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词在2000—2001年中依然保持了相当的研究热度，其中词史流变、词学研究史、作家作品、文献版本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也预示着新世纪宋词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兹将两年的研究状况缕述如下。
词史流变研究
从宏观上把握两宋词史在时间和地域上的流变过程，并详究词史在一些关键部分和转折点上所表现的面貌，是这两年宋词研究的重点之一。
王兆鹏《论宋词的发展历程》（《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赵维江《略论北宋后期词坛格局的南北分野》（《学术研究》2001年第5期）是两篇从历时态和共时态来观照词史面貌的文章。王文从词人群体的更迭、政治环境的变化、抒情范式的变革等方面来分期考察了宋词的发展历程，指出两宋三百余年的词坛，先后出现过六代词人群体；宋词的发展历程也相应地经历了六个阶段。该文所取视角与前贤今哲不同，因而所得结论亦异。赵文则从北宋亡国之后的政治文化形式入手，指出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分治，词坛也出现了南北分野，由于地理文化环境和词学观念的不同，南北词坛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审美倾向及词体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了明显不同的创作特征和走向，由此形成了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而周帆《悖离与亲和——论词的流变与儒家诗教之关系》（《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钱建状、刘尊明《尊词与变体：宋词独特风貌形成中的一对矛盾因子》（《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邓乔彬《论宋词的“骚”“辩”之旨》（《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吴惠娟《试论北宋词发展的重要途径——赋化》（《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2期）这三篇文章，则分别从不同方面来揭示了宋词发展进程中的不同特征。周文以中唐以降社会政治、文体的嬗变与转化为背景，通过分析论证，得出系统结论，认为异情滋润是词成体的社会基础，文心与作者内心情、理的的两极对峙是词成体的关键，词因乐表情的特征是其成体的契因。因此悖离儒家诗教使词获得文章生命的价值，亲和则赋予词社会生命意义；悖离与亲和使词的流变在“言情”与“言志”两极对峙的张力中展开。《尊词与变体：宋词独特风貌形成中的一对矛盾因子》一文以矛盾论阐释宋词风貌的成因，指出词这一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体，在宋代曾借助两种力量为自己赢得了地位和发展：一是主张诗词一体的尊词；一是主张诗词有别的辨体。前者以尊词为口号，其目的是发展；后者强调本质，其结果为词赢得了个性。这一对矛盾因子在斗争与合作的过程中，塑造了宋词的独特风貌。《论宋词的“骚”“辩”之旨》则以“骚”“辩”之旨为切入点，试图从一个侧面探求宋词发展规律。该文以为黄庭坚、张耒初揭宋词的诗人之旨，《复雅歌词》表明了“复雅”的历史指向，胡寅将词曲上溯《楚辞》，至刘克庄终有芳草美人的词作理论总结。相对而言，北宋词多“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而《九辩》的悲秋、伤离也衍化为词中题意；“靖康之变”后，词旨实现了由“辩”而“骚”的转移，并形成了表现此旨的的词人群体。其中辛弃疾、陈亮等在《离骚》“艳情”、“咏物”二体上尤见发展。所以“骚”“辩”之旨入词在宋词史上具有超越豪放、婉约风格学的意义。吴文则以赋化是北宋词发展的重要途径立论，认为北宋词人柳永、秦观、周邦彦走赋化的途径。柳永词的赋化体现在句式、作法、字法和内容上。秦观词的赋化倾向也很明显，他铺陈的语言比柳永雅致和精炼。周邦彦以赋家的思力作词，对铺叙手法推陈出新，从而建立了精工细密的章法，语言典丽雅致，更接近骈赋和律赋，周词形成了与赋体相似的美学风格精工典丽。词的赋化主要在形式技巧上推动了北宋词的发展，它在词史上的意义不亚于词的诗化。
刘石《试论“以诗为词”的判断标准》（《词学》第12辑）、韩经太《唐宋词学的自觉与乐府传统的新变》（《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两篇文章论述到词体界定与成立的问题。刘文首先理清了“以诗为词”这一命题的发生、影响过程，详细寻绎了该命题内涵的变迁，以为“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诗’、‘词’之间的区别从根本说来仅在音律一项。就词与徒诗来说，在于合不合乐，就词与其它合乐诗（如乐府）来说，在于合什么乐。要之皆是音乐的区别，与后来人们讨论‘以诗为词’时常常论及的其它诸项如题材、风格等，初无关涉。”而后来随着词的风格与体制逐渐产生变化，具有了与诗歌不同的诸种特征，尔后，“诗与词的区别，虽在入乐与否，也可以从风格以及风格所由形成的的体制两方面加以判断”。韩文则是以二元论的阐释方法辨析了唐宋词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通过“词家尊体——乐府正名之际的话语分歧”、“新词唱和——乐府复古意识与华夏清音的延伸”、“分道偏走——面对乐府传奇与诗意情景的不同走向”三题，试图弄清唐宋词艺术的自觉轨迹。
