唐宋元明清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庸人南迁，是一个族群朝向人类理想生存进行的一次战略转移，是一个民族的隐逸传奇。在鄂西、张家界、湘西更为广大的山林中。庸人与当地族群和谐共处，并将大庸开发成为避秦遗世的武陵仙境，隐逸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大庸文化的特质。历朝历代，这一隐逸文化吸引着更多的人在此归隐。 早在庸人举族南迁之前，与庸人同宗同族的赤松子就已归隐于大庸，在庸文化的早期源起中，伏羲画八卦已经发仞出儒道两宗，赤松子是道家的开山人物，《真君传》记载：“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数往昆仑山中， 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焉。”《直隶澧州志·方外》中说：“赤松子，相传隐于赤松山（今天门山）迄今有丹灶。”赤松子淡泊人世，隐居大山，修炼长生之道，首创辟谷养生法，采百花为食，极山林之乐，是中国道家一脉的开创者。炎帝女儿对他极是爱慕，随他四处云游修道。后来，赤松子归隐大庸，开中国隐逸文化的先河，也为后世庸人南迁指明了一条道路。现在的人们常说，张家界的山水是一流的，人文却是末流的。孰不知，大庸文化博大精深，仅隐逸文化就足以批驳这种“他者”似的对张家界历史人文的想像。而深究导致这一想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对三皇五帝时代、神话传说的怀疑态度，总觉得那是一笔历史的糊涂帐，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谱系缺乏系统条理的梳理。 赤松子之后，有鬼谷子修隐于大庸天门山、汉留候张良归隐于大庸青岩山（即今张家界），这三人是中国历史上大有名气的人物，他们的归隐自然是万众瞩目，与这些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相比，更多的隐者已然湮没于历史的清风里，在无名中成就了真正完美的隐逸。在张家界的文化研究中，我们重视名人的个体的张家界，更加重视整体的、山民的张家界，正是一代代无名的隐者，托起了庸文化的隐逸风骨。大庸文化，就是一部民族的隐逸传奇。 对于这些无名的隐者，陶渊明在其千古名篇《桃花源记》中向我们披露了冰山一角，五 从赤松子、鬼谷子、张良到陶渊明、武陵源，庸文化在历史中划过的符号踪迹提示着我们，建立张家界“未来文化遗产”的宏大构想绝非是凭空想象、空穴来风。 六、大庸文化的五大价值层面 大庸文化的价值层面包含着以下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当下正在进行中的多元异质文化对大庸文化的再赋值。这是大庸文化的空前巨变，是一支在焦虑与兴奋中走向现代性的协奏曲。“和而不同”是我们在这一时期应当秉持的文化理念。一方面吸取先进文化的活性因子，一方面，保持自身的差异性文化特质的存在，凸现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第二个层面是以张家界、武陵源为关键词的自然权力的兴起对张家界文化景观的塑造。第三个层面是以大庸、武陵源为中心的隐逸文化，各族群的和睦共处。自由、飘逸、狂放、豪侠是它的特色。第二与第三两个层面构成了我们实施张家界“双遗产战略”的文化基础。第四个层面是大庸的古庸文化、远古巴文化，巫史并存，大气磅礴，刚柔相济。第五个层面是伏羲女娲的创世神话，天人和谐、创榛辟莽、济世救民的首创精神。 本文在记叙大庸文化的时候，侧重于从“大庸”符号上伸展、解读，并不是说，在庸人南迁之前，本土的大庸文化就不存在，它是多源的，不仅包括本土族群的文化实践，也理应不限于当今张家界行政区域的制囿，历史上的“庸人”在各个历史阶段创建的各种文明成果都应属于博大精深的大庸文化，从辉煌的青铜时代、悠久的三皇五帝时代一直到中华文明源头的神话传说时代。只有这样的全面继承、承传赓续才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大庸文明。才有可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实施我们的“双遗产战略”，实现大庸文化的现代性范式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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