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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前，伊朗导演阿巴斯在巴黎去世了。要不是噩耗突然，你甚至会觉得有些人是不会死的，比如阿巴斯，他片子里的影像、精神成了我们脑中最重要的烙印，作为肉身的人这事反而会在意识里淡化，所以听到这消息时还是很错愕。或许任何他者的死都是对我们自己的提醒——死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烙印，你选择怎么活呢？阿巴斯也曾说过：要拥有认真接受死亡的生命。 阿巴斯生活的伊朗饱受政治和宗教革命之苦，其审查制度之严格一点都不差于吾国，但还是出现了他这样优秀的导演，然而对此有切肤之痛的他，电影里却没有特别鲜明的政治元素，比如：《烈日灼人》中这样的镜头
有的只是最普通的人和平凡生活中的微光，就像《何处是我朋友家》中的小男孩。将近一个半小时的影片讲述了极为简单的故事：闭塞乡村小学里，小男孩木汗德经常不把作业写在作业本上，老师警告再这样就会被开除。但是放学时阿穆德却不小心把木汗德的作业本带回家。于是他决定去找住在另一个村子的木汗德，可没人知道他家在那儿，一晚上徒劳寻找之后，阿穆德最终替朋友写了作业，第二天上课时免除了朋友的麻烦。
这个电影完全从小朋友的角度看周遭世界：家庭、乡下街头集市、孤独老人、马奔驰在崎岖的石阶上，以及无法理解的成人世界。对成人世界有距离地观看似乎给了我们另一次机会来看待生活，没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熟悉到麻木的日常重新显现它应有的美好、冷漠和琐碎。 最感人的是小男孩纯净的眼神和对朋友执意寻找，单纯的目的不光因为不知道朋友家在哪而难以达成，还不断被成人世界的逻辑打断，比如妈妈派去买面包、而爷爷又要他去拿烟，仅仅是为了教育他做一个负责人的人；另有粗暴的叔叔要从作业本上扯一张下来。
希望总是一次次落空，却没有在中途停下，直到最后真的没有找到，小男孩回到家中，委屈得想哭。妈妈嘱咐他吃饭时，他说我不想吃，我要写作业。接着，大人们沉浸到各自的事物和思绪之中，除了小男孩，没人知道过去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
对题材的限制或许是阿巴斯等一众伊朗导演选择拍摄儿童电影的主要原因，但好的艺术家向来可以在有限事物中洞穿永恒，如阿巴斯在访谈中所言：如果我们怀着尊重把某一平凡的事物放到画面中去，并为这些事物找到合适的位置。所以出现在他电影里的总是贫穷乡下小镇、最不起眼的人，一日三餐的日常和劳作，从人们的衣着和谈吐透露出严格戒律、年轻人和长者隐约对立。
然而很难在他的电影中看到真正的矛盾，情感隐藏在克制平静之后，《橄榄树下的情人》里，男人对女孩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起... ... 爱的邀约也是那么平淡且被女主角更隐秘的方式拒绝，她坐在门边，听到这些话时头没有从书里抬起来一下... ...
电影里没有政治和宗教元素，我想并不仅仅是被审查规则所限，更重要的是阿巴斯信任生活本身，生生不息的生活中蕴含着人类的本质，其坚固不能轻易被任何宗教和政治动乱所撼动，更不会被贫穷落后而抹煞。它们就在那儿，在我们茫然参与和改造世界时，需要的，或许还有一双静观之眼。 导演把静观之眼交给了自然却毫不简单的镜头跟演员，这两样保证了他的影片呈现最质朴真实的风格。长镜头总是跟随着角色，或者在场景中记录人的活动；而绝大部分演员要么业余要么完全是拍摄地的居民，所以电影超出掌控之外反而是常态。
也许有人觉得这是另一种炫技，其实并非如此，阿巴斯更像是一个不断对生命进行思考的智者，他认为“生活中私密、重要的是在一切掌控之外的事情”，为了让这些事物本身显现，他选择最自由的拍摄方式，因此电影中的戏剧冲突少得令人唏嘘，而且罕见明确态度，一切都是半遮半掩，如生活原本的样子——谜。也因此有人彻底晕了，睡倒在看片的中途，醒来后不知所措，继而咒骂——什么玩意！
而阿巴斯在一次访谈里的话让我感动：如果能在我的作品和我本人之间选一个留存的话，我希望我本人留在世间，而不是作品。可以想见他是个多爱生活的人，近几十年来伊朗发生的动乱并没有让他沮丧，反而激发出更要使劲生活的决心。表现在他的电影里，就是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长镜头中对风景的不断描绘，平静对话里饱含着微妙情绪的张力，还有点缀在简陋和平凡中永不枯萎的花。 “在这，每当置身卑微的存在， 我感到我的思想 在最破败的街道中变得无比圣洁。” 完 喜欢本文，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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