此外，谢桃坊《南宋雅词辨源》（《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分析梳理了宋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复雅”，指出在北宋后期已经形成了雅词的概念，在南宋兴起了雅词词人群体；张炎、陆行直和沈义父全面论述了雅词的美学规范，确立了以姜夔、吴文英、张炎为代表的雅词在南宋词坛的正宗地位，并对清词的复兴发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又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宋词发展历程。
分体研究
这两年中，对各体词的研究日趋细密，形成了词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首先，洛地对按字数多寡划分词类别的“定例”提出质疑。其《词调三类：令、破、慢——释“均（韵断）”》（《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以张炎《词源》中《讴曲旨要》“均”的概念为起点，指出在词体上，均即韵，是一种以“大韵”为标志的、介于“章（片）”与“句”之间的结构单位（文中特称之为“韵断”，韵断（均）通常是由一“出句”和一“对句”构成）。在词体类型的辨别上，韵断是一种关键性结构：四韵断者（上下章各两韵断）为“令”；六韵断者（上下章各三韵断）为“破（近）”；八韵断者（上下章各四韵断）为“慢”。这一观点，不仅提出新的词类划分标准，而且明确了“令”“慢”等的定义。
其次，是对于各种体类词的发生、发展乃至内部规律、特征的探索。这方面的相关文章有彭国忠《论宋代〈调笑〉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刘扬忠《论唐宋词中的咏史词》（《词学》第12辑）、吴帆《论苏轼与宋人的咏物词》（《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吴承学《论宋代檃括词》（《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沈松勤《两宋饮茶风俗与茶词》（《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刘文忠《咏史词散论》（《江淮论坛》2001年第3期）、马歌东《唐宋涉脍诗词考论》（《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
上述文章，虽然都是以某个体类的词为对象，但是研究的着重点和方法各有特点，有的侧重于对研究对象的静态的艺术把握，如《论苏轼与宋人的咏物词》首先论述了苏轼是宋人咏物词的奠基者，并从审美的角度，将宋人咏物词归纳为摹刻咏叹寄情致型、物之离合不定型、兴体线索抒情型、朦胧寄托影射型。《咏史词散论》则以史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阐述了咏史词在其开创、形成、发展过程中，如何借“咏史”以“咏怀”，并对历代兴亡及可歌可泣的人、事进行历史艺术的评判。而《唐宋涉脍诗词考论》通过对《全唐诗》《全宋词》中涉脍诗词的考察，以“脍肴品位之晶洁高雅”、“脍意象之两类抒情言志功能”、“杜甫《丽人行》涉脍句新解”为题，进行了论析。
有的则是对所认定对象的发生发展轨迹进行剖析，并联系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论唐宋词中的咏史词》梳理了咏史词产生与发展流程，从一个角度审视了唐宋时期的词学观念、审美风尚和社会变迁，作者指出：“唐宋词中的咏史词，是当时一些作者为了让词承担与诗相近的言志述怀功能而开辟的一个题材门类。这种摅写士大夫政治历史情怀的作品，由于带有脱离‘艳科’、‘小道’的倾向，因而其兴衰起伏的命运是和词中主言志抒怀的苏辛一派密切相连的。由于它有一定的政治性和借古寓怀的特征，它的发展和兴盛又与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相关。”又如《论宋代〈调笑〉词》分析了宋代《调笑》词与唐五代《调笑》词的不同，认为它是以女性为抒情主体，以男女之间相爱相悦、相思相别为主要内容。它是唱赚的早期形式。作为诗词文三结合的样式，它注重人物心理刻画。它与曲艺接近，但又追求“雅”的风格。最后，作者指出宋代《调笑》词集中于北宋，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苏门文人集团的参与有关。而《论宋代檃括词》研究了宋代檃括词的渊源流变及成因，作者以为其形成在文体内部与诗度为曲的风气有关，其名称和形态与当时科举考试之“帖括”颇有关系。它既是宋人一种文学品赏与艺术共鸣的特殊形式，也是借他人作品寄托自己情感的特殊途径，是宋人文体融和与转换的形式实验。从檃括词选取的对象，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某种文学经典意识。《两宋饮茶风俗与茶词》则以风俗观词，以为饮茶风俗始于唐而盛于宋，宋代饮茶作为一种“客礼”仪制，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围绕该“客礼”，引发出多种风俗行为，词人创作茶词，歌妓歌以侑茶，便是一个突出的表现。茶词与其它众多的酒词、应歌词、节序词和寿词一样，具有社交、娱乐和抒情三种功能。茶词的创作是一种词学现象，同时也成了宋代多姿多态的茶礼茶俗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了“茶文化”的表现形态与内涵。
文化艺术研究
对宋词系统诸要素进行文化分析，或者剖析其艺术性以及文化意蕴，是两年来宋词宏观研究中比较流行的方法，这方面的文章也比较多。
沈松勤《唐宋词体的文化功能与运行系统》（《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杨海明《试论人生意蕴是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是两篇从不同侧面论述词体文化意蕴的文章。沈文认为在相当长时期内，唐宋词主要是宴乐风俗的一种载体，一种文学和社交的“语言”，表现为十分明显的实用功能，具有融社交功能、娱乐功能和抒情功能于一体的功能结构。该功能结构的生成，依赖于以歌妓为中介、歌唱主体与创作主体相互驱动的运行系统，然而该系统限制了词的发展与职能，故苏轼及南渡后词人拓宽提高其境界与品格。关于唐宋词的社会文化学研究，沈松勤又有专着《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这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论述。而杨文则以“人生”为切口，剖析了唐宋词的“词心”，以为人生意蕴是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杨文指出，文学创作固然是为人生，文学研究也同样应该为人生——尤其是立足于现实人生。以人生意蕴来沟通古今人的心灵，使当代读者能从唐宋词中获取有益于现实人生的滋养，应是新时期词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
同样是在这一方面，王晓骊有《宋词与宋人话本》（《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关于宋词文化学研究的思考》（《江淮论坛》2001年第1期）两篇文章，第一篇运用比较方法，论述了在宋代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俗文化勃兴的背景之下，词与话本小说表现出极为一致的审美倾向。同时，这两者又在彼此的流传中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第二篇则具有该领域的理论总结意味，指出了宋词文化学研究是近年来宋词研究领域的热点，作者针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宋词文化学研究的有效性和科学性的命题，并对文化概念、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以及宋词文化学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对于文化背景下宋词的影响与被影响方面的研究研究，有谭新红《史达祖词接受史初探》（《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2期）、朱崇才《从柳永词的评价看雅俗观念的转化》（《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张再林《宋词对白居易的受容及其文化解读》（《中国韵文学刊》2001年第1期）几篇文章。谭文以史达祖作为分析宋词影响的个案，认为这一宋词名家，历代词学批评多从其词史地位、艺术特色、思想意蕴、词坛影响着眼，在不同时代、不同词学观念背景下的接收效果有显著区别，文章详细分析了这一变化者的接受过程。朱文则是在雅俗的辩证关系上考察柳永词，以为俗与雅是相对的、相互包容的，流行之俗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经典之雅。对柳永词的评价，在两宋、元明清和现当代差异甚大，其基本趋向，是从“俗”到“雅”。这一审美观念的转变，需满足两方面的条件——在创作主体方面，需具备可转化的要素或素质，在主客体诸关系之间需存在一定的距离。而张文则以白居易做为个案，来分析宋词的被影响情况。白居易是宋词中经常提到的人物，而在宋词中白居易首先是以一个既终始全德又富贵适性的达人贤士的形象出现的；宋词还继承发展了白居易多情感伤的一面。中唐和两宋同属“庶族地主文化构型”，作为这种文化型态的第一个代表人物，白居易的人生实践及文学创作对宋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宋词选择白居易作为其仿慕对象的深层原因即在于此。
此外，又有陈庆元《词中的江湖派—南宋后期闽北词人群述评》（《词学》第12辑）、朱玉麒《论南宋后期词人的布衣化倾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两篇群体批评的文章，陈文以为“南宋后期，闽北籍词人甚多，他们大多数仕进受挫，或无意从仕，与江湖诗人类似”，作者将他们分为两个小群，对其创作进行了分析总结：这些闽北籍词人多写山水游乐或不忘时事的情志；他们居地相近，便于结社酬唱、赠答；作品风格多样；词学研究与批评也是他们涉足的领域。而朱文则是一篇由分析词人群体文化特征入手进而探索宋词创作特征的文章。作者对南宋后期词人的布衣化倾向进行了定量统计，分析出这一现象的社会文化成因，概括为加剧的冗官政治、畸形的社会形态、普遍的养士之风等原因；并进而揭示了创作主体的变化对词作的影响：题材范围的狭小、内心世界的深化、艺术技巧的刻意追求。最后，作者指出南宋后期词人的这一特征，对于研究封建社会后期文人群体的精神活动，具有重要的个案价值。而刘庆云《“格律词派”说平议》（《词学》第12辑）一文，则对四十年代成论的“格律词派”说进行了重新分析与评价，指出几十年来采用这一概念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大家的着眼点往往并不相同，“有的与原始内涵相吻合，有的却大相径庭，有的用其名而换其义，有的则只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经过分析，作者以为“格律词派”之名称既不科学，而该说对宋代一大批有造诣有成就的词人的评价也失于偏颇。
关于宋词内部艺术特征研究，有张晶《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审美回忆》（《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康锦屏《论宋词语言的审美特征》（《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许兴宝《宋词楼意象内容融摄概览》（《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第3期）。这几篇文章各具特色，从不同方面探讨了词的艺术特征。张文论述了“回忆”在古典诗词创作中的作用，以为诗词中的回忆形成了一种鲜明的艺术张力，其意象有着“时间透视”的特点，是诗人审美体验中最为深刻的部分，它以鲜活的、富有特征的细节创造出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情境。戴文以宋词语言为切入点，研究其艺术性，指出宋词是一代文学的典范，以抒情见长。作为创造这一类文学的语言，有以下特点：婉约与豪放各呈异采，整齐与参差相互为用，言内与言外相济成美，守律与悖律共创声美，绮丽与本色各尽其妙。几个特征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了宋词的辉煌。许文讨论意象在宋词中的艺术功能，认为宋词中楼意象为配角意象，融摄了风月情事、女性心迹、士人心境、达官文士生活和男女共有惯常消闲行为等内容，使宋词时空拉长放大，立体感得以明显呈示，具有别样的审美效果。
又，诸葛忆兵以《全宋词》阅读札记的形式，发表系列文章《自度曲的一点辨说》、《大晟府提举官职权考释》、《曹组失传词作与俳谐词风》、《北宋俚俗词风与欧阳修的创作》、《天才消融于平庸之中》、《徽宗年间社会风气的转移与军事题材词》、《婉约词风的自我变革》、《李清照的倜傥“丈夫气”》（分见《书品》2000年5—6期、2001年1—6期），作者从作品入手，在政治文化背景、作品风格、词风沿革等多个方面，屡阐新见，例如，词人作品中自度曲之新谱、新词著作权往往分属音乐家和词人，因此对于宋词人集中自度新曲是否也是词人亲作，未可遽断；大晟府提举官皆为兼职，系一般不参与具体工作事务而总管行政权力的官员，考周邦彦提举大晟府，任期最长不会超过六个月，故传统所言的周邦彦提举大晟府对宋词创作的贡献，值得商榷；而曹组、欧阳修分别对于俳谐、俚俗词风的影响，亦足以引起重视；艺术创造是一种被激情驱使的个体行为，而晏殊因其圆滑谨慎、循规蹈矩的官场习性，难以尽情在词中发挥才气，从而未能迈入一流词人行列；作者辨析徽宗年间，宋人对军事题材词由拒斥而变得开始接受，已开“南渡词人”之先河；苏轼的旷达与词的诗化，实开婉约词风自我变革之先；李清照的“丈夫气”也是男权社会现实在优秀女性作家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是社会文化积淀在她思想和行为模式中的下意识表现，这在古代许多女作家身上也往往或多或少得到体现。这一系列观点，实质上也折射出作者对宋词研究全方位的思考。
版本文献研究
文献材料的发掘整理，在词人生平方面，有王兆鹏《宋代十三家词人生卒年考辨》（《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童向飞《韩元吉仕历系年考辨——兼补〈宋史翼·韩元吉列传〉》（《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邱鸣皋《陆游、吕祖谦、韩元吉关系考述》（《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韩酉山《韩元吉若干事迹补正》（《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刘荣平《宋季词人生卒年小札》（《词学》第十三辑）等。王文主要考证了宋代王居安、王赏、刘清之、沈邈、李好义、吴泳、吴镒、赵子崧、赵盂坚、董武子等十三位词人的生卒年。有的生卒年俱已考实，有的仅考实了生年或卒年。童文以为，韩元吉是南宋中兴词人群体重要成员，在当时文坛颇有声名，前人曾对其文学成就予以高度评价，甚至将其与苏轼、辛弃疾并称。然而其生平事迹因历代文献记载甚少，故后人不甚了了。清代著名学者陆心源所著《宋史翼·韩元吉列传》是有关韩元吉生平的一篇重要文献，历来言及韩元吉者皆以之为据。然该传颇简略，亦偶有疏误，实未能全面反映传主一生行事，其中疏误又被后人以讹传讹，影响至今，一些权威的辞书亦沿其误。作者即以韩元吉自著《南涧甲乙稿》为基础，同时参以宋代相关典籍，对其仕宦经历予以系年考证，兼补《宋史翼》之失，对古今讹传亦予辨正。邱文则以陆游为中心，对陆游、吕祖谦、韩元吉之间的关系进行考索。他们之间，既有友情，又有亲情；且皆为“党籍”之家后裔，这是其深层感情相扭结的真谛所在。韩文则对韩元吉的里贯家世、流寓信州的时间、是否任过信州幕僚与南剑州主簿等问题作了考辨，补正了《宋代文学史》在介绍韩元吉中的一些缺失，并论列了韩元吉的一生著述情况。刘文则考证了宋季词人赵必岊、罗椅、赵孟坚、刘将孙的卒年、颜奎的生年和赵宋安（功可）的生卒年。
在材料考订、作品辑佚方面，有刘荣平《辑录宋元方志词话》（《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朱崇才《〈时贤本事曲子集〉新考订》（《文献》2000年第3期）、邓子勉《宋词辑佚五首》（《词学》第12缉）、倪志云《葛长庚佚词五首考述》（《词学》第十三辑）等。关于词话辑录，前贤已经做过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刘文鉴于前人所辑“主要限于词籍序跋与笔记小说，至于别集、方志、史书等的词话资料则付阙如”，因此将《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41种宋元方志中的词话“一一别出，都为一编”。
朱文则对于早已亡佚而仅存辑本的中国词学史上第一部词话专著《时贤本事曲子集》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重新考订，文章分两部分：1、作者翻检了千余部宋金元典籍，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计获得27则不相重复的条目和线索，并分条简述；2、作者对于已经辑录各则进行了评判，对于该书的作者、书名、编集、流传、亡佚等情况提出了一些推测和疑问。邓文则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何希之先生鸡肋集》、《林屋山人漫稿》分别辑得何希之词三首、俞琰词一首，自清代宋庆长编《词苑》辑得郑思肖词一首，均未见于《全宋词》。倪文则辑录了葛长庚（白玉蟾）的五首佚词，并作了考辨。
学术史研究
对词学学术史研究的加强，是这两年中的又一突出现象，也是世纪之交学术研究特色的体现。
首先看各分题的研究概况，这方面的文章有刘扬忠《新中国五十年的词史研究和编撰》（《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刘尊明《20世纪词的起源研究述略》（《文史知识》2000年第12期）、曹辛华《二十世纪词学批评的“现代化”特色》（《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2期）。《新中国五十年的词史研究和编撰》是作者系统研究的一部分，此前已有《本世纪前半期词学观念的变革和词史的编撰》（《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一文，论述了20世纪前50年的情况；这一次作者集中考察了新中国以来五十年的情况。作者认为，建国后头三十年“词学界旧宿皆在，新秀也涌现不少”，但是，“词史研究和编撰之所以停滞和出现空白，主要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压抑和封杀所致”，而十年浩劫，词史编撰当然更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大为改观，断代和专题词史成果最丰，出现了如杨海明《唐宋词史》、陶尔夫《南宋词史》、严迪昌《清词史》、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等一批各具特色的著作。但是，作者以为繁荣中依然存在不足，如金、元、明方面研究薄弱，至今没有一部理想的词通史出现，等等。《20世纪词的起源研究述略》则是对词的起源这一基本、复杂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指出从探源的理论视角来看，词的起源有“形体说”、“风格说”、“音乐说”三种；相关论文已达110余篇，其创获有四：1、加强了词的起源研究的理论性与科学性。2、对词的起源原理和关键因素的阐释更趋明确和深入。3、对词的起源时间的考察和推断更为严谨和逼真。4、对词起源于民间的探讨和阐释更显深刻而有力。《二十世纪词学批评的“现代化”特色》一文通过宏观分析，总结出了20世纪的词学批评的“现代化”特色，即批评观念不断更新，批评意识不断增强；批评主体不断大众化、国际化、组织化；批评形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加多样化；批评格局变中有定；批评方法经历了三次大的飞跃；批评标准走向多重化；批评体系逐步健全；批评范畴、批评话语也有新变。
再看综合研究情况，主要有王兆鹏《20世纪前半期词学研究的历程》（《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张毅《二十世纪宋代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之变迁》等。王文以为20世纪前半期的词学研究大约经历了奠基、定型两个阶段；后半期经历了新变和发展两个阶段。作者详论前半期，认为头30年的成就在于确立了词体的文学地位；构建了新的词学观；奠定了词籍校勘学的基础；整理出版了词学研究的基本文献；词学研究逐渐由传统的著述方式向现代的系统论述方式过渡转型。30——40年代，确定了词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以及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在词学的文献学、历史学、文艺学等诸研究层面上都有重大进展，甚至出现了不少经典之作。张文将20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分为清末民初，30、40年代，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20世纪的最后40年四期，并分别以“传统学术的师承和新学语、新观念的输入”、“文学的历史阐释与考据、批评并重”、“反映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多元发展和以文化为视角的综合研究”为题，进行了历史性的介绍总结，其中词学内容占了相当的比重，因此从中也可以了解词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变迁。
再次，与词学宏观研究的反思总结相呼应，对特定作家作品研究进行阶段性的回顾总结，也成为这两年的重要话题，如朱德慈《吴梦窗研究回顾与前瞻》（《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徐礼节《九十年代东坡词研究述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2期）、周桂峰《李清照研究回顾与展望》（《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朱文以为，梦窗的生卒年、早期行迹、苏杭情事、与翁氏兄弟的关系、交游姜石帚和贾似道等重要问题均经学人深入考索，日趋接近事实真相；梦窗词的文本研究经历了激烈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为今后全面客观地权衡和定位夯实了基础；梦窗词的审美研究近时在揭示时空杂糅之秘等方面有突破性进展；未来的梦窗研究应在继续考索其经历的基础上，加强文本解读，追寻其艺术个性及其成因等。徐文总结20世纪90年代东坡词研究得失，认为其中东坡“以诗为词”、词学观、思想与词作关系等五大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90年代东坡词研究有着研究方法多元化且趋合理求实、研究广度和深度空前拓展、总体趋向“边缘”化“世俗”化、队伍壮大等特点，但同时也存在着以诗论词、注重评价性研究等不足。周文以为，李清照研究在2 0世纪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将李清照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有必要在文化学的视野中，全方位认识“李清照现象”；在时代与个性的交叉点上，重新认识李清照作品的内涵；在尊体与变体的双向互动的词史历程中，重新认识李清照《词论》的理论价值；在先进科学技术条件的支持下，解决前人遗留的疑难问题，以期取得比2 0世纪更为可观的成就。
作品的版本研究，有徐汉明《辛弃疾诗词版本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毛凌文《〈淮海集〉宋代版本源流考》（《文献》2000年第4期）、张雁《〈绝妙好词〉版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其中徐文自历代流传的辛弃疾作品集中，加以取舍，重点研究介绍了由《稼轩词》与《稼轩长短句》演变而来的各种版本，同时也涉及到辛弃疾的诗和文章的版本。毛文对《淮海集》的宋代版本源流进行了考察，以为，《淮海集》祖本为49卷（包括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其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此外，《淮海集》在南宋至少还有其它两种版本，一是绍熙三年（1192）谢雩重修本，一是南宋中期眉山刻本。张文从历代书目、题跋入手以时间为序，考察了“于词选中最为善本”的宋代词集《绝妙好词》自元代至近代的流传版刻情况，对诸传刻本、钞本的授受源流、钞刻时代及版式特点进行了说明，并比较了它们之间的优劣异同。
概观2000—2001这两年的词学研究，其态势充分显示出世纪初的特点—广泛而深入：在词史流变、词的艺术性等传统问题上的研究逐步系统并向纵深发展；宋词文化学正在逐步成为研究者感兴趣和涉足的领域；对于一些过去为人忽略的问题如小作家的生平、词籍版本源流的梳理辨别等也越来越多地得到解决；词学学术史的研究正在成为本世纪新的研究点，一些致力于此的学者已经并且正在取得可喜成果，这对于未来的词学研究无疑起着指导作用。当然，问题仍然存在，在研究成果检索中我们发现，宋词研究力量布局在某些方面虽然形成了体系，但是在总体上仍然呈不合理、不均衡状态，研究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重复，这是我们以后研究中所应该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